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治时期的神社过渡到战后忠烈祠的场域及功能性转变，台师大的蔡锦
堂老师著有数篇论文讨论。专文针对桃园神社－忠烈祠流变者，则可以参考
台师大历史学系潘映儒硕论 《神圣空间意义的建构与竞逐-从桃园神社到桃
园县忠烈祠》，对于何以桃园神社挪作忠烈祠使用后的建体保存相较于其他
原神社更加完整有所爬梳，也指出其背后可能的含意。
日治时期广泛在台湾进行神社建设，是为了因应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的精
神动员需求， 亟欲由上至下塑造民族性/国族的一种国家设施，无可讳言其
目的必然来自殖民者的功能性需求；有趣的是，根据相关研究，中华民国军
事委员会和国民党组织开始倡议设置忠烈祠的时间，与日本将明治维新前后
的“招魂社”改称为“护国神社”的时间相仿，其目的按照蔡锦堂老师的说
法，俱是塑造国殇叙事的“神圣空间”。神社及忠烈祠的功能性其实是相当
接近的，如是，战后利用既有神社空间做为忠烈祠使用，不仅只是表面上的
便宜行事，更重要的，实则是一个政权利用自己的国族叙述去覆蓋前一个政
权的国族叙述，将两个政权的“国家宗祀”在同一个空间场域(神社)进行了
转换。
唯有确认了这个历史脉络，我们才有可能知道忠烈祠为什么会设置在旧有的
神社空间、以及其塑造国族神话的目的何在；以相同的角度，我们也才能够
指出神社奉迎天照大神不妥之处，也许更在于此一举动对接上了皇民化时期
塑造国族神话的意识形态工程记忆。
神社运营团队的部分决断，许或正是出自对于相关脉络有欠了解，面对相关
的历史遗绪，我们更需要的大概是了解相关脉络以后，对之加以解构、剖析
，兴许才能相较清楚的认知与指出可能的问题症结；倘若面对存有疑义的历
史解读，选择的应对手段却是挪用另一个被统治者建构的意识形态叙事，那
么我们也就只能持续受限在相仿的困境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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