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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同性恋就是“落后” 为什么“歧视”同性恋？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07月05日 星期日
强制式的社会养老大规模普及，并取代家庭养老，确是客观上加速了同性恋合法化的过程
。
美国最高院近日以5：4的票决，裁定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 此举引发部分国人的艳羡，
视为“伟大时刻”。
经济学的解释传统鄙视这种粗暴的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而是要求先解释清楚为何有此重要
现象，才能做合理与否的评判。 即要问人类数千年以来，无论地域种族国家，多选择在
日常伦理或宗教教义上歧视“同性恋”，视之为“异端”或“邪恶”，而至近代，却对同
性性行为日渐宽容，连同性婚姻都在21个国家被承认了。
汉语词汇中“歧视”是个贬义词，易让人心生反感。 其实英文的本意是“discrim
ina-tion”，译作“区别对待”更恰当。 日常生活中，“区别对待”无处不在。 一款LV
的包包，在专卖店售价2 .5万元，有钱能买，无钱免问。 这其实是以价格做“歧视”，
区分不同购买力。 “市价”是最常见到的“歧视”了。 其实，“歧视”的本质，就是区
分并表示“不同价”之意。 只不过这种区分或替代度量的准则不单单是“市价”，有时
是衣着、品牌、组织、宗族、种族、肤色、性别、地域、国籍等。 这种简化下的“区别
对待”，有时是故意而为，“觅价”以求收入的最大化，有时是为了传递商品或服务的品
质，有时是为了降低沟通的讯息费用，有时是为了降低某一合约执行的成本，有时是为了
约束参与竞争者的人数，有时也可能是某一利益团体不顾整体社会产出的自私逐利等，不
能一概而论。 评断“合理”与否，是视具体时空下的局限约束而定。
同性恋被视为“异端”，被“歧视”，反映的是社会禁制这一行为，让“出轨者”付出风
俗道德上的压力代价。 同性婚姻不被承认，也即在法条上不承认并保护这一“组织”产
权的有效。 其实，“歧视”同性恋，目的是要维持家庭组织或家庭合约的“有效”。
专偶合约的本质
人类的婚姻制度经过漫长的数万年的演化，从初民时代的群婚乱交，到血婚、伙婚、偶婚
制，再到目前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为主体的专偶制，其演化是哈耶克意义上的“自发制度
”了。 为何会固定到现在的专偶制？ 长沙理工大学的朱锡庆教授在“最原始的问题：爸
爸是谁”一文中，给出了精彩的解释。 原来是为了确认“爸爸是谁”，避免近亲繁殖。
近期繁殖造成后代品质低劣，比如死亡率高、先天畸形、体弱多病、痴呆等。 对此，现
代遗传学已有确切的科学解释，即从相同祖先处获得了较多的相同基因，提高了对生存不
利的隐形有害基因在后代中相遇的概率，使后代遗传病的发病率飙升。 群婚、血婚、伙
婚和偶婚，都避免不了近亲乱交。 人类在漫长的交配活动中逐步发现，因为“妈妈是谁
”，哪一个女性生出孩子，简单易辨。 而只要确定了“爸爸是谁”，近亲乱交的问题即
可以迎刃而解。 为了确认“爸爸是谁”，后来发展出一套制度，即约束女性一生只跟一
个男性发生固定的性关系，即可确认“爸爸是谁”，这就是专偶制。 跟着发展起来的沿
著父方的姓氏，字辈制度，实际上也是协助并清理“血缘关系”，避免近亲乱交。 中国
在周代已有“同姓不婚”的禁忌，说明对此的认识当时是领先于其他族群的。
要指出的是，性交不仅仅可以繁殖后代，也是一种纯粹的身心娱乐。 无论男女，皆有多
偶的倾向。 传统的专偶制禁止女性偷情，却允许男性多性伴，所谓的“三从四德”，出
嫁前把女性的产权界定给父亲，出嫁后把女性的产权界定给丈夫，部分也是为了在道德伦
理上，约束女性多偶的天性，协助确认“爸爸是谁”。
