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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标题：
在罪与罚背后架起对话桥梁──洪当兴家暴杀人案中，孩子的声音与人性面貌
新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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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多前，台南地方法院前发生一件震惊社会的杀人案：男子洪当兴将谈完离婚的妻子与其
律师撞死。该案一、二审皆判处死刑；2020年中，最高法院发回台南高分院更一审获得减刑
，改判无期徒刑，“逆转免死”引发舆论譁然。然而，更一审法官前所未有的在我国死刑案
件中，聆听孩童的声音，判决书中不仅呈述洪男与受害前妻未成年小孩的心声，并透过详细
的量刑前社会调查，完整建构孤立的“犯罪人”之外，一个活生生“社会人”的样貌，更在
司法的末端尝试架起一座修复与疗愈创伤的桥梁。
近年来，重大刑事案件死刑与否的判决，常因量刑标准不一致而饱受外界批评，人权与正义
孰轻孰重的两极观点，几乎使得相关议题的讨论难有交集。暂时放下二元的价值对立，洪当
兴案开展出一个重新面对社会、家庭结构与对话的可能。
1. 第一次在死刑案的审判中聆听孩子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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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爸爸真的被判（死）刑就再也见不到爸爸了；反之若没有被判（死）刑则觉得对不起
妈妈。”
D甚至无法说出“死刑”这样的字眼，停顿多次，最后以“不能再见面”来替代。
判决书（高等法院台南分院108年瞩上重更一字第18号刑事判决）中，被告一双未成年子女
用单纯的语言，诉说著面对这起家庭悲剧的矛盾心情。这是台湾死刑案件中，首次聆听被告
子女的声音。
“爸爸杀掉妈妈，然后国家再把爸爸杀掉，孩子等于永久失去双亲，国家有没有权力做出这
样的决定？在妈妈、爸爸、国家之间的关系里面，什么才是符合孩童最佳利益？”律师李晏
榕说。
负责审理洪当兴案更一审的台南高分院，为了执行没有任何前例的“儿童最佳利益”鉴定事
宜，委托熟稔家事案件的李晏榕筹组鉴定专业团队，她同时也在司法程序中担任两位未成年
孩子的代理人。
2017年7月17日下午3点30分，洪当兴和前妻在台南地方法院完成离婚调解程序后，开车辗毙
正要走出法院车道的前妻与其律师，两人当场死亡。律师光天化日下在法院门口被害身亡，
创下全台首例，引起司法实务界极大冲击，一、二审皆被宣判死刑；被最高法院撤销发回后
，2020年8月台南高分院更一审改判无期徒刑，现正等待最高法院就此定谳或再次发回。
加害人家属说不出口的创伤
“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CRC，简称《儿权公约》）揭示，在任何有可能影响到孩子
的司法判决中，理论上都要进行‘儿童最佳利益’的鉴定跟评估，包括了解孩子的生活关系
、社会关系、照顾者、现在生活状况等等；在死刑案里，没有比洪当兴案更适合进行此项评
估，”李晏榕表示。
21世纪以来，我国签署多项人权公约并内国法化，具体影响到可能判死刑或无期徒刑的重大
