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市一名曾有贩毒等毒品前科的男子， 2012年上网认识多名男同志，陆续约到住处嘿咻
，事后男子因毒品案遭判刑，法官发现男子竟罹患爱滋病，向检方告发男子涉嫌传染他人
爱滋，不料检警找出曾和他约砲的11名男同志，他们竟供称，早就罹患爱滋病，台北地检
署认定这11人明知染病还和这名男子无套性交，今依违反《人类免疫缺乏病毒传染防治及
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传染未遂罪起诉11名男同志。”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20171109/1237943/
爱滋病可以入罪化的正当性，是因为传染途径被认为是可以选择的个人行为（性交、捐血
、捐赠组织器官），所以感染者应该自己节制，“不要出来危害社会”。尤其性又被当作
是要最先退让的需求，身体残缺、患病、贫穷的人，可以吃饱／睡饱／活得下去就够了，
怎么还奢求可以有性？因为自己不克制“没有满足也不会死”的需求而害人感染，不就更
该死？因为如此，这个特殊化的罪章才得以入法。
《人类免疫缺乏病毒传染防治及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第21条：
明知自己为感染者，隐瞒而与他人进行危险性行为或有共用针具、稀释液或容器等
之施打行为，致传染于人者，处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明知自己为感染者，而供血或以器官、组织、体液或细胞提供移植或他人使用，致
传染于人者，亦同。
反对这个法条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质疑这是把疾病入罪：列管的感染者身分，成为蓄意感
染罪的构成要件（法条中的“明知自己为感染者”），形同将感染者身分在法律上分隔出
来。如果要惩罚造成他人身体危害的行为，也可以适用伤害罪、重伤害罪，在量刑的时候
考量当事人隐瞒病情造成对方危害的行为是否要加重处罚，而没有必要将爱滋病另外定罪
。
第二则是把“感染者的危险性行为”入罪化。危险性行为的风险一定不只是爱滋病，还有
各式各样的性病，但只有传染爱滋是犯罪，传染其他性病就不在法律管制范围内，这样将
爱滋病特殊化的法条，只是与消除爱滋恐慌和污名的方向相悖。此外，将双方达成合意要
进行的任何性行为，用法律去管制甚至入罪化，就像通奸罪一样是加强好、坏的性之间的
价值阶序而已。
第三，此罪刑只加在感染者身上，等于是将当事人行为的该次“传染”视为单方向的加害
－受害关系。但“受害”的一方在感染之后，也就变成了法律下的预备加害者身分。甚至
更荒谬的，两个感染者的性行为会让双方都被定罪。
对比这部法的第一条“为防止人类免疫缺乏病毒之感染、传染及维护国民健康，并保障感
染者权益，特制定本条例”和第四条“感染者之人格与合法权益应受尊重及保障，不得予
以歧视......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只能说管制思维的幽魂还是未散，分殊化与混合
体的增生仍在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