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之九，Z。
从去年刚满二十一岁，写到现在，二十二岁生日过去不久，仅仅八篇。觉得自己好像忘记了太多东西，虽然似乎也没在认真地记住什么。
2016年的今年夏天，新闻说这可能是史上最热的一年，大四毕业了，忽悠地想起十年前，国小毕业的那天。
某种程度上，我在小学的童年时代是个问题学生，打架、顶撞师长样样都来，爸妈被叫到学校，代我向打伤的同学家长道歉、处理我闯的祸，或是导师来电垦谈的次数，更不在话下。
又因为班级制度，让我小学三年级时转学过去的那间学校，必须要同班四年，直到毕业。在班上，没有住得离家近的同学，自然和刚升上三年级，在原校有认识、熟悉的同学不能相比。
我在班上，像是一块孤岛。
也不知为何，叛逆来得过早，我总是挑衅班上几位男同学，和他们打架，小时候就人高马大的我总是打赢，然后被老师阻止、带去办公室。一次一次被训骂，罚抄课文，我却享受那样被看见的感觉，甘之如饴。
讽刺的是，后来班上联合排挤一位同学，总是不在圈圈内的我，受邀一同参与霸凌。
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到他们的圈子，却建立在瘦弱、无助的被霸凌者身上。后来我总在想，若是我不够强壮、不够高大，是不是被霸凌、被排挤的人，就会是我。
于是我更用力地让自己变成那种强势的形象，去进行我外在与内在的改变，不能让其他人发现我其实也是脆弱的。那时仍未想过自己会是个同志，作为一个喜欢男人的男人，但这种形象的培植及长育，让未来十年至此刻的我，深埋在柜子里，少有人窥探而知。
也许，有好一部分的我，从未承认过自己的软弱，以及身为同志的身分认同。
那种从小透过霸凌及被霸凌的双向关系，建造起来的我的形象，是不容许刻板印象中的弱者形象毁灭。
然后认识了Z。
Z是当时班上少数几个身型能与我匹敌的人，却鲜少参与我和其他男生的争斗。
我总是羡慕他，长得好看、运动细胞又好，尽管懒惰了点，却吸引著班上其他女生的目光。那时我总嫉妒于此，急于吸引女生与老师的注意，却总事与愿违，做出一件又一件的蠢事。
我受不了这种情况，某天下课后，出言挑衅Z，然后和他打了起来。
忘了那时谁输谁赢，只记得老师后来追究，问谁先动手，我坦然承认并受罚，感受到班上其他人一副“又是他啊”、“不意外啊”的那种情绪，更让我对Z感到不满。
那年火影忍者刚在台湾上映，风靡各间国中小。我后来一次又一次挑衅Z，他逐一回复、偶而回避。我总觉得当时愚蠢的我，就像火影忍者里面的鸣人，而他是佐助。无关复仇，却是一种身分地位的断层，Z会画画，运动又强，长得好看。而我，只能用一次又一次的恶作剧及打架，吸引他人注意，让当时忙于工作，鲜少关心我的父母多关心我一点。
后来，我不好意思地对Z释出善意，他也装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地，回应了我。
也许真的像鸣人和佐助一样吧，不打不相识。我和Z变成了好朋友，偶尔还是会意思性地打个架、斗个嘴，但那也只是国小生的无聊把戏而已。我和Z的关系连待至我和班上其他人的关系。更多时候我是感谢Z的，将我从国小的叛逆与亟欲受到关注的渴望里救出，慢慢地走回正道。
然后，2006年夏天，国小毕业了。
那年，SARS的疾患过去数年，人们逃离咳嗽与面罩的恐惧，圣婴现象开始受到社会注目，环保、绿能概念也正缓缓发酵。
2006年，捷运板南县向左延伸至海山、土城一带，关于陈水扁政府的种种流言开始传递，新闻上总是出现其千金受扰而咆哮等，那些令人感到可悲的讯息。
那年，我和Z毕业了。
毕业典礼结束后，整个校园都没有人了，夕阳正下，我和Z缓缓走出大门。
那时若有人问我，你最好的朋友是谁，我都会说，是Z。
我和Z坐在门口旁，看着天空的夕阳艳丽似火，云霞燃烧，像是集满了鲜血的眼睛正在注视。
我告诉Z，明天，我就要搬到新竹了。
Z没有多大反应，之前我也告诉他过。
“你是我的好朋友。”
“嗯，我会记得你的。”
Z说他要回家了。他步上校门旁的天桥，我目送著。
天桥上的天空橘红一片，云层汹涌，风正要起。
我忽然想起今天是6月14日。Z的座号是6，而我的，是14。
十年之后的现在，大学毕业了，没有什么矫情或是特别记住、忘记的人，似乎大家都习惯于此，习惯离别在身上留下的每一个伤痕，让它慢慢凝固、缓缓痊愈。
可是我永远记得Z在我生命中的意义，在我最孤独的时候，拉起了我。
“你是我的好朋友。”
“嗯，我会记得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