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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作呕的老淫虫”北韩政府如何对待同志？
史上第一位北韩出柜同志的心酸告白
北韩男子张英振1997年变节，抵达韩国时，官员盘问了他五个月，
要释放他时还是有点犹疑。官员还有一条很重要的问题未有答案：
两韩边界驻有重兵，张先生为何甘愿冒险越界呢？
“我是因为对着太太提不起性欲才来的，要说这句话太尴尬了。”
张英振（音译，原文为Jang Yeong-jin）说。“我解释不到是其么事
令我如此心烦，令我在北韩生活如此悽惨，来了韩国才自知是同志，
甚至是来了才知道什么是同性恋。”
张先生今年55岁。从北韩变节到韩国生活的人不少，出柜同志却只有他一人。
2004年他被骗去毕生积蓄，于是找推动同志平权的人帮忙，
性倾向因此而短暂公开。他自此在韩国生活得很低调，
因为同性恋在那里一般被视为禁忌。
四月底，张先生出版自传，题为《红色荣耀的印记》（暂译，
原文为A Mark of Red Honor）。他在书中和最近的访问中描述在北韩的生活，
诉说自己身为同志，在这个极权统治国家成长的经历。
他说北韩政府坚称该国并无同性恋这回事，因为北韩人民都是
“心智健全而道德高尚”的。
即使去到资本主义的韩国，张先生的生活也不容易。
他形容自己是“双重异类”，又是北韩难民，又是同志。
“在北韩，一般人都无同性恋这概念。”朱晟和（音译，原文为Joo Sung-ha）说。
九十年代他在平壤精英学府金日成大学读过书，
现时在韩国的主流报章《东亚日报》当记者。
“在我读的大学里，可能只有一半学生听过‘同性恋’这词语，
然而大家都只是当那是奇怪的精神病，患者低人一等，只是堕落的西方国家才有。”
北韩无法例明确禁止同性恋，但恐同气氛还是很强烈。
例如去年，澳洲前法官领导联合国人员调查北韩有否侵犯人权，
北韩政府就说他是“令人作呕的老淫虫，四十多年来的事业就只有同性恋。”
张先生在北韩东岸的清津市长大，自小都无听闻过同性恋这回事，
即使年少时暗恋一名叫善哲（音译，原文为Seon-cheol）的男孩，
也不知所以。他们搬到平壤后在不同的学校读书，但仍然是朋友。
“地铁挤迫时，我会坐在善哲的大腿上，他会从后抱着我。”张先生说。
“别人都不以为意，只当我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
二人1976年分开，那年他们17岁，都要入伍。在军队里，有亲密接触是为了要生存。
“冬天士兵只得两张单薄的毛毡，暖气也不够，晚上我们会找个拍挡
抱着取暖睡觉。”张先生说。“共产党常说‘革命情谊’，我们就当那是革命情谊。”
有其他从北韩变节的人说北韩军中有同性恋行为。北韩士兵都必须服十年兵役，
见到异性的机会很少。四位在北韩本来是当士兵和警察的女士，
四月在首尔开了记者招待会，讲述亲眼见过的性侵犯事件。
其中一人道出女同志军官狎玩新兵的事。
“性侵犯事件很多，晚上有人会抚摸我们的身体。”
前北韩军官崔容勋（音译，原文为Choe Jong-hun）
八月在韩国有线电视台朝鲜电视的访问中说。
“不过后来我们自己都会有新兵跟我们睡。”
张先生说在他参与过的前线队伍中，军官和高级士兵会利用苹果等食物，
利诱他钻入他们的被窝。他说自己晚上在风雪中站完岗后，
会伏在喜欢的排长“怀中”找慰藉。韩国会将宣传声带广播到边界的另一边，
引诱又冷又寂寞的北韩士兵变节，说会给他们“肉食、每月休假和漂亮的女人”。
张先生1982年患上肺结核，于是退役了。他回到清津市，在港口当上无线电通讯员。
1987年，他盲婚哑嫁娶了一位数学教师。
“北韩的男同志无论喜欢与否，大都会结婚，因为他们只知道要结婚。”
张先生说。“我新婚那天晚上想起了善哲，便碰也不想碰太太。”
二人结婚多年都生不出孩子，于是应家人要求去看医生，看看是否身体机能不正常，
结果当然不是。张先生提出离婚，但遭拒绝。他的太太求他不要离婚，
怕因此而失去教席。他再次联络上善哲，善哲也退役了，娶了一位护士，
生了两个孩子。
这对朋友间中会探望对方，双方的太太都容许他们一起睡，
认为他们只是自小已习惯这样。有一天晚上，张先生悄悄离开太太的被窝，
睡到善哲身旁。不过善哲没有理会，只是继续打着鼻鼾睡觉。
“就这样，我终于知道自己是活在监牢里，没有希望。”他说。
“我想好像雁一样飞走，也想将太太从无爱的婚姻中释放出来。”
1996年冬天，他游泳渡过冰冷的河到中国。他花了十三个月找办法到韩国，
但是徒劳无功，于是1997年偷偷回到北韩，再爬过边界到韩国。边界满布地雷，
能活着越过的变节者寥寥可数，他是其中一人，而他变节的事也上了报章头条。
在韩国，他说出了婚姻破裂的事后，官员终于释放他。不过，
张先生当时还未完全了解自己的性倾向。直到1998年，
他看过一篇有关同志权益的文章，情况才有变。文章附有图片，
里面有对同性恋人在亲吻，又有两位男士赤裸躺在床上，文中还说到首尔有同志酒吧。
“我开窍了。”他说。
不过，张先生到韩国生活后，经历也是十分痛苦的。2004年，
一名男同志承诺与他一起，结果却带着他的所有积蓄潜逃了。
不久，他又得悉自己变节后，家人便被人从村里赶走，
后来在北韩的三位兄弟和一位妹妹死了。
一位变节者在北韩已经认识张先生一家，他说张先生的太太也从村里被流放了，
但后来又准许她回去。那位变节者不想公开名字，因为他还有家人在北韩。
张先生天天凌晨四点到下午四点，在首尔市区一幢大厦做清洁，以此为生。
他承认这种生活不容易，但总比在北韩生活好。
“北韩很多同志生活得很惨，却不了解原因。”他说。
“不了解自己是会过得很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