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戏院、发行商、票房拆帐与观众之间——曾待过戏院的一位小小工读生的观点〉
（上篇） https://www.facebook.com/bloodandsweaty/posts/1786967868266049
不久前，看到一篇靠北文在讨论影城吃票可能导致片商彻档的事情(#靠北影视5375 )。作
为局外人，我们不清楚撤档的详细缘由（确实情况只有当事者知道，在此非讨论重点）。
但透过此事，也许是给电影观众的我们，一个契机去检视戏院吃票的问题。有许多人不了
解吃票的长期脉络。深思之后，自己与另一朋友讨论，透过共同书写，想尝试简述片商与
戏院的利益分配，再向外延伸目前电影放映市场的问题，及《电影法》落实问题。透过书
写，借此让各位去戏院看电影时，或能更明确知道，作为消费者的选择，连带可能造成的
影响。这篇书写初衷不是要成为严谨的学术文章，书写性质较倾向抛砖引玉。当然，这篇
会有我们的主观立场，如有不足之处，请各界不吝指教，盼望台湾电影产业走向更好的方
向。
上篇分成两个部分：一、片商与戏院在台现况；二、片商与戏院的分帐及问题。
ㄧ、片商与戏院在台现况
一部电影从发行到上映，通常要经过发行商与戏院两关。以批发概念来看，发行商是批发
商，戏院是通路。台湾目前发行商粗略可分四类，（1）美商八大（博伟、大众、华纳、
环球等）、（2）本土片商（买外片或受国片委托在台发行片商，如：传影、谷得、车库
等）、（3）和戏院属同一集团的本土发行商[1]（如威视、华联）、（4）台湾电影制作
兼发行公司（如：前景）。在戏院方面，截至2018年1月止，全台共有111家戏院，784厅
[2]，戏院主要分成外资戏院与非外资戏院，外资戏院龙头是“威秀影城”，总厅数136个
[3]，占全台17.3%。而非外资戏院，全台拥有厅数第一的为国宾影城，共104厅[4]，占比
13.2%。第二名是秀泰影城，共100厅，占比12.7%[5]。威秀、国宾、秀泰三家连锁戏院，
在全台总市占率高达43.3%。
二、片商与戏院的分帐模式
一部电影在戏院被看到，是照“发行商—戏院—观众”的路径得以完成。第一阶段，关于
发行商，第一种是由台湾一般片商（指纯发行）向外国制作公司购买发行权在台发行；第
二，是台湾制作公司靠创意与人力制作后自行发行，或委托台湾发行商。第二阶段，到了
“戏院”则提供映演空间，观众买票进场。然而，在电影市场高度竞争下，能决定档期、
厅数、排片规模的戏院，是相对强势的一方[1]。发行商与戏院两者所花费的营运成本，
主要都是由票房回收来支付。至于观众的票钱该如何在两者之间作分配？目前在台湾有两
种分帐模式，“拆帐”与“点数”。
1.拆帐模式
拆帐模式，是片商与戏院在映演前，先谈好最后回收的票房该以多少比例分帐，[片商：
戏院]可能是6:4、5:5、4:6等，通常比例会逐“周”改变，片商分配比例逐周减少5％，
意即片商越拿越少[6]。在此，分帐的谈判是仰赖所谓“议价能力”（bargain power），
而议价能力端看片商背后的资本以及所拥有的电影（双方对电影的预期票房所做出的共同
决定）。在台湾，美商八大的议价能力与话语权是相对强势[1]，因此和戏院谈判上，美
商相对有办法谈到有利的分帐比例。但对其他中小型片商而言，在分帐谈判中，通常没有
优势，最好的状况顶多是五五平分，之后一样是逐周递减5％ [6]。戏院判断分配比例的
关键，仍是依照对每部电影票房的预期来决定，能赚钱的电影，戏院才想放。这也是为什
么一般国片在通路上没有一点保障或优势[1]，因为戏院方基本认为，国片相对于美商电
影，是不能赚钱的。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很多商业国片必须委托美商发行（当然必须付排片费给美商，美
商排片费是以跟戏院对分票房中的12-15%计算[1]）。这背后的原因是藉著美商相对强势
