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上百万国民党军游击队员活跃在十几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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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龙
太阳西沉，战斗看起来刚刚结束。
薛文的一个队友背朝敌人的方向，席地而坐。他们同属于抗日挺进军21纵队，众多国民党
军游击部队的一支。
突然一声枪响，他被身后日军的冷枪击中。子弹从腹部穿出，他的肠子流出一大团。
游击队没有担架，也没有医生。连长让两个战士用门板将他抬到一个破窑洞内。有人把绑
腿卸下来用作绷带给他包扎了一下。
但没有用。他痛苦呻吟道，“再给我一枪，免受痛苦。”
没人忍心。
最后，有人给了他一把装有子弹的步枪。他双腿夹住枪，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看了众
人一眼，然后用脚趾头蹬动了扳机。
……
薛文的战斗经历是规模庞大的国民党军游击队的一个缩影。
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李宗仁、蒋百里等人都曾提出过游击战思想。蒋百里提道，“打
广大的游击战，才能把日本拖垮”。
抗战爆发后，作战失利的大批国民党正规军转入敌后，进行游击战，活动范围达十几省。
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洪小夏的研究，国民党的敌后游击部队，最多时为1939年，达到160
万人。学者刘凤翰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分析》一文中认为，敌后战场国军留下的正
规军建立的游击队，是中共游击队的2.6倍。
大打游击战
国民党军委会明确提出国军在战争中应以持久抗战为目标，广泛发动游击战
在河南荥阳市汜水镇南屯村，穿过一个石榴树掩映着的院子，就是薛文的家。
窗外的秋雨淅淅沥沥。家中，70多年前的这场战斗在薛文脑海中如昨日重现。
90岁的薛文至今不知道那个死去战友的名字。他只听说，他是汜水县城小顶山人，死时不
到20岁。薛文后来返乡时去过他家。他家住草棚，在兵荒马乱中，他爹娘都不见了。
夜幕中，众人将他的遗体抬到附近山中，挖坑掩埋了。
这是薛文参加游击队后经历的第一场战斗。那是1941年，他16岁。
在山西永济县(今永济市)黄家窑村，他们被日军四面包围。游击队让村里百姓只准进村不
准出去，怕给日军通风报信。
战斗从上午11点打响，一直到天黑才结束。
薛文所在的六三支队把守黄家窑村的南方，与日军相聚100米左右。日军用墓丘作为掩体
射击。有负伤的日军士兵当场自杀。
第一场战斗，薛文有点害怕。他拿步枪击中了一个倚靠着墓丘射击的日军士兵。他目睹对
方一骨碌滚下墓丘，但不知道其生死。
日军的炮弹袭来，薛文的臀部被炸伤，鲜血直流，至今留有伤疤。
薛文回忆，战斗双方的武器差距较大，“我们拿的是笨重的步枪，枪声沉闷。日军的枪声
清脆。”
深夜，他们从黄家窑村的西南方向突围，转移到了战略要地中条山。
薛文是1941年参军的。
抗日挺进军21纵队司令杨振邦到荥阳县招兵，到各村庄宣传。当时薛文的长兄过世，父母
不同意他参军。
招兵部队开往偃师县。薛文瞒着父母，一人跑到偃师县牛庄村参军，被分到抗日挺进军21
纵队六三支队。当时就发了军衣、军帽和一支枪。枪上铸有一寸大的“邦”字，表明部队
司令是杨振邦。
1937年冬，时任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在武汉军事会议上，提出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
，“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12月13日，国民党军委会在《第三期作战计划中》明确提出，“国军在战争中应以持久抗
战为目标，广泛发动游击战，以牵制袭扰和破坏敌之后方，使游击战争与正面战场相呼应
。”游击战确立了其战术地位。
薛文所在的杨振邦的部队，开始为地方武装，后被国军第四集团军收编，成为国军战斗序
列的一支部队。
参军后，薛文随游击队活跃在豫西、晋西南一带，拆铁路、埋地雷、割电线等。
破坏道路是敌后战场的重要任务。与杨振邦的部队同在第一战区的游击第十纵队二支队一
大队，发布训令，规定挖掘的阻敌沟渠由各县长划段，指定各区长、各乡镇长、各保甲长
负责监护。这些监护人的姓名、监护的地段等造册盖章，在县里报备。①
国民党军游击队有时也充当地方警察的角色。有一年，河南省鹿邑县齐楼庄的庄民齐爱邦
等投诉书记魏庆昌等私吞公款。魏庆昌等听到风声逃走，当地游击队被令协助缉捕。②
