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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报 高雄同志游行诉求具体 拉高抗争强度 文/宋瑞文
民进党政府上台后,由于过去和社会运动的关系相对友好,选前有意见认为,之后将进入“
社运黑暗期”,然而华航罢工、反劳基法84-1条(责任制)、反台南铁路东移等抗议不断,
人民走上街头的需求并未因此大幅衰退;与此同时,连向来相对温和许多的(高雄)同志游
行,也拉高了抗争强度──提出具体主张。
提出具体主张,在许多大型抗议游行里,是不可或缺的活动目标与基本要素,如反核游行要
求废核、移工游行要求休假,而不只是标举“环境正义”、“照顾正义”等精神上的口号。
既有具体诉求,便没有模糊空间,政府不能只是表示同理、感到遗憾就了事,必须拿出具体
作为做为回应;游行群众也有(某一种)明确的成败标准,无法因为“难得大家一起上街”
“有让社会看到就是成功”就感到志得意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欢唱乐舞也不能粉饰伤痕
。
尽管(向政府提出)具体主张的重要性不证自明,不过在过往的台湾同志游行里,却难看到
着墨,游行人数年年增多,处境与制度上的改进,却和游行本身关系不大,例如去年在各地
兴起的同性伴侣登记,或者长照法反歧视条款等,多不在游行的诉求之列,难说是因为同志
上街而得到的权益果实(例外是2015年底由非同权专门团体、能盛兴工厂所主办的台南同志
游行有登记制等诉求、台南市政府于隔年1月开始办理),充其量只能泛泛地说,增加了同
志议题的曝光度,或许间接地促成进展。
不管是“要正义”或者“反歧视”,政治人物仅仅表达同意支持时,群众也还要追问:“那
要如何得到正义?”“那要如何减少歧视?”反过来说,同志自己标举这项诉求时,也该写
出具体主张,否则旁观的社会大众,大可用“我身边没有人歧视同志啊”、“极少数案例不
代表普遍状况”等主观标准,恣意认定上街游行没有必要,一如许多歧视的人,常认为自己
并没有歧视,可见看法差异之大;反之,诉求具体,可减少不必要的争执,让运动向前一步
的推力,集中起来。
观诸今年高雄同志游行的具体诉求:“教育局应彻查高中以下各级学校彩虹妈妈及得胜者课
程实施现况,并规范其退出校园”、“教育局应针对技职教育体系之公民课程及专业科目加
强性平课程实施”、“劳工局应调查并公开市府各相关单位性别主流化课程实施状况(包括
讲师及讲题)”、“劳工局应对一般商家及企业进行劳动检查(尤其服仪和职务分工等项)
,以落实性别工作平等法相关规定”,问责对象明确,再也不是范围笼统的政府与主流社会
。
大体而言,上街游行,是时间短、成本高、强度大的武场,原本就是争取具体目标、需要拉
高抗争强度时才会采用的手段(无法和政府沟通才上街),诉求若是包山包海,甚至空泛虚
无,等于奋力一击而难竟全功;反之,弭平差异、期待社会了解认同等目标,比较适合演讲
、座谈、电影放映等文场,更具交流作用与讨论空间的方式,方便化解误会、消融歧见。
这次,高雄同志游行提出具体主张,给予政治人物明确的评分标准,对于台湾社会迈向不问
立场党派,只求是非公断的成熟阶段,绝对有其效益,在此祝福游行成功、台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