的议价能力去跟戏院斡旋。过去例子如下，2008年《海角七号》委由博伟发行，2010年《
艋舺》委托华纳发行，2012年《阵头》委托大众发行[1]。
对相对弱势的独立片商来说，购买外片就像是一场赌博，若赌对了外片，可能就有话语权
跟戏院议价。否则一般来说，戏院判断收益后，可能连放映机会都不给独立片商（对国片
发行商一样），或者给的场次与厅数极差。以这次采昌从国宾体系撤出《决胜女王》的案
例来看，采昌作为一个相对有资本的发行商（相比规模更小的独立片商），是因本身有其
资本额作为后盾，才能够对抗戏院。即便不在国宾体系放映，采昌仍然有办法做发行战略
布局。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若今天是相对没有资本，或刚起步的独立片商（比如：镜象电
影。各位可以多支持镜象发行的《#欢迎光临奇幻城堡》，作为电影观众，我们感受镜象
是认真的独立片商，镜象支持台湾相对冷门电影的发行，如纪录片《#日常对话》、《#泽
水困》），可能就没有庞大资本跟戏院抗衡，只能在票房拆帐中被压着打。
拆帐相对点数模式完善，但也不是全没问题。后续会再讨论。
2.点数模式
一般来说，台北市以外部分县市采用“点数模式”。戏院与片商协调好，某片可以得多少
点，一点则是千分之一，点数乘以台北票房，作为片商获得的票房依据。每家戏院点数不
同，每部片点数也不同[6]。例如：某片协商后，戏院给片商5点，假定最终台北票房五千
万，则片商可得五千万中的5/1000 ，即25万。片商通常只能收到帐款，无法知道确切票
房数据[7]，电影卖得再好，票房也大多被点数戏院赚去，票房多少由戏院说了算，在无
法取得正确数字下，业界长年只得习惯“台北票房乘以2”的数字，略作全台票房[10]。
点数戏院的产生，过去是为了保障偏远地区戏院有足够利润以维持经营。但此分帐方式，
并不限于中南部或离岛戏院，就连全国大型连锁影城也不例外[7]。台湾三大连锁戏院威
秀、国宾、秀泰中，在既有资料里（2016），我们得知仅有威秀全台据点，是依照台北拆
帐模式[7]。国宾与秀泰两家连锁影城，在外县市是双轨并行，部分戏院采票房拆帐，部
分采点数制，但哪家戏院用哪种模式，则由业者自行认定[7]。在2016年电影法公听会上
，尽管秀泰影城董事长廖治德先生说：“现在点数戏院不多了，大概不超过10%”（[8]，
页167），目前我们找不到统计数字知道全台点数戏院的数量。截至目前，我们不清楚台
北市以外的连锁戏院，是否皆改制为拆帐模式。
点数戏院的问题，在于资讯不对等，确切票房数字的隐藏，让点数戏院有操作空间提高获
利。资讯不透明的市场，深受其害的是本土制作公司。台湾电影公司营业规模通常较小，
缺乏大公司与戏院蒐集数据的管道或筹码[7]。点数戏院的存在，让发行商难以获得精确
票房数据。导致发行商无法拟定明确、精准分众的行销策略[7]；电影制作公司在开发题
材时，也没有确切票房依据来评估题材的市场潜力与成本[7]；台湾本土投资方（如：中
信创投）也没有确切数据作为可靠参考，某方面导致投资方对电影产业的却步。
邱明慧（中信创投）在公听会上表示：“我们每一次拿到的资料，其实都是发行商跟我们
说，戏院报给他的资料就是这样。除了台北我们知道对不对，至于台北之外的中南部资料
，我们完全都不知道，我们很想知道到底全省有多少。那他就跟你说，戏院报给我是这样
就是这样。我根本完全不知道全台湾剩下一半的体系，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8]，
页153）；在学术上，硕博士论文在台湾电影产业相关主题书写，也无法引用正确的资讯
。放映周报主编洪健伦在公听会上表示：“电影中心每年业务之一是发行《台湾电影年鉴
》，汇整台湾电影市场的数字，包括国片的票房，我们很需要一个正确的数字。尤其，除
了《台湾电影年鉴》整理之外，也要负责带各个国片代理商去海外，面对其他国家的电影