1940年开始，薛文家乡连年旱灾，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树皮都被吃光。往往游击队一开
饭，就有大群饥民围过来。游击队的接济换来善报。后来他们到山上打游击时，周边百姓
把米、黄豆等送上山。
血战中条山
撤出战斗时，不少战友背两支枪，其中一支是牺牲战友的枪
杨振邦的部队撤到中条山后，薛文所在的六三支队抽出36人，分两班日夜在山中巡逻。
有天拂晓，山下传来日军的马蹄声。向支队部报告已来不及，紧急之下，薛文等人开枪向
日军射击。日军停止前进待命。5分钟后，日军兵分两路，一路偷袭山下的支队部，一路
和巡逻队作战。支队部听到枪声后，迅速转移到山上。但转移仓促，通讯工具被日军抢走
。
在战斗中，为节省子弹，游击队拿大石头往山下滚，日军乱成一团。有些地方树多，石头
卡在了树杈中。
这是漫长的一天。游击队从凌晨一直打到天黑，日军没有攻到山顶，自动收兵。
月亮隐藏在乌云之后。黑暗中，六三支队摸著路，转移到永济县的雪花山、草坪山一带。
第二天，日军又去围攻中条山。他们集中火力往山上射击，打了一阵，发现是一座空山，
才收兵。
日军得悉他们行踪后，又去围攻雪花山。一场血战后，日军伤亡惨重，无法攻克，就将雪
花山的路口围住，不让百姓送粮食上山。游击队弹尽粮绝，只好在榆树和桦树林中穿梭，
以榆树叶、野菜果腹。
山顶的积雪为他们提供了饮水。游击队被困了十几天。后来队伍解散时，大部分人都得了
胃病。
后部队一天深夜突围，转移到黄河南岸的河南三门峡观音堂一带驻扎，方才脱险。
薛文对冬天的中条山印象深刻。
雪花降落时，游击队没有帐篷，就将随身带的床单用树枝支起来，人在下面休息。“由于
经常被树木刮蹭，棉袄露出了多处棉絮。”薛文回忆。
后来在河南灵宝县(今灵宝市)黄河渡口燕子口附近的山上，游击队再次受到南渡黄河前来
的日军攻击。日军在北边，游击队在南边山上顽强抵抗。
这一仗，日军动用了3架飞机，排成三角形扫射。地上大炮轰鸣。战斗从上午10点打到天
黑。中午，游击队每人分配两把炒黄豆充饥。薛文所在的六三支队经此一役，伤亡惨重。
撤出战斗时，不少战友背两支枪，其中一支是牺牲战友的枪。
薛文印象很深，那晚异常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日军打着信号枪照明，退回到陕县一带。
游击队全部转移到灵宝县五亩乡老虎洼村一带。
创设游干班
培养了3000多游击干部，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军事领域的体现
在薛文参军前两年，国民党已经开始培养游击干部。
浓厚的雾霭在220年树龄的马尾松后弥漫，树干上有大片青苔。古树的位置，就是湖南衡
山半山腰上的磨镜台景区，至今保留着当年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修建的别墅。
从1938年到1944年，蒋介石4次在别墅内召开南岳军事会议，部署抗战。其中，1938年的
会议提出设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如今，别墅内会议室按原貌保留，墙上有蒋介石的挂像。
1939年2月，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创设，共举办3期，培养了3000多游击干部，主要分配到
南方各战区。参训人员由各省党部、各级军政机关选送，经费由原送机关负担。
选送干部是政治任务，指标固定。1939年，广东省选派学员时，广东省建设厅第二科科长
不能前往，就让广东省工业管理处庶务股股长林恺笙暂代。③
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军事领域的体现。中共派去30多人担任教学等工作，叶剑英任中共
代表团团长。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由蒋介石兼任主任，陈诚任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
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后李默庵接替了汤恩伯的教育长职位。
一个黄埔师生组成的军训团队。当初在黄埔军校，叶剑英任教授部副主任，李默庵为第一
期学生。随叶剑英来到游干班的教官吴奚如，是黄埔军校四期学生，黄埔同学会延安分会
理事之一。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沿用了黄埔军校的教育、管理模式，训练实行政治和军事并重，特别
重视野外的实战演习。
伏击得胜仗
打了三四个小时。日军被第一大队全歼，一个都没逃脱
在河南新乡市区，另一位国民党军游击队老兵安度晚年———96岁的丁振东当年在第八纵
队第一大队二中队从军，纵队司令是纪广恩。
抽旱菸的丁振东听力良好。因为伤痕，他腿脚不便，但身体不错。
