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名单之外：你也是受害者之一？》—无人幸免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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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二二八事件发生七十周年的纪念书，也是二二八和平日运动三十周年，如同《这里不是一条船：新国家运动三十周年纪念专书》王顺仁在《岛屿向望：对未来新国家教育的思考与想像》，我们也是从一九四五年开始被殖民至今有七十五年了。而所谓的名单，一般来说可以是好的名单也可以是坏的名单，例如哪些人可以得奖，又或者是圣诞老人的naught
list，又或者是辛德勒的名单，又或者是当局者要猎杀的菁英份子名单，本书的名单是最后的这个意思。如同郑清华（郑南榕夭弟）在<二二八与郑南榕>中所说“这样的‘名单’存在于人类历史，见怪不怪，尤其在社会将解放未解放、将文明未文明之际，总看到有人持‘名单’为了拯救他人，有人持‘名单’为了灭绝他人。”
而蓝士博在<记得那些没能留下名字的人>中以类似意识流的方式书写出这些人的名字：“当我们开始尝试理解事件，一个关于受难者的困惑也愈加地浮现（他们是谁？）；当那些关于林茂生阮朝日陈炘陈澄波杨元丁王添灯陈能通黄朝生黄妈典简锦文廖进平郭章垣李瑞汉李瑞峰林连宗施江南宋斐如汤德章涂光明王育霖吴金链吴鸿麒张七郎潘木枝卢炳钦萧朝金蒋巧云等人的声明从不见得的冥河中浮出...”提示出，这份名单的内容正是当局者要“肃清叛乱、维持秩序”的清册。
名单的存在本身就默认了著作名单者，也就是作者（author），双关的是这个作者也是个权威者（authority），在台湾的脉络中就是国民党的政权，因为二战后日本的败降由同盟国指派中华民国代管台湾这块领土，而后国共内战中国民党败退至台湾，恰逢美苏冷战使得反共成为世界主流而让蒋介石政权得以在台湾残喘，至今。
在本书的文章中除了后部有讨论及萧泰然（台湾翠青）以及黄荣灿（恐怖的检查）以及其他对于艺术文史者与二二八的关联，主要仍以对于二二八的省思为主，其中一个有趣却也悲讽的点是二二八若以台语发音，乃是福气充斥之词，但却在那年的春天让这个数字冻结成为沾满鲜血的文字。
二二八是什么？这是每年都一谈再谈的问题，甚至有些人会认为：“过去好好的，管他干什么？”、“不要挑拨族群对立！”、“转型正义能有饭吃吗？”二二八是个台湾历史的冻结点，直到将近四十年后的台湾政治历史才开始有些许的动静，二二八是台湾政治死亡的时间，是直到四十年后郑南榕以杂志推行才让台湾的政治死灰复燃。过去从来就不好好的，郑清华在<二二八与郑南榕>写到联电老董叶明勋透过叶菊兰要劝退郑南榕所得到郑南榕的回复是“…‘二二八事件对台湾而言，是化脓的伤口，它让台湾人痛到呼吸困难，它让台湾人充满恐惧，不敢参加公共事务。没有平
反，就没有医治，伤口只会继续化脓，痛是一直在的，所以应该把它挖出来，摊在阳光下，要让它愈合，才能往前走啊。”；
族群对立也并不是在提倡正义时被挑起，而是早在屠杀时就埋下了根，更早在接管台湾时的偷拐抢骗奸淫掳掠时就是起因，郑清华在<二二八与郑南榕>说道：“二二八是个复杂的事件，不单纯是文化、族群、政权甚或如国外的种族、宗教等千年冲突。自一九四七年启烈矢晃动如地震后隆起的断崖，此后移入台湾大部分的人，似乎看不到有这么一个断崖。而在此之前，受过不同政权统治的岛人，虽然经过数百年的混血，仍奢望在战后有可以归属、真正安身立命的国度。然而希望不但破灭了，更痛心的是，在一九四七年换来了眼前高耸的断崖，爬不上去，登不过去，看不到前方
的路，有人甚至掉入崩裂的地壳内，消失了。当然也有人找到门路，架起天梯上去了。”；
