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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出师表》的真伪受到了广泛的争议，认为它是伪作的大致理由如下：陈寿修《三国志》时未将其收录在十万四千字的《诸葛氏集》之中。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用《汉晋春秋》的说法，即《后出师表》并没有收录《诸葛亮文集》之中，而是出于东吴张俨的《默记》，这显然不合常理。《后出师表》内容与正史亦有出入，如“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即与《三国志》记载的赵云卒年（建兴七年，229年）不合。《后出师表》里的语气非常沮丧，“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与《前出师表》积极的文辞截然不同。诸葛亮此时独揽大权，当时没有人质疑北伐的前景，而文中却谈到“议者所谓非计”，不符合蜀汉当时的情况。因此有学者怀疑这是东吴诸葛恪为了执行自己北伐政策而一手炮制的伪作。根据陈寿的概括，诸葛亮的文风是“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这在诸葛亮的其他作品里也可体现。然而《后出师表》中却过分注重文辞修饰，有许多如“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羣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这样使用对仗排比而导致文章意思不通顺的地方。关于汉高祖的看法与诸葛亮其他作品不同。在同时期的作品《论光武》中，诸葛亮认为由于汉高祖相比汉光武帝水平有限，从而使汉初的群臣建立功业，且这种功业仅是“焦烂之功”[6]；然而在《后出师表》中，诸葛亮高度评价汉朝的开国君臣为“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