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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回应从来不是靠论述──专访《街头》导演江伟华 文／林怡秀
电影开始于一间理发厅，站在年轻男子身后的剪发阿姨拿着电剪往他头上推去，从剩余的头
发长度来看，这应该是个准备入伍的人，镜头切换到下个场景，字幕写着：“立院占领第三
夜”。
熟悉的场景与众人聚集的喧譁，不留痕迹地将2014年三一八学运现场的燥热感在影院里铺陈
开来。不同于其他记录社运题材的作品，导演江伟华这部以三一八运动占领立院的二十四夜
、自2008年野草莓学运开始，包括2013年反媒体垄断、大埔事件、强拆华光社区，以及2015
年反高中课纲微调等运动年份为章节的纪录片《街头》，并不试图站在全观性的角度来谈运
动，由他镜头望见的人物也非人们熟悉的学运明星，而是在媒体镁光灯外围的运动核心成员
。影片不交代人物的姓名、没有旁白、配乐低限，这些出场者背景的阙如，也像是将镜头拉
回到运动当下，朝向你我身旁的任何一个陌生人的状态，观众不再只是安稳地阅读资讯，而
是重新被卷入当时的现场，抗争中的街头。
从“广场”走到“街头”
谈起《街头》的内容与脉络，便不能忽略江伟华先前纪录自由广场上野草莓学运的《广场》
（2010），在《街头》里的主要记录对象如张胜涵（曾任台大浊水溪社社长）、张之豪、吴
沛忆等人都是江伟华在野草莓学运期间认识的对象，甚至片中其他参与者如陈为廷等人的身
影，也早在《广场》一片就被记录下来。江伟华谈到，拍摄《广场》之前自己对社会运动其
实没有太多关注，但若回头观察《广场》之前的影片，我们仍可看到一条隐隐贯穿其作品的
线索：“关于年轻人成为‘大人’之前的模糊状态”。
毕业于东海大学美术系、南艺大音像纪录与影像维护研究所的江伟华，自言在就读南艺大之
前，对纪录片几乎没有概念，在大学毕业准备备审作品期间，他将镜头朝向自己的同学，他
谈到：“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纪录片主题就落在大学、研究所这个年纪的年轻人上
。‘是一个成人但却还是学生’的年纪，很难在当下被勾勒出一个确切形状，我对这样的状
态很感兴趣。”
进入研究所后，他也持续纪录这个阶段的年轻人，而后又延伸到与次文化、网络游戏相关的
题目，研三的毕业作品再次回到当时出国留学的大学同学身上，江伟华说：“我的拍摄轴线
离不开那个年纪的人，在他们成为被定型的大人之前的那些选择、状态、困惑等等，我想要
谈的是一个这样的特定群体。”
2008年11月，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进行第二次“江陈会”期间，因政府违反人权的维
安行动、《集会游行法》及警权使用的不合理规定，引发了以自由广场为静坐范围的野草莓
学运。当时已自替代役退伍、开始接案工作的江伟华受到议题的吸引前往自由广场，但他一
开始也仅止于声援、带相机去记录现场，“以前我只参加过一般民众的活动，他们包围陈云
林下榻饭店那晚我有在现场拍照，在自由广场几天之后，我开始感觉这些人做的事情满特别
的，但当时除了媒体之外没有人在录影，所以我就把机器带过去开始拍。”
江伟华谈到，最初他并未想像到这些素材会变成纪录片，但在广场拍摄一周后，他开始认为
需要有一条记录主轴，于是他开始接触场中处理电脑直播的小组成员，“他们的方法让我们
即使回到家中还是可以跟现场连结，这对社会运动来说是新的方法。而在认识直播组之后，
我又间接认识了张胜涵和张之豪等人。透过这个像是社运组织者的社群，他们也会告诉我在
其他运动中可能比较祕密的行动，《街头》里看到2008年之后的几场运动，就是从当时野草
莓（学运）后慢慢跟拍下来的。”
舍弃说明性资讯 让故事浮显
相较于《广场》，《街头》在结构上有更明确的调整，除了准确的角色轴线与更加素朴的影
像感，更将影像以外的“说明性资讯”也被一并舍弃。江伟华谈到：“这几年我愈来愈抗拒
那种不断用影像外的方式说明的做法。既然选择拍片，就是不想用文字或语言去处理故事，
尽可能让影像本身去表现那些文字无法诠释的感觉，所以拍《街头》时，我给自己订了一些
规则，比如不会特地交代角色的姓名背景，影片没有旁白、音乐用得很节制、只用机上的指