丁振东是安徽阜阳城北徐营人。他父亲当年做鞭炮为生，家里很穷。14岁那年，丁振东就
在安徽合肥参军。当时，国民党军游击队招少年兵成风，很多部队用少年儿童充当勤务。
1941年8月11日，第一战区游击第十纵队二支队一大队，给二中队发布了训令，要求不招
年未满18岁的壮丁。原因是低龄壮丁体格不健壮，不能达到抗战任务。供给的限制也是重
要原因。当时“米贵如珠，士兵给养，多感困难”。④
“武器都是土家伙，枪是仿制的汉阳造。每人最多发12排子弹，共60发。手榴弹也是土制
的，甩的时候用马尾拴著甩出去。”丁振东描述部队的武器情况。
不过，部队待遇不错。“一个月发3块银元。当时一元能买150斤大米，或者35斤大肉。”
丁振东说。
当时，日军占据合肥城西20里的大头山(今大蜀山)，游击队占据大头山西20里的小头山(
今小蜀山)。这是两座孤山。
一次，日军200多人来扫荡，有车，有大炮，阵势很大。他们不熟悉地形，被先头部队第
八纵队第一大队三中队引诱，进入小头山山沟的埋伏圈。
战斗从下午开始，打了三四个小时。日军被第一大队全歼，一个都没逃脱。游击队第一大
队投入四五百人，伤亡十几人，缴获了许多轻重武器和战马。阵亡者就地掩埋。
丁振东说，他们平时训练穿着军装，但战斗时脱掉军装，为的是不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为游
击队。丁振东身上有多处炮弹炸伤的伤痕，其中左大腿一处伤痕深陷进去了。
“游击队和群众关系融洽。日军来扫荡时，群众老远就喊‘日本人来扫荡了’，游击队就
提前做好准备。”丁振东回忆。
从名义看，国民党军游击队的编制完备。比如第一战区游击第十纵队某支队，除了军需佐
、军医佐，还有军乐准佐这样的职衔。⑤实际上，很多部队医生短缺，更别提军乐人员。
丁振东所在的中队就没有医生，也缺药，伤员要抬到十几公里外的司令部去。
在游击队干了4年后，丁振东离开。他在合肥做工时被卖壮丁，后加入国民党正规军，之
后随部队起义。1950年，丁振东随妻子落户新乡，卖菜为生，后来还当过装卸工人。如今
丁振东与长子住在一起。他近年收到民间团体赠送的抗日奖章，但没有获得政府部门的抗
日奖章或抚恤。
队员辛酸史
“在有生之年，政府能承认我是一个抗日的老兵足矣”
1942年后，国民党军游击队渐趋衰败，大批逃亡或成为伪军。抗战结束时，多数根据地被
摧毁。
第一战区游击第十纵队司令部下达了严酷的禁令，比如“无故脱队落伍者枪决”，“潜逃
者枪决”。
但游击队员逃亡仍很普遍。有年10月中旬，短短几天，第一战区游击第十纵队就有3名学
员逃走。鹿邑支队干训班学员高学顺、王风岐，专特大队三中队干训班学员王景平借口请
假，再没归来。⑥
坚持到底的游击队员能获得较好的待遇。
河北清化县的王清堂，当年参加了第一战区豫东游击队，是上等兵。1938年10月22日，王
清堂在河南太康作战时负轻伤。1941年7月16日，王清堂伤愈归队，获得了抗日负伤荣誉
证，荣誉证上有蒋介石的落款。1948年，王清堂获国民政府的恤伤给予。恤伤给予令上有
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印章。⑦
但薛文所在部队就远没有如此好运。
1945年，21纵队司令杨振邦被国民党以“通共”罪名杀害。薛文等6人也被当地人举报说
是“土八路”。6人被当地政府用绳子捆住，一人在押送的路途中逃跑，另4人被杀。薛文
与当地群众关系很好，被当地的保长在杀前救下。
杨振邦被杀后，杨部多数官兵以远征军名义空运云南，大都死于滇缅边境，少数隐瞒身份
逃亡。
日本投降后，薛文回到了家乡汜水县(今汜水镇)南屯村。
厄运在“文革”中到来。薛文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经历多次抄家、挨打、批
斗。当年游击队颁发的嘉奖令和一些古书被抄走。
在北屯学校的批斗会上，硫酸泼到他身上，棉袄被烧出大大小小的窟窿。在南屯村的批斗
会上，造反派叫他老实坦白国民党的“罪恶事实”。薛文说，“我参加那个队伍是抗日的
”。他当即被打翻在地。在南屯村的一个平房内，他被用细绳子捆住两个大拇指吊起来，
昏死过去，后被批斗者用冷水泼醒。他被强迫到南屯砖厂劳改，还被推到沟里。
当时的村支部书记高振政证实，薛文被当地公安局以历史、现行反革命逮捕，入狱达46天
。后荥阳县(今荥阳市)县委书记欧冠武亲自到大队通知给薛文平反。
薛文的妻子蔡桂荣被逼上吊，自杀未遂，此后得了精神病，于1979年去世。
由于历史原因，与中共游击队相比，国民党军游击队的作用曾长期被忽略。直到上世纪80
年代，国民党军游击队问题方被学界提出，但系统研究至今寥寥。
“在有生之年，政府能承认我是一个抗日的老兵足矣。”薛文说到伤心之处，泪水纵横。
像众多国民党军游击队老兵一样，他的苦难岁月在主流叙事中毫无印记。
(关爱抗战老兵河南志愿者团队为采访提供帮助)
没记错的话 台湾抢劫犯的祖师爷李师科先生也是抗战国军游击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