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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殖民历史的见证──谈王昶雄〈奔流〉的版本
内文：
台湾前辈作家王昶雄于日治时代末期发表的中篇小说〈奔流〉，由于作品深刻独到的自然风格及精致细腻的心理写实，使其成为台湾新文学“战争期”中屈指可数的杰作之一。直到今天，〈奔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通过岁月的洗礼，益发显得出类拔萃。〈奔流〉揭露了台湾被日本殖民时期的一个知识份子，生存于统治者文化之下的苦闷、徬徨和挣扎，呈现了此一台湾知识份子由向往大和文化转而回归本土文化的醒悟历程。但也由于当年的政治气氛与发表前的宪警检查制度，迫使王昶雄〈奔流〉对于“皇民政策”的讽刺，采取迂回、隐晦的写作方式，却因此招来“皇民文学”
之批评。
由台北县政府文化局（现为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出版的《王昶雄全集》（许俊雅主编，2002年10月初版），小说卷所收录的〈奔流〉中译版本多达六种，相互比对之下，多少可以探知当年文学创作者的辛苦、无奈与悲哀。
〈奔流〉中译约二万二千字，原刊于与西川满《文艺台湾》站在对立面、张文环主导的《台湾文学》第三卷第三号（1943年7月），发表后深受重视，收进台北大木书房出版的《台湾小说集（1）》，日本文学评论家洼川鹤次郎曾撰文予以推介（1944年2月《台湾公论》），对作者的未来发展有着很强烈的期待，毫无疑问，〈奔流〉乃王昶雄日本语文学书写的代表作。
此篇小说叙述日治时代的台湾人伊东春生（本名“朱春生”），留日返台，任中学国文教师，娶日人为妻，过著完全日本化的生活，极力追求日本精神，希望学生能够摒除殖民地的劣根性，且伊东春生企图抛弃乡土的俗臭，即使践踏亲生父母也在所不惜。至于中学五年级生林柏年，是伊东春生的亲戚，懂得反省思辩，他热爱乡土，绝不舍弃母亲，对于伊东春生的思想作为大不以为然而屡屡反抗，跟伊东春生形成强烈对比，维护了台湾人的尊严。此外，小说叙述者“我”是自日返台继承衣钵的乡下医生，起先与伊东春生情投意合，原亦具有皇民意识，憧憬日本内地的一切，后
经由徬徨、挣扎，处在伊东春生与林柏年之间，先是做为调解人，终而从现实生活的情境中，洞穿伊东春生“成为彻头彻尾的日本人”的虚矫，“我”于是自我反省内在的扭曲，以及对乡土的爱心不够，进而否定伊东春生的皇民思想与生活方式。
事实上，〈奔流〉以日文发表时，早已跟创作原貌不同。一九八二年王昶雄于〈老兵过河记〉一文道出〈奔流〉原作有些部分惨遭日本宪警擅自增删的真相。后来，〈奔流〉几度中译，版本内容有所不同，根据《台湾文学》第三卷第三号或大木书房《台湾小说集（1）》版本翻译的就有钟肇政、张良泽、赖锦雀等，至于林钟隆译本，经王昶雄校订，与前述三种版本已有多处差异。最后，王昶雄索性依据《台湾小说集（1）》版本自己修订增删。是以〈奔流〉的日文和中译版本甚伙，乃台湾文学史上相当特别的例子。
除了王昶雄于〈老兵过河记〉所言，〈奔流〉原稿中，指责日人“六成加俸”的特惠条例与讥骂日人为“四脚仔”的口头禅，悉被删去，此外，经过比对，〈奔流〉文字由王昶雄日后自行删除者，包括：
一、“我”于新正前往伊东家拜年，看见伊东的日本人妻子与岳母，联想到真正的日本之美，体验到令远大的理想打从心底动荡不安的事情。接着原刊本的以下三行，王昶雄修订本已删除之：“我无法安于自己是出生于南方的日本人这个事实。如果不能完全变成真正的日本人的话，就不甘心。我认为，自己并非主动地努力成为内地人，而是在无意识之中，内地人的血将移入自己的血管，不知不觉地静静地在我全身流动。”
二、伊东春生父亲葬礼后，“我”发觉伊东春生对待亲生母之冷淡，以及看见热血青年林柏年的不满与气愤，“我”的内心百味杂陈，对于自己在日本人面前之忌惮承认是“台湾人”的心理，亦有所反省，诸如：“你真是个卑怯的家伙。那不是明显地证明你卑视台湾吗？台湾人绝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爱斯基摩人哦。岂止如此，台湾人与生于内地的人毫无两样呀。引以为傲吧！要有同是日本臣民的骄傲！”文字近一页，约五百字，后来被作者全数删除了。
三、“我”接到入日本武道专门学校进修的林柏年来函，信上表示“不必因为出生于南方，而觉得卑屈”，不过后来此信内容删去二处，即“为了维系伟大的大和魂，我觉得非默默地用我们的鲜血去描绘不可。这，比什么都重要的是决心。我们过去所缺少的，就是这决心”，以及“我更必须是个堂堂正正的台湾人才行”前面的一句“如果我要做一个伟大的日本人”。据王昶雄〈老兵过河记〉指出，前者颂扬“大和魂”等之字句，本就是被无端补入的。
〈奔流〉经过以上删除，与原作之变动不可谓不大。关于原作之增删为何？真相难以究明，除非当年送审的原稿重见天日，否则〈奔流〉原刊文依然是批评的唯一基准，作者难以规避。研究者论述台湾日治时期皇民文学，每将陈火泉的〈道〉与王昶雄的〈奔流〉并列，后来，王昶雄将〈奔流〉里面所谓不合时宜或容易误解的文字迳行删除，显示其对于此一决战时期发表的小说有难言之隐，内心也十分介意。其实，殖民统治固然可恶，皇民文学固然可鄙，但可以说全是错乱时代所逼使出来的产物。再者，综观其文，〈奔流〉对于“皇民意识”的确敢于批判，当时能够让林柏年
那种不肯屈辱的硬汉粉墨登场，已如王昶雄之言，算是“勇冠三军”了。
特别是〈奔流〉的结尾，“我”走访伊东春生未遇，从山岗上望见才三十余岁的伊东已满头白发，“我”仍试图为伊东的皇民化做善意的理解，然则想痛哭一场的心情却充塞著胸膛，作者写道：“我忍无可忍，连呼著狗屁！狗屁！从山冈上面向着山冈下面奔跑而去。然后，像小孩子似地奔跑。跌倒了爬起来再跑，滑倒了也爬起来再跑。撞上了风的棱角，更加猛力地一直奔跑。”这明显象征著对伊东春生皇民意识的否定，而像小孩子跌倒又爬起来再跑，似乎代表着无尽的希望。由此观之，诚如林瑞明〈骚动的灵魂──决战时期的台湾作家与皇民文学〉所言，王昶雄的〈奔流〉
或许不能符合“抵抗文学”的定义，但战后一度被误为“皇民文学”的〈奔流〉，绝对是“非皇民文学”，在决战时期是要“枪杀”的，如今则应给予肯定。
王昶雄〈奔流〉的发表过程与版本的更迭，让处于民主时代、可以全然自由写作的我们，见证殖民历史的悲哀之余，能不有所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