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事件记者孙穷理 文章来源http://www.eventsinfocus.org/news/981
9月3日，由监督年金改革联盟发起的“反污名、要尊严”大游行落幕，主办单位估计，有
25万人走上街头，随总统府年金改革委员会的议程，将进入实质讨论的阶段，游行最后，
以“十月围城”，号召下一波更大规模的行动。游行结束后，网络上、媒体上，从游行的
细节开始，人数、垃圾、结束时间…等问题一片嘲讽奚落之声，这大概不在意料之外。
在将“军公教”族群视为党国体制的附庸、既得利益者的社会氛围下，军公教族群维护权
益的路，一直不好走，除了掌权者的打压外，更大的威胁，来自社会的不谅解，比较这一
次游行，与2002年9月28日，诉诸教师工会的“团结尊严九二八”，以及2005年12月10日
，批判陈水扁政府“18%”改革的“反斗争、要均富”游行，在主诉求的设计上，都非常
接近。
不过，发动这两次游行的全国教师会，也就是今天的“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全教总）
”，与这一次与主导93游行的“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全教产）”不但分道扬镳，而且过
程中恶言相向，一边反制93的动员，另一边直称对方为“背骨团体”，台面上、下，各种
难听的词汇纷纷出笼。
在口头之争外，“全教产”中的主力：“全国高级中等学校教育产业工会”，及“桃园市
教育产业工会”、“高雄市教师产业工会”本都是“全教总”的成员，出走之后，结合成
“全教产”，与“全教总”有着激烈的争取群众与会员工会的关系；两方在年金议题上的
角力，使军公教中，最具动员力的教师族群，呈现分裂的状态。
两边到底有哪里不同？可以先从政治选择上来看。
早在总统大选之前，“全教总”的选择，是顺着民进党的游戏玩；从过去的动员经验可以
看出，特别是在退休待遇的议题上，社会缺乏认识，又充满情绪，无论把话说得多么清楚
，呈现在舆论面前，总是没有好结果，对于如“全教总”前理事长、秘书长、现年金改革
委员会委员吴忠泰来说，从“18%”改革，到一直改不掉的“双薪教授”等议题，在体制
内有机会掌握改革机器的人，不管是高阶公务员或教授，在复杂的年金制度和公式上动手
脚，捍卫其利益，往往是改革无法到位的原因。
2005年，“18%”改革时，在考试院外层展开绝食行动的吴忠泰，亲身体验了如当时铨叙
部长朱武献等人，透过外界怎么也不了解的改革公式操作，大砍基层、保障高官，因此，
选择和体制一定程度上合作、进到里面去抓鬼，盯住改革的细节，对吴忠泰来说，有其必
要性。
但另一方面，细节问题最是拖磨气力、让群众抓不到方向，如果失去社会运动的能量，也
不足以产生压力，“全教产”拉出了一条走上街头的群众路线，甚至批判“全教总”是民
进党的尾巴团体，这个行动的动能，与同样在改革过程中感到担忧和愤怒的公务员、军人
结合，便组合成了93游行的“监督年金改革联盟”。
不过，联盟召集人、“全教产”理事长黄耀南也承认，联盟的组成复杂，参与者的想法和
态度也不相同，过程中间，的确产生许多无法控制的擦枪走火言论；举例来说，因为计算
的错误，认为日前与民进党政府成功达成协议的国道收费员，每人平均可以得到8百多万
的补偿金，而对民进党政府与收费员的攻击，谣言不胫而走，此种“污蔑”带来“污名”
，与过去军公教所承受污名的路径，如出一辙。
在这个过程里，短时间将这些异质性极高的人组合起来，反抗外界攻击的言论，内聚的效
果是极大的，但是就“反污名”，主要的目的应该在与社会对话的效果，则大为降低，甚
至适得其反；在联盟未来规划之后的行动、打算10月更大规模地“围城”之际，恐怕不能
不反思这样的问题。
我们再回到外界对联盟的另一个批判：“没有诉求”，这一点来看，事实上，在年金改革
委员会尚未步入实质讨论阶段，与目前听到的各种主张相较，联盟的诉求，其实相对来说
，已算相当清楚。
联盟反对“多缴少领延后退”，在这的大方向上，与劳工团体历来对劳保年金的诉求，并