刑事案件，法院的量刑判断开始用显著篇幅引用“两公约”或《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CR
PD）中，非最严重之罪（the most serious crimes）以及身心障碍者不得判死的条文。部
分辩护律师更开始引用《儿权公约》，主张需给予幼儿表达意见之机会。李晏榕之前参与过
的第一件死刑案，女子张芳馨杀死同住小姑并以水泥封尸，即因被告为2名未成年子女的主
要照顾者，曾尝试要让法官考量儿童权益，但被驳回；直到洪当兴案更一审，方才开启契机
。
“家里出了一个杀人犯，在媒体上呈现出来的家属常会有‘连坐’效应，经常遭受舆论的攻
击，像是‘怎么没把你的小孩教好’，小孩可能也会承受许多污名 刚好藉这个机会，我
们第一次这么亲身接触到加害人的家人与孩子，可以感觉出来他们也有很多、很多话想说，
”李晏榕表示。
“他们也承受非常大的痛苦，自己的儿子、弟弟、爸爸杀人，造成的创伤可能不亚于亲人被
杀掉，他们都是从电视上看到，会一直不断地问自己‘到底为什么？’那个问号是从事情发
生当天就开始，震惊之外也会自责，怎么没发现他的婚姻状况、没能做些什么阻止这个遗憾
发生。”
如同许多典型的台湾传统家庭，洪当兴的家族长期处在一种“报喜不报忧”的氛围中，事发
后两位孩子即由洪家亲友接手照顾，但对于父母所发生的事情，连亲族之间也理不出头绪，
遑论陪伴与引导孩子思考本案的意义与影响。根据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志工的访视纪录，孩
子虽与长辈共居一室，但对洪当兴发生的事却彼此都装做没事。
案发后，寄居在亲戚家的姊弟俩，害怕黑夜，即使大人同睡，时常在半夜里惊叫，开灯到天
明。去看守所探视时，众多亲人围绕以及时间短促无法多言，见到父亲流泪不止。
鉴定团队盼为孩童开一扇窗，直面难以谈论的巨大问号
从2019年9月到2020年5月，鉴定团队耗时近9个月，从开始拟定计画、法院程序、建立关系
到执行访谈与撰写报告，完成了这个史无前例“聆听杀人犯子女”的任务，像是为两位孩子
开了一扇窗，得以直面巨大的问号。
“一开始就很清楚表示我们的角色是协助他们表意，把他们的想法清楚呈现，让他们的需求
被了解、受的苦被听到；原则上用开放式的问句：‘你怎么想、希望怎么样’，不会讲‘怎
么样好不好？’这样可能会默认立场或有引导作用，”鉴定团队成员、心理师苏淑贞解释进
行访谈工作的原则。
“一直压抑著不谈，所受的创伤就很难过去，若开放的谈，有时能重新认识这些痛苦， 而
逐渐调节情绪，做较具建设性的修补。”她强调。
透过详细的鉴定报告，洪当兴的女儿传达希望有机会与父亲面对面，说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
样的事情，并了解爸爸那边的家人是否曾疼惜母亲、是否不再把错归在母亲身上，“也有个
信念，有问题必须开放沟通才能解决，很希望家人间能开放来谈，期待带来情绪的平复。”
而弟弟则一度表示要写信给法官，但受限于表达能力，鉴定团队成员、 心理师张嘉纹替他
具体拟出3种可能情况：
1. 若爸爸（被告）不在了，影响或感觉为何？
2. 若爸爸仍在世界上但是无法一起生活，影响或感觉为何？
3. 爸爸仍在、且能够一起生活。
承审法官侯廷昌在判决书内如实引述弟弟的回答，毫无修饰地让孩子诉说出内心深处的声音
：
1.若是爸爸（被告）不在了，会觉得最亲的人都不见了，而且以后自己也没有父母了；
2. 会比较不难过，因为至少还能见到面，并认为若能够两个月探视被告一次，虽然无法一
起生活，但是内在的感受仍是较好的；