发行或电影中心、电影机构，他们通常会问我们台湾目前电影市场的确切状况。对于这些
希望跟台湾电影产业合作的单位，我们基本上是没办法提供任何有说服力和确切的数据”
（[8]，页155）
另一个问题是，即便目前依据《电影法》第13条，戏院有依法“提供票房统计相关资料”
给国家电影中心的义务[9]，然而提供是提供了，戏院当然不违反《电影法》21条。但问
题是针对不是依据实际票房收入的戏院，就是所谓点数戏院，如何回报他们的数字？戏院
公会要怎么确认数字的核实性？（[8]，页159）
3.两种模式下的利弊
从上述两种模式中，可以得到两个小结。第一，票房资讯透明与即时之必要；第二，两种
模式下片商几乎都是处于劣势。关于“票房资讯”，台湾目前票房回报，是戏院在隔日下
午两点前，将前一日票房计算完回报给个别片商及国家电影中心，不像国外(如：美国
Box Office Mojo、中国猫眼网站[7])是当日即时更新数据。因为此时间差，让片商无法
方便获得即时资讯（当然可以打电话或Line 问，但很麻烦），进而调整发行策略。而这
样的模糊空间，让部分戏院方可能借此吃票，造成片商应获得的利润减少。在此前提下，
拆帐模式便无法达到原有的公平效果，因为“计票行为”都由戏院在掌控，这是权力不对
等，也是资讯不对等，片商难以掌握资讯的即时性与透明性。
至于台北市以外部分的点数戏院，其票房计算方式则更加不健全，只能参考台北票房作依
据（但台北票房本身也有问题）。若使用点数模式，片商得到的收入比拆帐模式的利润更
低。但身处外县市，片商不得不配合当地戏院的游戏规则。因此，在目前拆帐模式与点数
模式的规则下，片商几乎是输的那方。
4.拆帐模式的隐忧与戏院的吃票操作
（1）戏院如何增加额外营利空间 ?
戏院与片商最初与最佳状态，应是互利共生的关系。与电影制作不同的是，戏院开来的目
的，本身就是为了赚钱营利，它对上游端的电影艺术创作贡献有限，所以不要过度期待一
般戏院会支持台湾电影（当然仍有部分戏院会支持并投资，如红衣小女孩2，但比例仍低
）。戏院是一个资本主义逻辑运行的地方，营利才是戏院的核心价值。的确，戏院在最后
的放映端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戏院提供设备与场地，故与片商进行票房分帐，尽可能获
取利润以维持其营运，是合情合理的。
但无奈的是，本文前段所提及之台湾票房系统不即时、不透明，以及政府无力强制戏院做
到即时回报数据的义务，导致某些不良戏院有机可乘，借此更改票务资讯，最终造成原先
良好的互利共生失去平衡。
以下，是正视戏院的吃票问题。各位知道，戏院卖饮料、爆米花等，所谓热食部所获得的
利润，都归戏院而非片商所有，这个再自然不过。但某些连锁戏院为了扩大营利（比如国
宾、威秀），看准观众看电影吃东西的喜好，使用一些售票话术，进而改变消费者的购买
票种，最终让片商损失应得之正当票房。怎么办到呢? 以下为各位举例。
A.正常情况如下：
以国宾长春对外公告票价为例[11]，全票290元，优惠票270元（军警学生）、会员票210
元，另外饮料50元/杯（当然有其他餐点）。今天假设有位学生用学生证买票，在正常情
况下，票上的明细应是270元。若片商与戏院采用5:5拆帐模式，这样分帐结果，片商得
135元，戏院也得135元。
B.操作情况如下：
以国宾长春为例，售票部会操作售票方式，再叫售票员使用话术让消费者照戏院的方式购
买（售票员也就是第一线辛苦的工读生们）。假设上述不变动，一样学生优待票。此时售
票员会跟学生说：“我们现在有推出优惠，只要买票就会送饮料，电影票价维持不变唷，
请问有需要吗？”或者说“我们戏院在优待票原本就会附赠一杯饮料唷，因为我们现在调
整票价，所以就是会有一杯饮料，就是免费的”。
不用说，一般消费者都会答应。为什么答应呢？理由很清楚，消费者会认为，既然现在戏
院调整票价，“本来”就会附一杯饮料，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消费者当然觉得没差。如