无二致；如同联盟强调的，劳工争权益，天经地义，军公教是国家的受雇者，退休的待遇
，是雇主的承诺。不过，在“信赖保护”原则下，对黄耀南来说，仍不是没有调整的空间
，他认为，现有已经法制化的东西，不应该再动，至于没有法制化的部份，则可以调整。
目前已经法制化的，是“公教退抚的退休金”，以及“公保年金”两个部份，至于被称为
“退休军公教年终奖金”的“年终慰问金”和“公保优惠存款”，也就是“18%”，没有
完成法制化，黄耀南认为可以检讨，甚至，“全教总”所主张的“补提拨”，黄耀南也不
反对。
关于“补提拨”需要解释一下。
军公教退休给付的最大宗，也就是“退抚”的退休金，在1996年前后，由全由政府给付的
“恩给制”，改制为类似劳保的由雇主（政府）和受雇者（军公教）共同提拨的“提拨制
”，改制至今约20年，也就是说，1996年以前（当时55岁）退休的人，现在最年轻的，约
75岁，属“纯旧制”，而1996年以后就职的，为“纯新制”，现在年纪最长的，约42岁。
介在中间，约42到75岁的，为“新旧制兼有”。
在改制的时候，由旧制转换到新制，同时拥有这两种年资的人，会遭受到一些损失，而制
度上，为了弥补这些损失，设计出一套补偿的制度，对于“全教总”来说，这个制度设计
有缺陷，新旧制兼有的人，在在职时提拨保费的时候，“拨”得太少，在退休后，领取年
金时，由因为制度“补”得太多，而领得太多，造成退抚基金的收支无法平衡，而要让退
休的人能够领到制度设计的给付，所以得把过去“拨”不够的补回来，给付领得一样，但
是每个月要“补提拨”一些回去。
现行的退抚退休金，跟劳保的劳年给付，在制度设计上是一样的，称为“确定给付”制，
也就是用一个公式，确定退休者要领多少钱，计算出总需求之后，再由现在的在职者缴保
费，来供应这个需求，在职者缴的钱，是给退休者的，将来这些在职者退休之后，再由下
一代的在职者来缴保费、满足他们的退休所需。
这样的制度，被称为“代代相卫”的制度，由于在职者缴多少，是由退休者领多少来决定
，所以退休者领得多，或者退休者人数多，在职者的负担就大，从不好的方向看，“代代
相卫”也有可能变成“世代冲突”，全教总提出的“补提拨”，简单说，就是既然制度设
计有问题，就让退休者补缴一些，不要让在职者负担那么大，避免“世代冲突”的发生。
经过十几年的对话，“全教总”提出，而黄耀南也不反对的“补提拨”，到底是不是解方
、制度如何设计，这个可以再讨论，但起码足证一件事情，军公教族群中，起码有人早已
不再是在“捍卫权益”这一条单线思考，而尝试面对了世代的问题；而此种思考，应当连
结到军公教退休制度改恶的担忧里。
那就是联盟明确反对的“确定提拨制”，相对于“确定给付”，“确定提拨”是由在职者
提拨的保费决定退休者可以领到的给付，它经常与“个人帐户制”连结在一起，操作的方
法，就是像我们到银行存款一样，每个人一个帐户，每个月固定往里面存钱，到了退休，
再把帐户里的钱领出来，提供自己的退休所需，这时，已经不是“代代相卫”由在职者供
给退休者所需，而是退休了，领自己在职存的钱。
在这个制度里，每个人存的钱，会汇聚成一笔庞大的基金，政府拿这笔基金委外操作，原
本据说这样赚到钱，可以让退休后，分享到基金经营的利润，但在低利率、薄利化的时代
，这样的假设，早已经出了问题，反而要面对的，是金融危机的风险，以及一笔钱存久了
，一定会碰到的通货膨胀的问题；而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个人帐户制”破坏了社会保险
的“共同体”的想像，变成单纯的“强制储蓄”制。
1970年代之后，世界银行在全球推动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活络金融市场”，也就是
为了金融资本的利益，与筹谋规划一个安定的退休制度，根本毫无关系。
在一片“基金危机”的恐慌中，退休“靠自己”的想法甚嚣尘上，为政府推动“个人帐户
制”铺好了路，历次的年金改革计画中，也都看到“个人帐户制”的影子，而在台湾，第
一个实施的“个人帐户制”，也就是劳工的新制劳工退休金，老年风险的威胁降临在劳工
的身上，殷鉴不远，看似对立的“全教总”和“全教产”都明确提出反对“确定提拨”的