而随着现代避孕技术和D N A技术的出现，交配的繁殖和娱乐功能可以分离出来，伦理道
德对女性的约束降低，女性多性伴的行为大增，婚前性行为变得常见了。
抚幼养老是目标
一夫一妻制是为了避免近亲繁殖，更好地实现种的繁衍。 种的繁衍的内容就是抚幼养老
。 人类的婚约演化到一夫一妻后，就可以沿着父系延续下来的血缘关系，精确地界定产
权，比之前的血婚等其他婚姻合约，更好地实现抚幼养老。
这是什么意思呢？ 人在年幼时不具备生产能力，到年老时生产能力下滑又很快，“专偶
制家庭”是一个可以平滑个体一生的收入水准，实现抚幼养老功能的“合约”。
每个个体刚出生时，饮食起居、升学教育等要有投入，此时不可能向社会借资，因为存活
与否，未来收入水如何，能否还款等难以预测，讯息费用太高；年老丧失生产能力时又需
要收入养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也就是说，因为讯息费用太高，一般意义上的借贷市
场在抚幼养老上是失效的。 人类于是选择了这种父母抚养孩子，而年老时被子女赡养的
“隔代养老”合约。
这“合约”的存在，是由父子之间的直系血缘关系，由这种“亲情”关系来维系的，要求
的是“父慈子孝”。 当然，个别家庭也存在“父不慈，子不孝”的问题，所以在风俗伦
理的要求是孩子长大后要有“孝心”，以协助并降低履约的成本。 尽管不能百分百保证
，但依靠血缘关系和风俗伦理的约束，是能够大致解决这个问题，不会引发整个社会抚幼
养老的系统性风险。
这里要指出的是，专偶制家庭下父母选择生几个小孩，生还是不生，均衡点在抚养成本和
收入(天伦之乐加上养老)的比较。 若多生一个孩子的边际收入大于抚养成本，则选择多
生。 实际上，无外界因素干扰的情况下，父母也不会选择无止境的生育，而是要受此“
均衡”的约束。 也就是说，父母选择生孩子，与其他投资是一样的。 这样说似乎没有“
人情味”，但确是经济规律。
在农耕时代，体力是产出(收入)的重要变量，男孩女孩的抚养成本接近，但在产出上，男
孩往往要比女孩高一些。 更重要的是，女孩成年后就嫁出，不承担父母的养老责任(支出
)，于是就出现了“重男轻女”现象，即在衣食教育等方面的投资上，更偏重于男孩。 这
种“区别对待”是由于男孩女孩不同的投入产出比造成的，并不是真的“歧视”女孩。
为了补偿父家对女孩的养育投入，夫家往往要在迎娶时，给予女方一笔丰厚的“彩礼”。
而在食物资源短缺的非常时期，常见到“溺婴”现象，溺女婴的比例一般要高于溺男婴
。 说来“残酷”，但背后道理是一样的。
为何要歧视“同性恋”
男欢女爱的“异性恋”是人类的常态，占多数，而同性恋是“异端”，比率也低。 既然
同性恋属“你情我愿”的欢愉，世俗伦理，宗教教义以及法律法条为何会“歧视”同性恋
呢？ 答案就在于同性恋不仅仅是“你情我愿”，其行为具有“外部性”，本质是对家庭
抚幼养老合约的“违约”。 若大规模出现，则会毁掉这张“合约”，不利于整个社会种
的繁衍。
男男恋中断了抚幼养老在家庭代际间的“传承”，即使允许他们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
允许收养孩子，但因无直系血缘关系的约束，“抚幼养老”的履行也要大打折扣。 而女
女恋则背离了父母的投入产出预期，使其的抚养成本得不到“彩礼”的补偿。 若大面积
的出现，父母选择性生育，“留”男“弃”女将会成为常态，因为此时抚养女孩的边际收
益要远远小于男孩。
也就是说，人类在以专偶制这张家庭合约为主体，实现“抚幼养老”的种的繁衍功能时，
不仅在伦理道德上弘扬“孝道”，以协助合约的履行，也同时在伦理道德上“歧视”同性
恋这种“违约”的行为。 弘扬孝道和歧视同性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确是事物的一体
两面。 只要家庭抚幼养老这张合约仍旧是主体，“歧视”同性恋就会发生，同性婚约就
不会被法律认可。
而近年来，为何社会对同性恋越来越宽容了，甚至在21个国家，同性婚姻已被法律认可，
就在于社会养老的出现，使得家庭这张合约的功能出现了分化。 本文无意追溯美国同性