果不想喝饮料而婉拒的话，售票员会再次说“真的不用吗？它价钱是一样的唷”，消费者
可能就会妥协。但这时列出来的发票明细是什么呢？[12]
票价：220（学生套票）加上一张50元的饮料套票兑换联（可去热食部换饮料）
看出问题了吗？若一样采5:5拆帐模式，此时依照电影票上220元学生套票，拆帐之后片商
只能获得110元，但戏院却获得110元+50元的饮料钱。推算后一张270元的学生票，戏院赚
走了160元，片商只拿到110元。也就是说，戏院实际拿走60%的票房，片商只有40%，而这
里非常明显的问题是，原本片商与戏院台面上谈好的5：5拆帐，在实际售票过程里面，被
戏院用套票话术，偷赚走50块，原本片商与戏院说好的5：5，变成4：6；表示这是不讲信
用的行为，如果连最基本诚信原则都无法持守，这样营运所赚来的钱便是不道德的，而这
是非常严重的事。
我们认为，赚钱本身并没有错，每个人都是为了生存而工作，在目前台湾资本社会里，每
个人都需要赚钱得以生存，但是戏院用这种方法赚钱，赚来的钱是不正义的，对片商来说
，这是很大的亏损。
若白话一点，以学生票为例，那杯所谓“免费”饮料，是片商被迫牺牲自己“本该”得到
的收入，而送给消费者的。我们认为，如果消费者真的要买饮料喝、买爆米花吃，请花自
己的钱买，不该让片商花钱请你，片商从来就没有这个义务。但我们也了解，消费者在快
速混乱的美言推销下，基本上是无法思考的，他们哪知道自己成了此行为的共犯，本该是
戏院负起的责难，反而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在资讯不对等的状态下，消费者因自己的无知
，导致成为不正义行为的帮凶。
在此必须指出国宾长春在售票话术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自创票种”。在国宾长春对外公
布票种资讯中[11]，全票290元，优惠票270元（军警学生）、早场票250元、会员票210元
，并没有220元的票种。因此才会在上述案例中，有220元学生套票的出现，这种隐藏票种
，就是国宾体系的操作手段，透过自创票种与热食部套餐搭配，得以在各种组合中，巧妙
地变换名目，借此拿走原本该属于片商的收入。
此销售的逻辑，就是将原本较贵的票种，降为较便宜的票种出售，再拿餐饮的钱去填补差
额，使片商分得较少的票房。戏院只需花一杯饮料的成本，便巧妙地从片商那边赚走25元
！（本该是135元，变成110元）。原本应该购买270元优待票的学生，变成购买“220元学
生套票+50元饮料”，片商因此被剥削。对消费者来说，花的钱一样又能多一杯饮料，何
乐而不为呢？各位应该知道，戏院饮料（糖精+水）的成本是非常低的，戏院根本是大赚
。
对于上述相关售票状况，作为台北戏院公会理事长，也是国宾戏院董事长的张中周先生在
公听会上曾做以下发言：“制作公司是找发行公司作发行，他应该得到发行公司给他的详
细资料，因为这是一个商业行为。你今天委托了你的发行公司，发行公司就有义务提供详
细资料给你了解。今天所有戏院业者的资料，其实一直都是这样，隔天才去报这个资料。
至于有没有刚才讲的偷票房，这真的是一大侮辱。这也是商业行为的一种，今天发行公司
认为这一家戏院业者有问题，请你就进去查嘛！今天说税务有问题，请国税局去查嘛！”
（[8]，152）
上述学生优待票的例子，只是其中一种销售话术，其他更多搭餐组合话术大有所在（多到
无法想像），威秀、国宾影城等知名连锁戏院，是推餐方面的佼佼者。威秀的搭餐组合更
是繁杂，在此不加赘述细节。关于威秀的相关推餐话术，及第一线工读生的劳动处境，请
参考“靠北威秀”的#5139、#1710、#5469、#413、#105、#3119、#2135。
假设上述戏院行径没有发生，至少台面上看到的，会是双方达成共识的双赢模式。然而身
为商人的戏院，却没有因得到便宜而见好就收，他们除了要在原有的分帐模式获利，更要