主张，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意识。
最后连结到的，就是联盟的重要主张，改革前要先“健全国家财政纪律”，或简单一点说
，就是国家能负起给付的责任，在军公教，政府就是雇主，“国家责任”与“雇主责任”
是相叠合，难以分离的，而即便是劳工，在劳保基金危机的时候，工运团体也曾提出“国
家拨补”的主张，国家的税制不公、不敢像资本家收税，造成财政困窘、举债攀升，这是
一切改革的前提，同样也是面对老年生活保障问题，首先要面对、也必须积极主张的。
不过，健全政府财政之后，是不是要让国家的资源投入现有的这些劳工与军公教的年金制
度，或者投入其他更有利老年生活保障的方向，则是一个大问题，台湾的问题，在于只有
现在的这些制度，而没有其它的想像，这一点非常重要。
什么是“其他的制度”？例如，一个由国家以税收支付的“基础年金”、例如，由政府负
担，具公共性的长照体系、社会住宅与公共医疗政策，这些都远比依据在职所得计算给付
的劳保、劳退、退抚退休金这些“职业年金”制度，或者劳工退休金来得迫切而更加地公
平。而在国家财政短缺、资方不愿负担的情形下，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已经露出了“调
整保费负担比”的底牌（参考）。
现行劳保的保费是“资方：劳方：国家”为“7:2:1”，公保与退抚的保费负担比则为“
国家：军公教”为“6.5:3.5”，未来，朝着“6:4”甚至“5:5”的方向修，大有可能，
国家与资本家不愿增税、健全国家财源，便要将职业年金体系的负担，再转嫁到在职军公
教劳，也就是年轻的受雇者身上。
调整负担比的思维，背后还带着一个重要的危机，那就是“劳保老年给付”与“退抚退休
金”属于“确定给付”，已如前述，要维持退休者给付的杠杆，就在在职者缴的保费多寡
，而资方（军公教资方是政府）不愿调高保费、增加负担，是造成“确定给付”的收支无
法平衡的最重要因素，将保费转嫁到无力负担的受雇者身上，势必加速制度的崩解，这已
是劳工与军公教共同面对的问题。
要国家负责，是正确的方向，但是应该将国家责任谈清楚，进行税制改革，让资本家付出
更多的税，是一种国家责任、建构适当的、现金给付与非现金给付的退休安养制度，也是
国家的责任，我们，劳工与军公教，早已没有时间消耗在彼此仇视、斗争的内耗里，这么
下去，只是便宜了资本家，以及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国家。
如果真的要比较“全教总”与“全教产”的差别，其实远不会比站在黄耀南身边的联盟发
言人、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李来希来得大，当年，在劳委会（今劳动部）主委陈菊推
动劳退新制时，担任劳委会官僚，李来希到今天还在吹捧他推动劳退新制的“贡献”，却
又没有办法回答，既然“确定提拨”、“个人帐户”的劳退新制那么棒，为什么不主张用
在军公教的身上？
从93游行的过程来看，“职业别”与“世代”之间的冲突，这一个年金改革最大的障碍，
未见缓解，甚至反而更加严重了，这一点着实让人忧心，当然，联盟的异质性高，不一样
的声音也多，不过，就从联盟主张的诉求中，从未见到“反对年金改革”这样的说法，而
媒体与政治人物动辄以“年金改革很重要”来回应93游行，则不但文不对题，而且更藏着
联盟“反年金改革”的再一次污名。
无论如何，93游行，已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人与公务员的集体行动，即便跌跌撞撞、有
时左脚踩右脚、抓不到方向，但仍是个重要的开始，接下来，所应该面对的，是如何与社
会对话，化解冲突；而化解冲突的唯一手段，恐怕是丢下成见，真正地看到彼此、找寻更
集体、更全面、更普遍的共同价值、建立超越职业别与世代的制度，以回应老年生活的危
机，答案一定在的，但只有我们一起，才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