3. 认为爸爸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因此此种状况较难以想像，但若是年老后一起
生活，认为自己会照顾被告 知道被告因为犯错而需要付出代价，只能期待有一天可以跟
爸爸同住，并明确表达不希望自己在世界上无母也无父，相信自己会持续探视被告，保持联
系。
尝试理解与对话的开端，可惜仍缺被害人家属的拼图
脱去艰涩的法律术语与道德谴责的窠臼，在不可挽回的悲剧之后，透过理解孩子们的惶惑与
伤痛，司法最末端的判决跨越罪与罚的高墙，犹如搭起一座理解与对话的桥梁。
“相对于剥夺案父的生命而给孩子们留下一个大大的未竟事宜（unfinished business ），
使其内心终身都卡著一个未解之结，且造成之巨大创伤性更难将相关历程处理完整，个体倾
向压抑或回避相关记忆，却又因未完成而常常萦绕心头，不如在专业协助下，给予孩子机会
及时间与被告做深入开放的沟通，处理他们的困惑，调节他的情绪，更能够让他们减免因之
而来的情绪困扰或适应困难 ，使学习的状况较为稳定，心理素质愈强愈稳定，日后更有力
量面对外界风风雨雨，处理解决自我情绪及人际关系等方面之困扰。”
儿童最佳利益鉴定报告的结论如此写到。然而，在透出强大的疗愈希望之中，现实仍有其无
可回避的局限。
“对法院来说，案子判完这件事情就结束，但这个家庭、孩子们生活都仍旧是持续下去；我
们做完报告后，看到这个家庭需要很多支持，连照顾者都深受创伤，很希望有人可一直陪伴
他们，要持续让他们充分表达想法与感受，学到新的互动方式。遗憾的是我们好像开了头，
但后续的资源接不上，”鉴定成员之一的社工师李姿佳表示。
鉴定人被赋予的任务仅止于尽量中立、客观搜集证据，难以再跨入治疗或咨商的角色，在现
行并无相关制度性做法的情况下，鉴定团队只能无力地看着大人与孩子在往后漫长岁月等待
弥合的伤口，即便相较于更多的受刑人，洪家已经拥有相对丰厚的支持网络。
另一个缺憾是， 在进行对各方人员访谈阶段，被害人家属因感受强烈伤痛，未能接受团队
访谈，而少了部分被害人家属的声音，使得访谈拼图有了缺角。鉴定团队无法获得所有相关
人士意见之全貌。
“整个过程中可以明显感到，法官扮演push（推动）的角色，希望大家都进来，有点像修复
的概念，但已经被一个框架给架住了，就是儿童最佳利益，”被害律师家属的告诉代理人赵
培皓说。
“自觉心里的痛到死都会带着，其若给被告机会，那么谁给其机会”，法官在判决书的“量
刑审酌事由”中，引述被害律师妻子的话，如往常一般买早餐送丈夫出门、联系上车开会事
宜的她，再次见到的丈夫是“已经整理过的遗体，没有最后一面，没有最后一句话”，夫妻
俩许多共同的梦想与计画都无法实现，使其顿失人生意义，再多的探问甚至心理咨商，也可
能是另一种折磨，掉进更深的漩涡，独自承受失去挚爱的失落与无助；被害前妻的父亲，更
几乎无法用言语表达对于心肝女儿的不舍与心疼，“选择透过沉淀及收藏的方式来处理失亲
之痛”。
“当事人的直觉反应是，为什么要做这个（鉴定）？每个人疗伤的方法不一样，他们就是觉
得不想要谈了，不想要再揭开这个伤口，这就是疗伤的方法，为什么还硬要我再把它割开一
次？另外从整个判决书可看出来，法官很大篇章在讲被告及他的孩子，被害律师的遗孀好像
不见了，就告诉代理人的角度，对被害人不平衡，”被害妻子家属的告诉代理人林媗琪强调
。
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是以被告为主体，被害人家属犹如法庭中的边缘人，最关键的调查
证据，讯问证人、鉴定人或被告，上诉权，都只能由检察官进行，即便2019年底三读通过加
强被害人诉讼参与新制，有学者认为其在法庭中弱势的地位并无改变。
更一审因自首认定与考量儿童最佳利益，“逆转”成无期徒刑的结果，家属无法接受，检察
