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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24日，茂迪前董事长左元淮病逝，享年68岁。他的前任，茂迪创办人郑福田则早于2008年3月16日去世，享年60岁。
2015年7月23日，华硕身兼财务长、双行销长之一与发言人的张伟明突逝，享年50岁。
2015年7月3日，世界先进前董事长章青驹病逝，享年67岁。
2014年11月，前国硕董座陈继仁过世，享年54岁。
据内政部2014年9月公布的“第十次国民生命表”，台湾男性平均寿命为75.96岁，
上述几位当到董座、身居要职的科技业大老，却都低于平均寿命，逝世原因固然各有不同，但许多人怀疑与积劳成疾或过度劳累有关，如陈继仁生前写信给国硕与硕禾员工，称“17年来我已经过度超用了我的身体”，
张伟明生前于2014年CES活动时即传出差点晕倒，而此次突逝，传出是至汽车旅馆烧炭自杀，许多人猜测工作负担过大可能是导致最终轻生的原因之一。
台北市长柯文哲总是极为勤奋，当还在担任台大医院主任的时代，常常公开或私下感叹，认为年轻一代医师没有像他一样的拼劲，他曾不解的问道，虽然他一直以来牺牲很多，但是他在全球医界与台湾社会能有如今的地位与人脉，也是这样勤奋努力换来的，为何年轻人不能了解呢？
当时柯文哲医师正身陷爱滋器捐与国科会查帐事件，于是得到这样的回答：原因就在柯文哲身上啊！在医院勤奋到底，结果是什么狗皮倒灶事没人做的就都落到肩上，负责撰写器捐SOP本应是卫生署（当时卫福部仍为卫生署）的事，却掉到头上，跟主任职明明无关，做了也没有多领一份薪水，最后出事了又说都是柯文哲的错，然后连买张椅子都有人来找麻烦，年轻一代看到这样的下场，谁还愿意卖命当冤大头呢？柯文哲听完大笑数声，表示理解了。
产业界大老许多也有类似的心态，总是说自己当年创业时也是一天工作18小时不眠不休，才有如今的成就，年轻人为什么不打拼呢？但是，看看这些功成名就的大老的下场？如果是小工程师卖命到过劳死或压力过大烧炭，那“拚命论”还勉强能自圆其说，说是不够努力所以爬得不够高，或说抗压性不足难怪爬不上去，但是，全力拼到公司数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财务长，或是根本当到董座，还是活不下去，那是还能爬到哪去才能有好日子过，企业岂有比董座更高的位置？
如果年轻一代不愿意跟随这种做到死的价值观，那不是年轻一代有问题，是他们看得透彻，有这么多前车之鉴还不警惕，人又不是木头！
反倒是老一辈才必须反省：做到死的文化，对个人、对家庭、对企业、对国家都没有任何帮助。
一家国际级的企业，竟然让一个人兼财务长、行销长、发言人，因深受信任更身兼董事长特助，这是非常可议的严重问题，
正常欧美同级企业只有在发生不可预期意外或组织重整过程中导致临时出缺时才这样安排，台湾企业竟然以此为常态，突显出许多问题：一个人占好几个缺，显示企业内的人才养成机制缺如，导致人才捉襟见肘至此！
不仅个人身心应付不来，工作效率也势必受到影响，而企业中的新一代又如何升迁？而这也更显露出企业毫无风险观念，鸡蛋放在同一个人身上，结果英年早逝，三个系统都大震荡，这样又怎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
“勤能补拙”的观念已经落伍，国际产业越来越走向自动化、智慧化，老是强调勤奋，譬如说节能就叫员工随时巡逻检查、随手关灯，那么怎么会想到研发动作传感的智慧照明呢？科技始终来自于“懒性”，人类的科技进步，都是为了要能更简便的做出更有效率的事，也就是“更懒”，一个只会强调做到死、拼死的社会文化，又怎么在自动化、智慧化的未来趋势下立足呢？
卖肝换钱的路线已经走到死胡同，台湾产业遇上瓶颈也正是因为如此，不应碰壁了却还继续要年轻人奉献新鲜的肝、鼓吹卖命，该是重新思考新的发展方式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