向麦克风、不用脚架。我希望观众能被卷进那个现场，所以拍摄上强调现场感。观众不是藉
由文字标签去认识这些人，而是从这个故事本身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也不过就是这个大事
件里面，在你身旁的一个陌生人而已。”
3月18日占领立法院后，运动的整体规模每日以等比级数扩大，对江伟华而言，占领行政院
的“第六夜”是关键，他表示：“一直到3月24日从行政院出来之后，我突然觉得那个故事
好像完整了，在这几天内这些角色全部都出来了，而三一八那几天的经历，也让我觉得有个
故事可以去谈包括先前从野草莓（学运）之后所拍的东西。”相较于其他记录三一八的作品
，《街头》呈现出的“事件感”也许并不那么强烈，但观众可以明显感觉到导演更关注的部
分，是身在其中的人们，江伟华说：“如果是从我个人出发去看台湾这几年的社会变化，其
实我并没有能力去做一个全观性、面面俱到的题目，所以我回到过去拍年轻人的出发点，去
看这些人被置放在一个不寻常的历史事件里，会呈现什么样子，所以故事回到‘人’。同时
，我也花了很多年跟他们成为伙伴、跟他们一起经历各种运动，这些过程反而变成一部片的
血肉。”
《街头》自影片开始便不断累积著来自议场内外的情绪，与体制对峙的压力及烦躁感，一连
串的张力爆发在张胜涵一群人前往占领行政院的第六夜，对江伟华而言，这几天对片中几个
主要角色来说就像是成年礼的试炼，可以看到某些人的身心状态的变化，甚至是更大的社会
环境、世代、体制的缩影。而在经过三一八那几天后，张胜涵这个角色的比重变强，形象也
更立体，他说：“所谓变强，并不是因为他是决策者的角色，而是他在短短几天内经历的情
绪变化，从一开始充满自信到最后有点慌张、激动甚至崩溃的状态，在这样情绪的密集变化
中，看到这个人的转换，片中主要拍摄的几个人彼此也有互相映射或类似的部分，但张胜涵
是最明显的一个，他的情绪转变在这里可以代表某种厚度。”
不仅是运动 更是“人”的故事
从《广场》到《街头》，江伟华的镜头一路望向这些伙伴，在三一八学运结束之后也随着他
们到香港雨伞运动现场，一直到2016年总统大选结束。谈起拍摄的初衷，江伟华表示：“我
对于这些人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有我没有的东西或特质。我的上个世代有野百合，下个世代
有野草莓，‘六年级’好像就是比较乖顺听话的世代。我会对自己这个世代的某些特质、模
样感到不满。身边同年人做的事情都很类似，像是20几岁就会想买车买房，上一代给予的价
值观，我们并不会思考为什么就直接去做。所以当看到野草莓，我开始想他们为什么敢反抗
？他们有什么条件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们的不一样在哪里？”
《街头》的影片简介如此写着：“2009年1月，胜涵与伙伴们在寒夜中离开待了两个月的自
由广场。那是一场始于对成年人怒吼，终于对成年人道歉，什么诉求都没有达成的社会运动
。5年后，胜涵与伙伴们再也不想枯坐在立法院内，三一八学运的第六个夜晚，他们与数千
名群众翻进了行政院，试图提高对抗强度。等待他们的是警棍、盾牌与镇暴水车。接下来的
12小时，或者更久，他又一次被卷入那深黯漫长、被叫做运动伤害的漩涡中。这是关于离开
广场，走上街头的年轻社运者们，在‘成为大人’的模糊边界上，通过失败、选择、确认自
我样貌的故事。”有别于其他讨论三一八学运的纪录作品，江伟华的《街头》沉淀了连参与
者都难以言说的沮丧与失败感，他所谈的不仅仅是那场运动，更是关于人的故事。
影片最末，再度回到那家理发厅，一开始被剃头的陌生男子在两小时的纪录片中被填补了血
肉，导演借由这个对男性而言最易辨识的仪式说明张胜涵在运动过程中的改变，“真正的不
同还是在每一个人，我希望大家能够更细致地看待我们曾认为理所当然的各种群体里的异同
，他们在面对更巨大的事件或结构时，也许有共同的目标与反应，但回到‘个体’状态与条
件，才能更清晰看到每一个不同的 ‘人’的样貌。”江伟华说。
预告 https://youtu.be/JSvAilj7N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