恋合法化的历程和细节，只是指出是“社会养老”这一关键局限出现，才使得同性恋合法
化成为可能。
社会养老或称“公共养老”，本质上是政府强制要求参与的储蓄养老计画，源自1935年。
它要求民众在年轻时按月度缴纳养老金，退休后领取。 实际上仍是代际养老，即年轻时
缴纳养老金支付已退休者，轮到自己时，领取的养老金则来自于下一代年轻人的缴纳。
社会养老在上个世纪被大规模铺开后，就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家庭养老。 既然养儿不再是
为“防老”，则下一代的性行为就无须再约束了。 也应该看到，恰是这种抚幼收入的剥
离，造成了西方社会养老的国家，父子之间亲情淡泊，“孝道”丢失。 当然，也较少有
“重男轻女”的现象。 既然收益下降，父母在孩子的抚养投入上也跟着下降了，往往是
成年后就不再过问，甚至子女大学读书的学费，都靠借贷市场，由子女自己支付了。
社会养老的弊端
要指出的一点是，随着农耕时代步入工业时代，劳动效率的提高，财富的累积和借贷市场
的发展，私人储蓄养老和商业养老成为可能，家庭式的“养儿防老”的比重有所下降，民
众对同性恋行为会日渐宽容。 但强制式的社会养老大规模普及，并取代家庭养老，确是
客观上加速了同性恋合法化的过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农耕时代家庭养老为主的背景下，“歧视”同性恋是一种伦理
道德的约束，目的是为了维持家庭合约，并将同性出轨行为的“外部性”内化为私人成本
。 而随着社会养老的普及，养老功能从家庭合约中分离，同性恋合法化才有了基础。 这
并不是观念或时代的“进步”。 放弃局限转变的科学解释，而把这一重要现象视为笼统
的“观念”进步，是一种智识上的“偷懒”了。
考虑到所有的局限约束，“帕累托最优”总是实现的。 因此，不能认为在仍以家庭养老
为主的国家，“歧视”同性恋就是“落后”，或在强制式社会养老为主的国家，同性恋合
法化就是“进步”。 若非要做“高下”的比较，问题其实要替换为：家庭养老合约和社
会养老合约，哪一张成本更低，或哪一张能更有效地实现养老目标？
答案可能让支援同性恋合法化者失望。 人类的制度或合约的安排，尽管从长时段来说，
是沿着降低社会成本的方向演化的。 这也是知识积累的意义。 但在某一时段，有可能是
一步三退，非线性直行。 强制式社会养老看似可以解决了零星出现的“父不慈，子不孝
”的家庭养老合约的“失效”问题，但反过来，确是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养老的系统性风险
。 欧美各国近百年来的实践表明，这张强制式养老合约恰是把政府财政拖入破产境地的
“罪魁祸首”。
原因就在于“强制性”，由政府来“统收统支”的结果是个体很难看清这张养老合约的投
入与产出的关系，从而带来较高的讯息费用。 养老金一旦由政府接手，就变成了“公有
资产”，管理者不可能像管理自家资产一样尽力尽心，而为了避免被滥用，也一定对其的
投资进行重重限制，带来的结果就是养老金的投资收益一律较低，甚至跑不赢通胀。 此
现象全球皆然。
由政府强制参保虽然可以迅速扩大基数，但它不能像商业养老一样调整费率，甚至索性拒
绝风险太高的人投保，结果造成类似“公海”的巨大租值耗散，养老金存在巨大的亏空。
靠不断扩大基数，强制要求年轻人全部参与不再奏效时，只能靠财政补贴。 而财政补贴
仍旧是来自于纳税人的纳税，羊毛出在羊身上。 养老亏空不断扩大，领取的支出远大于
新缴纳的收入，最终是财政被拖入破产的深渊。
另一个尴尬是，在投票民主制度下，一旦一国织成强制社会养老合约，就很难退出。 正
在领取退休金的老年人不同意，而一直在缴纳却还未享受到好处的年轻人更不会同意。
于是，只能把这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 有人将社会养老比作代际间的“庞氏骗局”，是
很准确的。
文：陈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