在台面下留一手为自己增加收益。而关于留ㄧ手等黑箱问题，在过去都有相关的讨论，比
如“靠北威秀”上的投稿、乃至2015年“In89豪华数位影城”的执行长蔡政宏被4个黑道
围殴的事情[6][10][18][19]。若说目前台湾政府与民间都持续在政治上的“转型正义”
做努力。我们认为，在电影产业，这些不公义、不道德的事情，是需要被重新审视的，政
府应该同样需要在电影票房问题上，进行电影产业的转型正义。
本段小结是，这种戏院组合套餐话术骗票模式，无疑对片商是一大伤害。不要认为一张票
20、30元没什么，一些片商发行的卖座电影，很可能因为这种骗票模式损失数百万，乃至
千万的收入，对于台湾小型独立片商，票房收入更是维系公司生计的重要来源。戏院使用
这种手法骗取片商应得之票房，让不知情的消费者成为共犯，此恶劣行径令人发指。
（2）业绩制度下第一线售票人员的处境
在此尝试额外说明，戏院之所以能完成这种骗票销售模式，是需要靠上层策划，以及下层
售票工读生执行。我们认为，或许大家不一定要将所有责难，怪罪给在戏院第一线的售票
人员。因为戏院高层用这种手法赚取的利润，大多数都是进入自己的口袋，而前线售票工
读生，仍然领着时薪，基本上没有额外获利，我们应该将矛头指向更高层乃至经营戏院的
资本家。除此之外，售票工读生会遵照上层指示，其实也多出于无奈。基本上，戏院都是
排班制，意即工时不稳定。员工每周上班时数，会因各种原因被调配，而在售票部工读生
，就面临庞大业绩压力。根据前威秀员工指出，值班经理会在当天上班时，要求另一头位
在办公室的工读生(其职责是每半小时广播各类营业数据)，定时用对讲机回报电脑上的营
业数据，让所有配有对讲机的工作人员(包含经理、各部门工读生领导[26])得知数据。同
时，经理会借此数据，督促售票部工读生领导应该有所进度，接着工读生领导，再督促底
下一般工读生。若成绩不佳，整个单位工读生就受到连带指责。可想而知，如此工作模式
，对一般工读生来讲，压力多大。
然而这些业绩结果，会反映在工读生排班结果上。意思就是，今天你业绩好推餐状况佳，
经理就会排给你比较多的班。如此一来，你可以赚更多的时薪，公司又因为你的关系，获
得更多的票房；相反的，那些业绩差的员工，因为没办法替公司获利，故会被刻意减班，
甚至被叫去找经理面谈。因此，售票工读生都会不吝向客人推餐，好让自己得以生存。所
以从这种角度来看，售票工读生为了生计而被迫去做不公义的事，其实也是体制下，不得
不为的受害者。关于威秀工读生售票部推餐业绩压力（SPP制度），请参考〈(文长)续接
威秀电影业打工辛酸...〉[13]
（3）戏院透过搭餐话术额外营利之推算证明
为了验证上述戏院行为所带来的结果。我们以台北市片商公会之每日票房统计资料(从各
家戏院回报）作为参考，将台北国宾体系（国宾大戏院、国宾长春、国宾微风）与威秀体
系（信义威秀、京站威秀、日新威秀）所回报之2018年2月份票房（2/1-2/8）进行“平均
票价”计算（就是将每部电影在每家戏院的［总收入累计］除以［总票数累计］）。我们
发现，台北国宾体系所回报的平均票价，落在206到242元之间，台北威秀体系回报的平均
票价落在232到286元之间。虽然各家戏院票价不一，但总体来说，如果平均票价如此接近
戏院对外公告之一般最低票价（暂排除敬老票），代表着几乎所有来消费的观众都有资格
以最低的格购买电影票，但这是有可议之处的。
为了接近实际情况，我们将两种现实纳入讨论，第一、也就是银行与戏院合作的“卡友优
惠（可能是全票的66折、83折等）”（比如威秀合作的花旗卡等；与国宾合作的玉山、国
泰等），根据曾在威秀工读之友人观察，使用卡友优惠观众，大约占总体消费观众的四分
之一；第二、我们将会员票纳入考虑（会员票是公告之一般最低票种，约全票的72折到84
折），如国宾A+卡、威秀ishow卡，从戏院现场的购票分布观察，购买会员票的占比亦约
四分之一（我们无法得知详细数据，仅以长期观察推估）。我们尝试探问的是，扣除上述