转型正义也不为讨口饭，价值的实践不总是有实用的理据，薛化元在<二二八事件转型正义与族群“迷思”>说：“转型正义的推动，基本上是从非自由民主体制转向自由民主体制发展之后，对于过去历史的重新评价。‘转型正义’在近几十年来，成为特定国家与社会为追究就政权昔日所从事的国家暴行，强化转型社会民主政治运作所依据的反思架构。此一评价的工作，由于是以自由民主体制的价值为基础展开的，因此，固然是追求自由民主体制下正义的落实，也是巩固自由民主体制价值的重要工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为了避免过去非自由民主体制对人权侵害的再现
，期望透过记取历史教训，以免重蹈覆彻。”
那些名单上的人，那些政治犯，那些思想犯，透过刑事法律所处罚的并不是如同杀人、强奸、偷窃或是诈欺等等具有背德性质的自然犯（mala in se），而是基于行政管制所处决的法定犯（mala prohibita），在今日的法定犯最明显的形式就是酒驾罪，因为这种犯罪是行政上的管制取向而生而与道德上的对错无涉，然而酒驾的重罚至少还有背光的民主—民粹称底，但当初的肃清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专断意志。
“禁忌、神秘，对孩时的我充满吸引力。我约了几个玩伴壮胆，一起去看那些‘政治犯’。我们小孩想像中的犯人，是生毛代缴、万恶罪魁的凶恶模样。等游览车进到粗子后，在庙旁空地稍稍停了悔，我们如愿看到了大人口中的‘政治犯’。结果失望透顶，完全没有想像中那种凶恶之徒的样子，而且一个个看起来还斯文温和，向学校里的老师，像村子里有读过书的人。”（林正盛，<啊！好痛！——谈《天马茶房》>）
而我们为什么还要谈论二二八？除了这是个需要清创的化脓伤，也是因为我们需要“见证”，必须要叙说，把记忆说出口，才能把这个创伤找到出口，“然而，最深遽的伤痛铭刻，并不是事件本身，也不是死亡本身，而是这些关于暴力、剥夺、死亡的记忆被强行关闭，伤痛被粗暴封印，而痛感却无限延宕，增生繁殖，永无止境，然而，整个社会，却是无波无澜，仿佛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过。这是一场加害者、见证者都缺位的事件，受苦者因而被抹消了存在感，伤痛没有见证者，疗程无以启动。”（杨翠，<我曾如此阅读二二八>）
历来也持续地有诗文也有文学小说或隐或显地记录著二二八，例如《伤口的花》诗集，又或者是吴浊流的的著作。其中李昂的《彩妆血祭》说的二二八受难者遗孀，被谣传着缝补著亲人的尸体，并用各种角度拍摄尸体的姿态，这附照片被称作“死亡写真（死の写真）”，虽然没人亲眼见闻，但却在各人的想像中填补出这幅写真的图像。然而这幅图像从来就不需要有人亲眼见闻，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人亲眼见闻二二八，但是有许多人经历了二二八并把这些历史递延到今日的我们，我们每个人对于二二八的想像以及对于其中受难者的想像正是这组照片的实态，“死亡写真（死の写
真）”正是我们对于二二八的理解，而“死亡写真”正是二二八的样子。
不过这部作品中的人物也是有现实的原型，也就是花莲张七郎医生家族的遗孀詹金枝，“张七郎受两枪背贯前胸；张宗仁眼眶有层层密密伤痕，右手腕下骨折，亦受两枪背贯前胸；张果仁，也是背贯前胸，受两枪创，腹部更受剑刺，以致大场外露。”（杨翠，<我曾如此阅读二二八>），汤德章在台南被踹倒枪决禁止收尸令人动容，吴鸿麒在法院被抓走惨死桥下也让我惊恐，陈智雄的不屈意志也让我敬佩，但最让我觉得悲伤的正是张七郎一家，或许是因为认知到医生地位的成就困难，也对于那个时代菁英被谋杀感到痛心，更想到他的妻子必须寻尸缝补，历史永远都不完全，但
光是想像这些片段就令人无法再想样现实有多残暴。