官提起上诉，主张要维持前两审的死刑。
2. 内向的杀人犯
“你很危险，内向的人很危险，我建议你看一本书：《教出杀人犯》。”
在话筒噪声与周遭探亲家属重重交织的声浪中，洪当兴的声音传到耳际，以“过来人”的姿
态郑重对前往采访的我提出忠告：“某次出版社到看守所办书展时，看到书名就想买下这本
书，因为我就是杀人犯。”他如此强调著，话里没有任何自嘲或玩笑的意味。
更一审后被羁押在台南看守所，等待最高法院定谳或再次发回前夕，我隔着会客室第13号窗
口的金属栏杆与透明压克力板，感觉已经认识另一头的洪当兴有好些时日。
口罩遮住大半脸庞，仍可看到眼角露出的笑意，挤出一道道皱纹，像是倒垃圾时会在巷口遇
见的邻家中年大叔，亲切、腼腆且过于平凡，完全难以连结起3年多前令人发指的犯行。
在短暂10分钟的会客时间里，我尽可能快速描述过去数月透过判决书细节，看见一位台湾男
性跌跌撞撞的成长经验与走进婚姻后的困境，并表明由于这几年也进入婚姻并生养儿女，对
此深有所感──从以往的采访经验中深知，有时候必要的自我袒露是取得受访者信任的重要
步骤。
“反复读著这本书，一边想着为什么自己变成这样子？为什么从小就这么害羞、不爱说话，
是不是小时候某些经验造成的影响？习惯一直压抑忍耐，等到受不了时就会出现很大情绪，
暴怒什么的，很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价值观，比如我会要求自己不随便在路边停车，若别人不
这样想或做不到就会很气 。”结婚初期，洪当兴就曾因故砸邻居车窗，由岳父母出面道
歉赔偿和解。
那天在家事法庭调解离婚的现场，洪当兴完全没有预料到太太会带着一位律师前来。一路上
没有寻求任何专业协助、自行写诉状的他，听到律师用强势的语气代表当事人陈述意见，更
感到愤愤不平，一个外人怎能了解多年来他处在婚姻生活中的不堪与痛苦？甚至当面对着律
师脱口而出：“你是她的‘客兄’吗？”等讨论到两个孩子到底要跟谁，双方更陷入高张的
对立情绪。
多年来不擅沟通的行为模式，酿成无法回头的罪行
已和太太分居将近两年，即便处在失业的焦虑中，洪当兴仍花许多心力照顾陪伴两姊弟、时
常带他们一同露营出游，非常在意小孩应该维持原有的生活，始终不同意妻子此前一人一个
小孩监护权的提议，他深知儿子很黏姊姊，要将他们分开是满残忍的事情，所以坚持不能拆
散姊弟，两方为此迟迟无法达成共识。但为人母思念小孩心切，又唯恐他们跟着失业的爸爸
恐无法获得好的照顾，因而在调解时临时改变主意，争取两个小孩的监护权。
尽管过程不愉快，洪当兴完成了分居后一直想离婚的心愿，僵持不下的监护权问题，则只能
未来交由法官裁判解决。然而，这段日子以来独自带孩子的身心压力、对妻子不分担抚养开
销的怨怼，加上方才律师不顾及他感受的言谈 种种不满逐渐扩大难以消解，在他的内心
累积到临界点。
二审法院委托的其中一份司法精神鉴定报告中，嘉南疗养院主治医师郭宇恒具体指出被告内
向性格与犯案动机之间的关联：
“须将自己的家务事呈现在不熟之人之前，如调解委员、律师等，与洪员的内向个性可能有
所冲突 且个性内向者，对外界刺激较敏锐，故在强烈或长时间的社会活动后，内向的人
容易感受较深 待调解结束，洪员看到律师与其妻在路边交谈，律师的肢体语言显得很得
意，又想到调解过程中，无法畅快表达自己意见，自觉遭欺压 想报复而发生本案。”
案发后的讯问笔录中，洪当兴坦言开车正要从法院离开时，连续经历失业、分居、搬家、一
人独自带两个孩子的沉重压力与无人了解的心酸，无处宣泄的情绪满溢：“那时开车到接近
他们后面时，就是脑海中想到很多事情，想到自己的家庭、婚姻生活不是很如意，小孩子可
能又不能在身边，又工作上、生活环境种种一些许多不如意。”