二者的二分之ㄧ，剩下二分之一的观众，他们买了什么样的票种？
如果大家去戏院现场观察，应购买全票、一般优待票（军警学生）的非会员观众，合起来
至少占一半，因此戏院回报之平均票价应该要再高20-30元才合理，何以回报的平均票价
有这样的落差？台北国宾体系回报的平均票价（206-242元），基本上比“理应平均票价
（245-272.5元）”少了25-35元左右（关于理应平均票价的算法请参考注[27]）。台北威
秀体系也是，回报的平均票价（232-286元），也比“理应平均票价（257.5-290元）”低
了20-35元左右。我们无法得知戏院到底卖了多少我们想像不到的隐藏自创票种。但从以
上的数据分析，再对照国宾长春270元学生票的实际案例（270变成220套票+50元饮料），
中间片商分帐所落差的25元（135-110＝25元），与我们上述推算落差的25-35元非常接近
。因此我们合理推估，台湾连锁大型戏院回报的平均票价与“理应平均票价”间落差的
20-30元（平均每一张偷赚20-30元，大家想想每天的观影人次，累积起来的金额是很惊人
的），就是戏院在话术、搭餐名目、自创票种（套票）的售票策略下，从中赚走庞大不道
德、不公义的钱。
5.国片面对的票房困境
长期以来，每年能够赚钱的国片，其实寥寥可数。从上述所说的分帐模式里头，国片发行
商最后能够回收的票房，大概平均下来最多是40%左右（实际上更低）。因此换算起来，
一部国片若想在全国票房回收成本，理想票房应该为其制作成本的2.5倍才有可能打平。
也就是说，一部成本为5000万台币的电影，票房至少要1.25亿以上，才有可能回本。
以2014年林靖杰导演拍摄的《爱琳娜》为例，就是一部国片面对映演通路市场上极大的挫
败，《爱琳娜》制作成本约5000万台币，但在台北市票房只有不到500万[1]，与能够打平
成本的1.25亿理想票房相差极远，当时被大片夹杀下，林靖杰无奈的比喻，接触不到观众
的电影，就如被摆在便利商店冷门一角的商品，难以有好销售量[1]。
在档期选择上，国片几乎完全没有优势，基本上美商掌握极大的话语权，在戏院安排档期
上，会优先留档期给美商，如10月中上映的电影，美商可能6月就能确定上映戏院名单，
然而本土商却可能要等到8、9 月才有办法确定[1]，台湾放映好莱坞片的时间，通常都配
合美国上映时间，因此戏院都会优先留档期给美商，本土商则只能在档期夹缝求生存[1]
。美商除了能优先选档期，排片规模也比本土商大，映厅数多寡、规模大小、场次冷门或
热门、场次密集度等，都决定了电影票房表现[1]。
国片面临的困境在于，第一是国片相对美商外片，竞争力不足；第二则是国片发行的通路
困境。反之，美商的好莱坞大片，不仅内容有优势，畅通发行管道更让好莱坞片在台湾市
场如虎添翼[1]。国片发行的难题，使得国片回收成本之路更加艰困。一旦制作国片难以
回本，便会降低投资方的投资意愿，进而影响后续国片规模和品质，可能使得愈来愈少电
影人才投入国片制作，而乘载台湾独特文化的台湾电影也会逐渐消失[1]。总结来看，国
片面对的问题，除了美商八大垄断性的话语权（档期、场次、规模）、戏院的不友善环境
、戏院的骗票话术、以及全国票房系统的不完善，让台湾本土电影产业，面临着极为严峻
的处境。
上篇到此结束，因篇幅限制我们将在下篇继续书写，内容关于《电影法》施行现状，以及
身为消费者的我们可以怎么做，并以对电影产业的期许作为总结，并附上参考文献。若本
文有所疏漏与不足，盼各界补充。另外，本文图片是《缠绕之蛇》（2014）的剧照[28]，
是我们在书写过程中，同样感受到面对庞大权力结构的无力感的一种状态的类比。《缠绕
之蛇》的导演是俄国的安德烈萨金塞夫，最近其新作《当爱不见了》会在2018/2/23上映
，请大家有空也多到戏院支持，发行商是海鹏影业，也是辛苦的独立片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