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Otter3 (P毛)》之铭言：
: 好像还是有不少人对收养的相关规定不太清楚
: 在这边强调一下
: 台湾是允许单身收养的
: 也就是说，一位单身申请人是可以合法到收出养机构申请收养服务的，无论他是同性恋异性恋还是双性恋
: 所以有人以为“同婚合法后下一步就是收养了”
: 这是错误的观念
: 因为同志早就可以合法进行收养了
: 且就我所知已经有很优秀的同志收养人以单身身份完成了收养程序
: (比同期的异性恋夫妻收养人都还要来得优秀)
为这个议题讨论，补上一块拼图：育幼院院童
陈旺德／我在育幼院的13年：体验多年贫穷、耻感和标签之后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childrens-home-years
文 陈旺德 摄影 陈旺德提供2017.12.15
作者陈旺德(右)幼时照片。
“如果人生能够重来，我希望自己不要再次经历育幼院的那些日子。”
虽然已经离院4年，每每想到自己在育幼院生活的总总，内心都会不由自主地浮现这句话。
13年的育幼院经验，
我希望不再尘封于心底成为每夜的梦魇，
而是一个想为同在无望的池畔载浮载沉的机构院童与离院生，争取权利、燃起希望的信念
，这个初衷需要从我个人的故事开始谈起。
我出生于清寒的家庭，5岁时母亲因为子宫颈病变去世，父亲那时超过65岁，
与亲戚朋友的关系几乎断裂，长年靠自己支撑整个家庭。
我们一家总共有五口，包含父亲和我在内，另有兄、姊、妹三人。
目前哥哥已在台中从事饭店服务工作3年余；姐姐则在高雄一间老人福利机构担任护理人员
；妹妹今年大四，正准备从花莲的餐旅学院毕业。
我父亲成长的年代历经日治时期、二次大战，小时因为无钱就诊导致终身失聪，
陆续做过的行业都是流动性较高的工作，如夜市经营弹珠台游戏、路边卖糖果饼干等，
在与母亲结婚那年，已逾50岁。我无法体会父亲在历经人生无数挫折和缺憾时内心的感受
，更无法评价父亲个人的努力；但我们家庭没有说得出口的成功经验，
多半是无力与侷限陪伴着我们4个小孩。
很小开始，一家五口透过社福单位申请低收入户的社会救助，父亲因领有身障手册，
生活尚能得过且过，但经济的负担仍沉重地令父亲喘不过气来，
于是在社会局的评估下，我和姐姐、妹妹便一同住进“育幼院”。
当时我还只是6岁的儿童，完全不知道育幼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可是那种被迫和家人分离的难过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因为管理的需求，男女分隔，
我与姊妹无法同住，只能在机构安排的时间下短暂相聚，且教保员、生辅员也经常流动；
长期以来，我们缺乏稳定的依附关系，只能逼迫自己早点成熟。
作为一位院童的规范
这一住就住了13年之久，直至19岁升上大学的那一个寒假才回到原生家庭。
在这13年里，我的生活习惯、性格、喜好、价值观念和知识涵养，
全都是在育幼院这个环境下建构而成，
我感谢育幼院在过程中提供了物质资源，让我健康、平顺地成长，
也十分珍惜 慈悲和礼貌的机构教育带给我的影响；
然而，在育幼院生活十多年来，却有许多的负面经验，
让我开始对于替代“家庭功能”的育幼院越来越觉得疏离与不自在。
首先，育幼院有着一套规律且重视团体行动的生活作息。周一到周五上学日，
白天我们过著一般学校生活，晚上回家则要一起帮忙打扫生活环境、轮流洗碗、洗衣，
以及晚自习，我们不太能够有课外的娱乐活动，如跟朋友相约看电影、听演唱会，
因为凡是无法配合院内作息的活动规划，机构皆难以应允。
再者，育幼院的物质资源通常有限，不容易回应每个院童的个别需求，
如一位和我同住在育幼院的朋友因为常在数学科目上感到挫败，向院方争取补习的机会，
但是院方回绝：“院里有提供课辅，你为何不好好珍惜，若只给你，那其他人怎么办？”
院童非但没有获得补习的机会，还被管理者贴上负面标签，不仅经常在院童背后说三道四
，放任其他院童对这位敢于争取自己权利的孩子言语、关系霸凌，甚至，
当她长了荨麻疹向机构寻求外出就医的许可时，却被大人揶揄：“你是不是又在找碴。”
作为一位院童，要先遵守院内规范，且学会揣摩上意，思考机构是否有办法提供、
大人是否能够接受。换言之，长期以来院童被养成一种站在机构（或大人）的立场，
思考自身需求的生存心态。
我自己则是在高中三年的暑假，跟机构中一位很有权力的管理者发生冲突，
或许因为对于机构的管理表达意见，使管理者感到权力位置遭到侵犯，非常生气，
不仅对我破口大骂，原本还会提早叫我起床赶搭校车、帮忙准备隔天早餐的大人，
突然完全不理会我，我自己也对于大人不公平的对待感到不悦，但很不巧，
我的零用钱都被大人管理，纵使每次中午吃饭，或者想要在肚子饿时能够买点心果腹，
却不敢向管理者伸手拿钱。
和大人吵架的过程，我感受权威的教养环境，让我在弟弟妹妹面前非常没有尊严，
且还得承担饥饿的难受，加上难以适应不同个性与特质的同侪，
