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一些在中国的经验。
我妈在中国一个比较内陆的省开连锁的饮料业，有时候我暑假闲著没事就会去
那边晃一晃，帮点忙。通常都是去店里面当柜台的结帐人员。
我站的那个店面啊，是该市最热闹的地方。该市辖下还有18个在行政上更
次级的县城。所以呢，一到假日，我们那个店，会挤满一堆从这18个乡镇来的人。
一定有人不排队，也有人刚点了饮料就大喊，为什么还没有来？
或者以干脆大骂“我的好了没啊！”
跟我一起结帐的店员是当地人，他常常说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没水准，就说了
我们这个饮料都得现冲现做，一定要等啊。
但有一次我跟这位店员一起出去吃消夜，结果他也是等一下就很不耐烦，频频
催促煮消夜的老板。
18个乡镇中，有太多没有受教育的人。而且，乡镇的规模可能很小，
村子里面都是认识的人，可能常常讲话大声或者没有这类
礼貌，是因为他们想村子里面大家都很熟啊，何必客气。
简单地说就是“公私领域”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并没有“公领域”的概念，
所以他们会觉得在公众场合，餐厅、火车上尿尿很正常。或者他们没想到，
当进入大城市中，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复杂，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对待跟你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譬如店员或其他一起排队的人)
有趣的是，中国人可能会对不熟的人很有攻击性，或者会表现出很糟糕的反应。
但是如果被中国人归纳在他们的“关系”内，他们又会对你很好。
因为你已经被划归到他们的“私领域”中了。
但同时你会因为被划入在私领域中，而可能遭受权利被侵犯的情况，
譬如你会发现，跟你不太熟的中国朋友，在没有告知你的情况下，把你的课本拿去用。
你会认为这样很没礼貌，但他的认知是，因为我是你朋友，所以我可以这样。
第二个可能的理解方式，虽然很老套，或许和文革这段历史也有关系。
因为文革讲究“集体”而不是“个体”。当80年代中国转型后，个体的重要性被不断增强
，可是却被误以为是“为所欲为，只要我想没啥不可以”。
因此你会发现有许多人并没有这种与人互动或相互体谅的概念。
这种情况在40岁以上的大妈大叔案例中很多，因为他们就刚好经历过那段转型期，
或者曾经在年轻的时候经历过文革。
你如果不抢，你就得不到资源(所以要斗争)。
就大妈的案例来说，也可能可以用性别在社会上不同的角色来分析。
我刚说的那个18个乡镇的案例，多数的女性都会在25岁以内结婚，而且最常见的
情况是知识水准都不高。很多高中都没念完，15岁之前住在乡下，15岁之后
去一个三线城市打打工(通常是很低阶的工作)，然后20岁结婚。
这还是30岁以内的案例。如果是40岁以上的大妈，属于高知识分子的更少，
能唸完小学就不错了(有许多是文盲)！
她的一辈子都在家庭、在那个小村子里面生活，她每天的行为，包括
大声说话、插队、吐痰、杀价等，在她的世界中是很“正常的”，至少
没有一个人跟他说“你这样不对”，因为“每个人都会这样做”。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被限制在小村子、家庭，没有任何教育资源的女性，
可能会使她表现出某些在我们看来，真的匪夷所思的行为。
(相同的情况也会发生在男性上，唯一的差异是他受到家庭内性别不平
等的束缚和影响较低)
简单来说，就是“社会化不足”。或者说，这些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
“社会”和台湾的“社会”完全不同，因此会产生“格格不入”的情况；也有可能是
他们的社会化可能在当地已经足够了，但是拿来台湾，又发现差了一大截。
之前我因为有事就去了北京十天。当时在香港转机。
在等转机的过程中，机场有一位工作人员拿了一个问卷希望请我填写，我发现
他们很简单就能分辨中国人或台湾人，或许是这样对我比较友善，还频频说台湾
好像满不错的想去玩也想去吃东西。
等转机的过程中，我坐在第一排位置，所以前面就有一个空地。
一群北京大妈席地而坐，吃起了他们带来的黄瓜跟香蕉。当时空位一大堆，
但他们可能很习惯坐在地上，高声谈话。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对移民去加拿大的山东人母女。那位母亲嫌恶地
看着那些席地而坐的北京大妈，说“真是有够没水准！”
但同时却把自己吃完的食物包装垃圾，留在了隔壁的位子上。
那刹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些席地而坐的大妈不跟你来自同一个国家吗？
难道你把垃圾遗留在其他人的位子上，就与席地而坐有什么样的高低之差吗？
我记得还有另一个经验，应该可以从“有钱”的角度解释下。
我之前在中国住的地方还算不错，有自己的私人花园，也有公共花园，每天会有
清扫人员扫地拖地整理公共花园等等。
有一次早上我出门，看到一个扫地阿姨正在扫大门前的楼梯，我就习惯性
跟他说了个“早安”。
他的反应是“极度受宠若惊”，虽然呈现著一个“疑惑的样子”，
仍然开心地跟我回了一声早。
又有一次，一个整理公共区域花园的阿伯，拿着水桶扫把等等，要跟我
进同一个公用的大门，因为他的整理工具会放在地下室的储藏区。
一般来说我们也挺习惯，就先帮他开个们，让他先进，因为他手上拿那么多东西。
这位阿伯也非常地“受宠若惊”，频频跟我“道谢”。
我后来发现，虽然我住的地方还算高级，居民也普遍都是有钱人，但却不代表
他们在待人接物上就会比较有礼貌。
或者说，从他们的立场看来，我有钱所以我是大爷，我的身分比较高贵。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有钱的中国人，会用一种极度奢侈的
消费行为来展现自身的财力，但通常又都表现出“我有钱所以我想怎样都可以”
的态度。甚至可以用“钱”来正当化他的各种莫名其妙的行为。
这或许是1978年以来，中国从完全的社会主义到极端的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结果吧。
另一个必然性结果，我想就是一种“只有我，没有别人”的态度。
所以在做出许多行为时，并不会设想，我若做了这个行为，会有多少人
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