固执、不擅沟通的性格，对于不合己意之事只能用愤怒的情绪来回应，在过往和妻子在同一
个屋簷下的相处过程，已能看到明显的轨迹。婚后种种因理财观念、子女教养、婆媳问题产
生的冲突与摩擦，都呈现在更一审判决书前段历年的家暴纪录，2004年婚后才刚满一年，就
出现家暴的情形，在10年婚姻即将走到终点前，动粗的次数愈趋频繁。
近乎重复过往婚姻关系中易怒、容易失控的行为模式，只能采用攻击的姿态来因应内心不知
所措的挫败感，洪当兴有股强烈的冲动，要“吓吓”妻子与律师，遂降档、加速，驾车偏往
人车道路面中间位置前进，只是这次握著老旧厢型手排货车方向盘的手，再也无法回头。
3. 坐在门槛的“哑巴”
我爸妈他们去田里不在家，然后我回来的时候，他就坐在那个门槛，然后门是关着 等我
们下课回来，他就是一个很文静的小孩子，他不像别的小孩子，会乱冲乱跳，或是到处找不
到小孩子那种，他就是安安静静那种。（0502访谈 ，大姐）
若非此案2019年底被最高法院发回更审，承审法官侯廷昌（时任台南高分院法官，现为最高
法院刑四庭法官）重新针对被告的生命历程做深入的调查，我们没有机会窥见洪当兴除了犯
下最严重罪行的“犯罪人”之外，他过往生命历程的真实样貌。
更一审除了厘清是否符合自首要件，法院并委由两组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进行调查与鉴
定的工作，除了由李晏榕协助筹组团队负责儿童最佳利益的部分，还有另一组专家跳脱以往
司法鉴定实务上侧重“病理化”的观点，采用近乎田野调查的工作方式，耗时数月面对面访
谈被告所有亲友，逐步拼凑其人生片段，在孤立的“犯罪人”之外，描绘出一个完整的“社
会人”的样貌，以此作为量刑参考的依据，规模堪称我国司法史上首次最为完整且详尽的“
社会调查”，细致地呈现出，一个在台湾社会中腼腆文静、顺从（原生）家庭与主流价值的
男性，怎么会在进入婚姻后，仅因人生中普遍会遭遇的挫折与不确定，就痛下杀手，犯下剥
夺他人生命的最严重罪行？
循规蹈矩的人生，在现实断线
1970年代，洪当兴出生在彰化二林的家庭，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识字不多的父母在传统农
村靠着耕作与从事各种劳动工作拉拔四名儿女长大，父亲虽偶会赌博但在困苦环境中仍努力
工作养家，乐观开朗是众子女对其共通的形容，母亲则是逆来顺受、一切以先生为重的传统
妇女，双亲可说都在他们的能力与智识范围的极限中尽力照顾家庭。
手足间感情良好，洪当兴从小就是个内向害羞的小弟，亲友间习于以闽南语称他为“哑巴的
”，“国小三年级时在学校游戏断手也不敢主动与老师说明，老师发现后才送医院 可能
一 、二年级开始就有近视，某一个时间点开始看不清楚黑板，生性害羞不敢说。”报告中
回溯他幼时的生活细节，生动反映其性格中不擅表达自我需求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他也从不令家人担心，循规蹈举在体制中一路考试升学，高中联考考上彰化地
区第一志愿彰化高中，大学虽曾被退学但又重考上世新大学，是家族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
出社会后面临不同工作的转换阶段时，未有懈怠地上课进修，取得微软系统工程师认证（Mi
crosoft Certified Systems Engineer, MCSE）后，朝向当时整体社会主流公认最有前途的
资讯业发展。
2005年洪当兴进入当时声势如日中天，以股价232元首度超越联发科技、登上股王宝座的宏
达电，不久后公司要在南部设立新的办公室，更主动请调台南，看似即将在新的城市充满希