亦没有一个照顾者有时间听我述说内心的难过，我经常陷入愤怒和悲伤的情绪泥淖中，
有好几度怨恨自己的出生，觉得自己的生命毫无价值。
对自我评价的羞耻感
虽然我们知道育幼院经常因为资源和人力的不足，必须仰赖一套管理原则，
方能维系机构的正常运作；但是声称能够替代家庭功能的育幼机构，
管理的意涵却远大于实质教养的使命。
院童除了必须遵照统一的作息规划，并恪守院规，否则就会遭到惩罚，
一切的物质需求、活动、想望也全部在机构权威管训的场域被安排，
院童在其中固然顺利长大，但大人的全权安排却也使得院童无法选择育幼院没有提供的
生活方案，同时因缺乏自主管理、选择能力的培养，当未来有多元的机会可供选择时，
却连为自己发声、争取的意愿和语言都逐渐丧失。
也就是，我不知道该要什么、我对自己没有什么期待、我不知道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我可以获得这些东西吗？我有资格拥有吗？这些无止境对自我的质问、否定，
从我在育幼院生活到离开机构多年后仍然挥之不去，如英国哲学家萨耶尔
（Andrew Sayer）所说：“贫穷对底层阶级的人来说，是一种灵魂的罪。”
就当我终于争取可以回到原生家庭的机会，如今也正迈向与社会接轨的阶段，
内心的焦虑，让我开始对于育幼院这个成长环境有所省思。
从基本的日常生活面向来看，我记得有位国中就已离院的院生向我陈述，自己刚离院时，
不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衣服，不敢进去餐厅吃饭，我自己则是不知该如何挑选眼镜，
害怕光临美容院剪头发，我们都觉得自己的穿着打扮很俗，
自己不配在这种象征高级的场所，否则就会感到坐立难安。
和权威人士互动过程也常不知道眼睛该如何注视对方，讲话容易结巴，深怕自己讲错话，
得罪他人，更重要的是，让自己觉得丢脸。
这种自我评价的羞耻感，常是贫穷阶级再制的重要原因。
我们从进到育幼院就一直被教养自己不值得拥有什么、要如何看脸色才能拿到资源，
这些从小耳濡目染的道德教育，也会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成为个体生命长久的铭刻。
而从育幼院的机构生活到离院后的社会生活，让我体验到真正贫穷的滋味——
不只是物质生活的匮乏，更多的是，在与人互动过程、想像自己未来生活的侷限感。
就如谈到自己的志向和对未来的想像，我觉得自己只要能够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照顾好自己，平凡简单地度过人生即可。每当我思考自己有什么才能和专长时，
总会想到眼光泛泪，因为我是直到升上大学才有机会认真地思考自己的未来，
而且我经常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此种对生活想像的侷限，奠基于物质资源的匮乏，我们会习惯选择一条相对容易、
熟悉的一条路，就如很多院生会选择从事餐饮工作或相关科系，
只因为机构中的哥哥姊姊都这么选择；同时，从小成长的过程，
我们就鲜少被培养追求不同梦想的机会，以及被提供能够作梦的资源，
做什么比较能够养活自己，比想做什么更为现实也更重要，
这也侷限了我们对未来的想像。
对我来说，一切的改变是从大学四年的学习开始。我大学修的是应用社会学，
这类以人为本的知识涵养，让我充分对于自己的生命经历，
与对不同处境的人有更多的同理，而我的大学导师，
更是开启我对于人生不同想像的启蒙老师。一方面透过课程，
展现我自己在论述、写作、表达与反思的能力，看见自己的价值与长处；
另一方面，他们四年来还提供我担任研究助理或教学助理的机会，
让我免于在工作与学业之间失去平衡，今日我能顺利进入研究所，
也是因为有导师们的鼓励与启发，我才发觉：原来人生的发展不是只有找到一份工作，
研究所，甚至出国念书亦都是实践生命价值的选择。
而我之所以想要继续在社会工作领域深究，除了期望从服务社会弱势群体过程中，
认识每个群体不同的社会烙印和看待自己的方式，也试着想要将个人的经验
升华成一种面对生命的态度，也就是不断询问有没有更好的生活方式。
日前我将自己对于育幼院体制的关怀热忱，投注在撰写研究计划上，
我和大学老师想要将对于育幼院体制的观察，透过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形成可于学术上讨论的知识；在研究所阶段，我也下定决心继续关注
育幼院院童的教养议题、机构权力文化，寄盼透过文字为院童处境发声，
这不仅是自己能够发挥才能的地方，也是我跨出另类人生的重要起点。
==
心得：在同志伴侣收养的议题中，我们要思考怎么样更符合儿童最佳利益，
在有家长的家庭成长是什么样子我们大概能体会，
但是在育幼院成长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容易想像，
这篇第一手资料可以帮助多了解一些育幼院院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