邱妙津，1992年：酷儿与飞鸟
2011年9月4日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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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纪大伟
我跟邱妙津曾有一面之缘。在金马国际影展的放映场地，台北市六福客栈旁边的长春戏院。当时应是十一、十二月的冷湿深夜，影迷在麦当劳里里外外等朋友，抽菸，并且跟陌生人求购或兜售影展票。就是在这样的场合遇到邱妙津，她跟我搭讪，问我有没有票可卖她。我认得出她，因为当时她已有文名，对当年的文青而言是校园传奇人物。黒夜中她是身躯瘦小的僧侣。她不会知道我是谁；我当时还没开始写作，也还不知道1992年的金马影展会带给我深远影响。
1992年，金马影展首次推出“同志单元”，在影展期间密集放映欧美为主的同性恋主题电影。这些原本在香港展出后来顺便来台绕境的电影贴上了“queer”的标签，而“queer”一词被香港影评界称为“同志”。 “queer”和“同志”两词在那年头的台湾还没有被启用，通行的词唯有听起来很刺耳的“同性恋”，听起来较不刺耳但太拘谨的“同性爱”（以及完全不堪的“变态”等词）。香港影评人林亦华在影展期间访台演讲，青春正茂英姿焕发，向坐满长春戏院大厅（现已改为小厅）的听众畅谈“queer”以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硬道理。
很多人回顾台湾同志文化发展史的时候，都会特别强调1992年金马影展的传奇，彷佛那个魔术时刻是历史的分水岭。姑且不论这样的谈法是否浮夸（我们是不是选择性地把时间的放大镜瞄准了某些太被宠爱的时空，结果放大镜收集的光热在历史的局部烧出破洞？），我想转而强调“物质面”，或文化的“物质基础”。1992年，个人电脑尚未流行，windows作业系统还没席卷台湾（我自己应是在1994年才开始在个人电脑上使用windows），几乎没人听过什么是电脑网络。当年同性恋的身影，只飘浮在某些名声诡异的公园，报纸刊载的某些社会新闻，通俗心理学书刊中的变态心理
学专章。
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也就是说，下载图片影片都无从想像的年代），想看到人模人样的同性恋者，台湾就只好外求：提及同性恋的翻译文学，从国外偷偷走私回台的外国同性恋画报，外电报导的国外同性恋大游行等等。相较之下，走进名声正high的影展，跟满场求知欲强的观众一起看国外进口的同性恋电影，在众人屏息的氛围中直接承受大银幕的声光洗礼。其他偷读国外同性恋图文的动作都是个人私底下进行的，而影展却提供了集体观看同性恋的正当机会：这种一大群人一起公然关心同性恋的盛况，是台湾前所未见的。正是因为当时台湾同性恋文化的“物质基础”比较困窘
，1992年金马影展才似乎具有画时代的意义。
然而1992年的经验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台湾新一代同志生活的诞生。还要等个几年。1992年在台湾看到外国进口的同性恋并不等于在台湾看见台湾在地的活人；1992年的经验与其说真的是台湾人前所未见的，不如说是台湾人既有经验的重演：美好的多元生活价值观彷佛都只存在国外，而台湾还有得等。
(略）
我记不得是不是在1992年的影展碰到邱妙津，或许1992年的时候她并不在台北淋雨。但我满确信她透过历年影展以及大学生私下流传的盗版VHS录影带看了大量外国电影，而这些外国电影是她飞往法国之前的行前自修教材。外国电影这种教材至少有两种大异其趣的暗示：一，电影中的那些爱情故事也可能在台湾生根发芽；二，电影中的情爱不可能在台湾实现的，唯有飞到拍片的场景（如，巴黎）才可能亲炙。在那年头，有些人相信了这第二种暗示，努力飞出台湾，成为他乡的漂泊离散（diaspora）主体。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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