在<二二八和平日运动三十周年回忆>（叶菊兰口述／黄启豪采访）中说：“郑南榕也常告诉我：‘人活着要有尊严，我们不要活得像猪一样。’我问他为什么要讲得这么难听？他说：‘这样你才会记住。’我说你为什么要管那么多？有事业、有房子、有小孩、有温暖，多好。他却说：‘猪也有温暖、猪被宰了都不知道、猪也吃得很好，可是人有反省能力、会思考。人要活得有尊严，跟猪不一样。’他每次讲到这个我就很生气，通常他跟我谈这些事情都是在家里，夜深人静，竹梅睡了。我印象很深，他每次讲到最后，都会说：‘就是要你记住，就是要你记住。’”这让人体会
到郑南榕不愧于他的名号是个行动的哲学家，这就如同弥尔所说：“做个不满足的人要强过当头满足的猪；宁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胜过当个满足的傻子。如果那傻子或那头猪有不同意见，那是因为他只知道他们自己那一面的事罢了。”（J. S. Mill 著 邱振训译，效益主义，页56-60，暖暖书屋文化出版，2017年）我们必须认知到我们身而为人的意义何在，必须去思考我们为什么存在着。
而对此我们就必须要认识自己，必须要认识自己的现在过去才能走向将来，甚至，我们若将头摆开，我们就会成为共犯，杨翠在<我曾如此阅读二二八>说：“每一个人，都可能对别人的受害闭上眼睛，都可能是加害者的附庸、回声、共犯。不仅如此，即使我们是后代的历史评论者，即使我们的冷漠不曾与遗族共识存在，当我们对历史上的政治暴力闭上眼睛，当我们不曾用力去聆听、去见证，却矫情地宣扬遗忘、宽恕、和谐，我们也同样成为共犯。”、“因为，我们真正需要穿越的，其实不是悲痛的历史，而是冰冷的现实。”这是我们认识自己的重要途径，而也只有认识自己
才能赋我们自身的存在予意义。
七十三年前的春天许多人被列上名单成为受害者，而其他人在虽然在名单之外，而没有这些名单之外的人就不会有我们，但这个春天，没有人幸免。这份名单并非客观真理更无正当标准，若非斯时国际情势，蒋介石也不可能狭著美国之势苟延，也不能说所有的事件都是陈仪一个人的恶行，毕竟他假意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诸君谈判时就电请蒋介石出兵后于三月八日血洗基隆港，而在这期间高雄也有彭孟缉的大屠杀。这份名单是恣意的，换言之，我们的存活都不过是侥幸，我们或许在名单之外，但我们并非就不是受害者。而这并不是要我们去感谢运气让我们存留，我们身处
在一个政治社会中，其之根本乃是对于正义的探索，更不用说我们自称为法治国家，那么假若正义无法被实践，我们还能自诩为公民吗？
而郑南榕是要塑造成一个偶像吗？粗略地说，可以说：“是的。”但这又如何？依照史料可以知道郑南榕是具有卡里斯马特质而具有群众魅力的人物，他是领袖型的角色，而他戏剧性且壮烈地为言论自由而牺牲之后，成为了一个被去芜存菁的楷模，成为一个理想，换言之，“郑南榕”早已不是一个个体，他是理想型的象征，也就是台湾人的理想型。我想最后以蓝士博的<记得那些没能留下名字的人>末段作结是适当的，
“你们都记得林爽文、戴潮春，记得姜绍祖，记得焦吧年，记得黥面猎首无愧祖灵的赛德克˙巴莱；你也记得有一群人曾经高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记得台湾文化协会农民组合台湾民报台湾民众党；记得壮士高举太阳旗，铁丝穿手掌，力战乌牛栏。你们没有忘记多少青年魂断马场町，没有忘记举高过头的手指二条一，没有忘记一去不回的归国学人，没有忘记妇人与幼女，没有忘记黑名单，没有忘记那把熊熊燃烧的火燄......那些曾经被拍击的肩，有人一定要还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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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伤痛是一到难以跨越的高墙，
我们攀爬，不为翻越，
而是，我们以为可以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