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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清鸿 和 纪大伟。2017.03.02
#巨大人形电灯泡的回合
这期的《联合文学》开始跑预告之后，我已经被问了好几次“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这里隐然有一个圈内外的边界）本来还不觉得怎样，但杂志目录出来之后才发现好像真的有点像去乱入的。不过身为一个文学史研究者，不小心出现在那里好像也不意外嘛，嗯，大概吧XD
好的，总之担任大伟的指定打席，原先是预计由我来主持双伟对谈，但后来变成我跟盛浩伟的提问，最后在现场，其实演变成像是纯聊天的感觉。很开心，但还没有聊到我对《同志文学史》的千千结。
毕竟“文学史”，或说“历史”作为一种以口语和书面形式验证某种主体存在的，不可靠的“证据”，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沉重的概念。在这当中，实在有太多值得探究的话题应该好好讨论。尤其是大伟提到，这本书对话的对象，其实是许许多多的“老绿男”（因而这本《同志文学史》搞不好比很多台湾文学史更台更独／毒），“老绿男”这个词汇像一把手术刀，精准的切入了“台湾文学”跟“同志文学”的界线。
回顾从战前的“乡土文学”、战后的“本土论”开展、确立而来的“台湾文学”“史”，应该可以说在1980年代以后，伴随着“台湾性”的被肯认，民主化与自由化的进程，包括“女性主义”、“性别”、“同志”在内的许多议题（例如族群、政治、自然／环境等等“喧哗众声”）才在“多元”的口号中被撑开了。
然而，台湾文学史建构主体的认同焦虑，是否来得及面对这个“多元”的局面？面对族群、性别、环境等等议题对“台湾”这个主体的想像和欲求？至少以“同志”目前的情况来看，是没有办法的，或说还不理想的，许多信念和价值，都还在传统跟保守的场域里面，带着伤痕持续的战斗著。
但讽刺的是，台湾文学跟同志文学的命运竟然是那么相近的互补：台湾文学在国际场域里面仍旧存在着面对“中国”、“中华”的主体性胶着／焦灼，但同志文学却是世界性的潮流，可以相对容易地跨越上述困难，比台湾文学更好取得优位（特别是当台湾有可能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志婚姻合法的地区），但同志文学反应的却是这块岛屿上因为一夫一妻、因为一男一女而造成的压抑，“台湾”有可能最先让同志获得同等的幸福，但幸福仍旧一步之遥、爱得辛苦。
也因此，我有一个最重要的提问是：同志文学的作者／读者如何在“台湾文学”的范畴中安放自己（大伟说这个问题太学院的文诌诌的），会不会是岛屿上的同床异梦？我们在成为“台湾人”之前，总是忧郁著，什么样的台湾人才值得我们成为？（史明欧里桑说：成为台湾人之前，先成为一个好人，他觉得人家男男女女结婚干你屁事）
大伟的回应在这期专题里面，他总是不会说死，不会有肯定的答案，但“弹琵琶”式的缠绕心思，已经把台湾在地脉络的同志处境描述得很完全了。
在“独”里面，我们要什么？一句话，又独又爱才是爱歹丸，就像这块土地没有因为谁从哪里来就排斥谁，只要你真心爱着。
＃研究方法的问题也很重要喔
＃很重要所以下次再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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