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提供选择，主权归于人民──读《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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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民主化
民主的概念可溯自古希腊，然现代的民主概念则是诞生于18世纪末的西方。若要对民主进行定义，或可通过政体的目的（例如民主应包含自由、平等、博爱）进行，然而这可能会产生模糊的问题，故本书的进路系以“程序”作为民主的判准，即：“民主政治最主要的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经由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这是熊彼得式的民主理解，简言之，政体中的权力者是否系经由自由竞争且为公平、公正、定期且普选的选举产生，这样的民主政治包含了竞争（contestation）和参与（participation）两个面向，并有分析上清晰之优点。然应切记者为这种形式的选举仅为ꔊ蔷D的“必要条件”而已，故依此方式选举产生的政府可能是腐败的、被特殊利益所操纵的或是无法采纳公益政策的，不过，只要是透过这种方式决定权力者，这就是一个民主政体。
“民主是一种公共美德，但不是唯一的美德。”
而本书所关注的不是“民主”，而是“民主化”这一动态的进程，而在这过程中的关键即为透过前述之正当程序中所产生的政权取代先前非以正当程序所产生的政权。第一波民主化是源自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而在著作问世的90年代，正处于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中，根据作者分析提出的民主化浪潮（括号为民主国家数目）之时期如下：
第一波民主化：1828~1926（33）
第一波回潮：1922~1942（11）
第二波民主化：1943~1962（51）
第二次回潮：1958~1975（29）
第三波民主化：1974~（62，预估回潮将减少三个民主国家）
以今日的数据，依照经济学人的民主索引2017，有76个国家属于民主国家，这包括了完全民主与瑕疵民主（注1），对照于90年代初完成的此著作可以发现作者的预估是保守地准确，相较于前两波浪潮中的约莫半数民主国家向威权政权（authoritarian regime，注2）的逆流，作者对于第三波的估计相当地指出今日的民主现况（且不减反增）。
而以浪潮（wave）来形容此政权转化的过程我认为是贴切的，盖民主化既是动态的过程，并非仅前进，民主化就像浪潮一般亦涨亦退，根据过往之经验，民主化就像两步前一步后般的节奏移动着（参照前述注解资料，第三波前进的比过往的都还要远）。本书所关注的是第三波民主化，而促进民主化的因素参照70、80年代出现的民主政权可见得有：经济提升（识字率、教育和都市化的普遍、中产阶级扩大、民主态度成长）、天主教会领导反对威权、欧洲共同体及美国与苏联在80年代政策转变为对民主的支持、因西班牙或阿根廷等国家出现民主所产生的滚雪球效应；相对地，参
照过往经验可知造成回潮的因素有：对民主价值观念薄弱、恶化社会冲突的经济危机增长威权式强制解决方案的欢迎度、操之过急的社会经济改革造成两极化、保守份子决意把群众或左翼或下层团体排除于权力外、恐怖统治或叛乱导致的秩序或法律崩溃、非民主的外国之干预、其他国家民主崩溃的滚雪球效应。不过这些因素因为各地域之不同，影响力也有所差异，亦即，民主化的涨潮或退潮可理解为皆系因某些一般原因再加上该地之特殊原因所致。就此而言，若除去外部因素（如外国压力或滚雪球效应），则产生主要影响者有二：经济发展与政治领导。国家的经济发展未必
会产生民主的转向，然而经济发展却与民主化具有高度关联；同时，社会中的人民与菁英对于民主的态度，以及政治领袖所为之行动，则是使得民主化实现的关键，“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真实。”因素的存在，系为创造民主之条件，然而浪潮无法创造民主政权，浪潮为肇因（causes），民主得以出现有赖于政治领袖与人民作为肇端（causers）之行动，主体行动之实践，才可能创造民主政权。
而，民主化的过程是一妥协的过程，无论是公开或私下的协商，参与范围皆扩大，更多人或团体得以参与权力竞逐，并依据公开协议或默契获得权力（且同意采取温和立场），在这（参与及节制间形成之）民主交易中使得参与者得以克制，这代表着暴力或革命之放弃，而接受现行社会、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基本制度（私有财产制、市场机制、军方自主权或教会特权等等），并且透过选举或议会来取得权力与政策提出与实践。