望地拓展未来事业。
10年过去，随着市占率连年衰退、股价持续探底，2015年中宏达电宣布全球裁员15%──该
公司首度也是至今最大规模裁员，洪当兴成为当时两千多名被资遣者之一。
外在产业环境与工作变化的同时，家庭内部的婚姻关系也急剧恶化，他于诉请离婚书状中用
强烈的措辞写道：“因生活理念与个性不合，婚姻生活曰益磨擦，致恶言相向，如同敌人。
（民国）104年7月原告因服务公司营运不佳遭资遣，被告（其妻）旋即搬离双方住所，留原
告独自抚养两幼小子女，且被告也不愿意负担子女之生活及就学费用。双方分居久未共同生
活，已成路人，甚于仇人，实无维持及回复婚姻之可能。”
试图跳脱单纯加害／受害标签，还原婚姻互动实况
“早期想像家暴加害人很可怕，后来担任对于这个族群的辅导工作后，才知道他们是‘有苦
难言’，”咨商心理师宋旻谚说，身为此次量刑前社会调查的社会调查的团队成员之一，他
负责挖掘洪当兴的成长经验与人格特质发展，有多年辅导家暴相对人专业经验的他，倾向从
个人行为的背后探究婚姻中两人的互动关系。
“法官在法庭上问我：‘他们会吵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夫妻失和、婆媳问题、还是教养
或用钱观念？’，对我来讲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两个人安全感不足，使用的修复策略是错
的，安全感足够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可能一般人都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原因，隔了几分
钟，法官又绕回来问，‘所以你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从广泛的访谈调查中，宋旻谚从发展心理学的“依附理论”，将洪当兴的性格界定为“逃避
依附型”──从小就不习惯分享生活事件的他，对自己与他人情绪的接触或感受程度都很低
，倾向阻断 、隐藏自己情绪的状态，对于身旁的人而言，就是个一天到晚不知道在想什么
的“闷葫芦”。
我们那群就是，也是要喝个小酒才彼此认识嘛，然后他就不喜欢讲话，以我来推论啦，他就
想和他老婆离婚，悬在心里憋好久好久。（0513访谈，郭友）
家庭里的许多重要决策，都是自己说了算，例如2008年在宏达电工作期间，因厌倦于“北部
事情很多又很累，人又很多，就不喜欢在那边跟人家有的没的，有些摩擦”，没有跟前妻讨
论就迳自请调到“天气温暖、环境单纯、车子不多”的台南，到了隔年妻子与小孩才南下同
住。自以为很不错的决定，却完全只是站在自我中心考量，连同种种生活琐事，都让前妻感
觉到没有“被在乎”。
加上洪当兴与原生家庭关系紧密，婚后只要有空，都会回彰化二林的老家住，是众人眼中乖
顺的孝子，但却常常忽略太太的感受与需求，从访谈孩子的眼光中，爸爸通常不会站在妈妈
这一边，看到的妈妈是可怜、有许多委屈的。
太太“脾气不好”单方形象的翻转
“我在想，这个太太在生前一定很不快乐，在这个家她觉得孤立无援，”宋旻谚说，从旁人
零星的印象，太太常表现出来的是脾气不好的形象，高院二审其中一份由凯旋医院精神科主
治医师王富强主责的鉴定报告中记载：“案主曾表示，对于前妻容易情绪化及某种动作、表
情（教小孩不会时，会拍桌子、抓头发的动作） 案主对前妻的某些情绪化动作感觉厌恶
的。 ”洪当兴从早年成长过程中，就没有学习发掘与表达自己内在真实情绪，在面对另一
半情绪时的反应，不是也跟着一起生气暴走，就是采取逃避或回避的模式。
我是没有听到实际的话啦，但在我们聊天中，我觉得他被他老婆糟蹋到很累啦，因为我也是
过来人啦，因为她就会讲一些，“你也没工作啦，你也没路用啦”怎样又怎样“啊你两个小
孩是要怎么养啦”。（0513访谈，陈友）
“这是造成夫妻关系失和的满典型因素之一，双方感情生变或外在压力变大的时候，有一方
积极想解决问题，表现出来比较唠叨、惹人厌、容易怪罪别人，另一方希望息事宁人、日子
能过就好，没有不努力，只是不擅表达，”宋旻谚说，“要说谁对谁错，表达含蓄好像是错
，因为没让对方知道自己的感觉，可是积极那方也是，没有让对方知道自己的不安，对方只
是感受到压力与愤怒而已，所以积极那方也是常常做错事情。”
这份35页的鉴定报告中，深刻着墨婚姻中，“一方愈攻击，使一方愈防卫；一方愈防卫，使
另一方愈攻击”无限恶性循环的互动，打破男方＝加害者／女方＝受害者的二元对立，将一
件每隔一段时间就可能出现在社会新闻角落的“失控莽夫家暴案”，还原成关系中的实况：
两个人是彼此的加害者，也是彼此的受害者。
“其实双方都有表达自己脆弱的片刻，当太太讲出内在感受，先生视为抱怨，听不进太太内
在孤单，就不会去回应，其实那时候太太需要被支持、被理解、被拥抱；先生有时透露感受
时，被太太拒绝，先生也会觉得妳不能谅解、支持我，阴错阳差之下，双方一直漏接。”
鉴定完这个案子，宋旻谚坦言对于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台湾有多重的省思意义：包括婚姻开始
失和时寻求专业的咨商协助，厘清责任而非陷入互相怪罪的循环，若真的走不下去，试着表
达遗憾与感谢，避免互相指控继续伤害彼此，更重要的是，监护权不代表拥有孩子的所有权
，可以等离婚之后，再协调出“共亲职”来合作照顾孩子。
4. 未完结的倾听与表达
“以前认为只要乖乖上学，吃饭睡觉守秩序，维持正常作息就好，却忽略了孩子内心的感觉
，没有听他们在想些什么。我希望他们不要害怕，有任何烦恼或问题都要跟姑姑、或其他大
人说，及时向外寻求帮助。”
此刻在我面前的洪当兴，是一个充满懊悔的父亲，即使鉴定报告及判决资料里面一再强调他
是如何的深爱孩子，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只是表象──这个社会赋予父亲的角色就是要尽
力看顾孩子生活起居，然而在衣食无虞之外，他未曾好好倾听他们真实的感受，因为他连自
己的声音，都不懂得要如何察觉。
经过这段日子以来鉴定人员的密集访谈以及自己阅读后的反思，他从法官眼中的“桀骜不逊
”，甚至二审时声称不想浪费社会资源当庭解除律师委任，到现在愿意面对过去，与当年那
个被叫做“哑巴”的小男孩对话，问自己是如何走到今天。
更一审后被收押进看守所刚好满4个月的这一天，洪当兴提笔写信给他的孩子，“我想跟他
们忏悔，请他们原谅我这个爸爸。”
新闻连结：
https://www.twreporter.org/a/domestic-violence-best-interests-of-the-child-case
心得：
这专题有三篇报导
各位有空能看一下
文中其中一段叙述让我想起卡谬《异乡人》
“亦即当他提到我时用了第一人称。我感到相当震讶，忍不住向其中一位法警询问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他起先叫我别作声，过了一会儿他才回道：“每个律师都来这一套。”我认为这
种行为是再一次将我排除在我的案件之外，把我的存在降为零，还有从某种层面上取代我的
地位。”
※ 根据板规9，需附心得至少二十字繁体中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