于此，可提出一个问题，民主化既然代表的是原先的威权体制走向正当程序产生的民主体制，则原先的统治者何以愿意放弃利益垄断的状态进行转向？动机何在？答案是或因其等相信民主作为目的自身，或为将民主当作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一种代价、附带利益（所以民主或许不是领袖原先所愿促成的，而是意外也未必）。就后者之情形而言，原因可能是需要恢复正当性（注解3）、希望获得国际尊重、国际压力，又或者是选举的风险更小（统治者可能认为他们能获胜，因其控制着政府、资源组织，甚至是选举）。固然反对势力可能利益个别，惟若集结却足以击败统治者，눊胪T波中这种爆冷门式的选举结果并不少见，这也就促成不少国家的民主化。当然，统治者可能会舞弊，惟过度猖狂的做票将使得原先举办选举的目的（恢复正当性）产生矛盾。另外，在第三波下所产生的外国观察家对于民主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因其等作为对于选举公正性的监督者，若拒绝其之监督，亦将因此而削弱正当性。
威权怀旧症与二次轮替考验
进入民主所带来的自由，将使过往以秩序与安全为名所进行的威权体制减压，然或会有些不适应这种失去原先秩序的感觉，所以可能出现“威权怀旧症”（authoritarian nostalgia），这在过往的威权压迫相对而言较为轻微、取得一些经济成就或领袖几近自发地推动民主化的国家不难见得，例如西班牙对佛朗哥、祕鲁对维拉斯科等。症头即为受迫害的记忆渐消，某种程度上被过往威权时代的秩序、繁荣和经济成长之印象所取代。
然而，人民对于政权与领袖的区辨能力将会左右民主之稳定性，故而即便发病亦无需过于担忧。承前所述，向民主转型的政权中原先的反威权联盟将会分裂，政权的首任领袖将会被认为渐失效能，而人民亦或将会发现民主体制本身不能为国家所面临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故而领袖时常被看作是狂妄的、无能的、腐败的，甚至，三者兼备。此时菁英与民众从原先的欢腾中醒来，降低期望，而开始适应现实上艰辛的民主现实。然而，解决所有国家问题是不可能的，政府可能会失灵，而民主政治即为一具制度化的方式来更换政府之政体，毕竟，民主不代表所有问题
将被解决，而是代表统治者可以被更换，由人民选择他们认为可以解决他们所欲被解决之问题的人来进行统治。
“当人们了解，民主政治只是解决专制问题的一种办法，而未必能够解决所有其他问题，民主国家就会越加稳固。”
又就民主之稳固，作者也提出了所谓“二次轮替考验（two-turnover test）”作为衡量标准，亦即转型初次选举的执政团体若在此后的选举失利而将权力转移给胜选者，而胜选者又将权力和平转移给次届的胜选者，亦即二次轮替，则如此的政权即可被认为巩固。这个测验所得说明者有二：一为社会的政治领导阶层忠于民主且愿和平转移权力；二为菁英与人民皆在民主体制内，即便出了纰漏，替换的对象是统治者，而不是政权本身。
结论
民主化与自由化并不相同，所谓自由化亦会发生在威权政体中，所谓自由化代表政体中的局部开放，然而并未开放自由竞争的选举以决定统治者，所以自由化对于民主化而言并没有决定性的关联。举例来说，90年代邓小平开放了中国的经济，但至今没有人会说中国是个民主国家，因为他们（部分）自由化了，但是从未民主化，若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 D. Acemoglu 与 J. A. Robinson 的话来说，这就是一个有着闭锁性政治与开放性经济之组合的国家。
在第三波中，选举是民主化的目标，也是工具。选举所代表的是国家的灵魂—主权的主体乃是人民，人民透过意志决定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而在这样体制下生活的人民，亦遵从著这个体制。走向民主体制也好，维持民主体制也好，不可忽视者为人民对于民主这个价值的态度与行动上的实践。
https://vocus.cc/commentonbooks/5d4add24fd89780001fc5480
注1： http://pages.eiu.com/rs/753-RIQ-438/images/Democracy_Index_2017.pdf?mkt_tok=eyJpIjoiWkRKbU1HWmxNVEUwTW1FdyIsInQiOiJPdlltVFV0blFRQzZNVERCZHhVeitZRElmUGplOHh3NWs1d2wzVzdRS1JvNU1kVmUxQVRESU9LbEVSOVwvR1F4aG1PV1NlS0ZZcng4NzBcLzVNZ09JOUxiZU5TTEVPekVHayttOTRqQkQ5TkNzWGN08RlowQTZ0UzlUK0pDdm9PVGlcLyJ9 ）
注2：本书中的威权政体代表相对于民主的不民主政体，故包含极权政体、独裁政体等。
注3：于此，应有必要说明何谓恢复正当性，威权政权的正当性乃系奠基于政绩，而当政绩衰弱无法提升时，统治者所另寻之路即为透过选举中人民的意志获得正当性的补充。而政绩作为正当性之来源，于民主程序中亦有其地位，然其之重要性于民主体制中则较为次要，盖因民主政权的正当性主要来源系“程序”—正当程序的选举以决定统治者。故即便民主国家面临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或许无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但该能力并非其存续之关键因素，民主政体的存续取决于此系统对无能力解决此国家所面临之问题的因应之道，简言之，政体中人民对于体制之尊重与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