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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记忆能全球圈粉吗？《国际桥牌社》挣一次说故事的自由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大家丧失想像力和信心。至于中国因素，我们就把它当做理所当然
；有什么好讲的？也不用抱怨。我就不相信‘那个东西’会卡死我，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够
好。”
端传媒记者 陈虹瑾 发自台北2019-07-07
2019年4月16日，《国际桥牌社》在开拍。摄：陈焯煇/端传媒
大陆偷渡客像牲口一样被赶回船舱，被麻绳綑紧的手紧抓着贴身家当。中华民国海军荷枪
实弹，押著这帮偷渡客原船遣返。为防不死心的船家偷渡回海峡中线以东，船老大在军警
的监视下，砰砰地以木板钉死门板和窗户。当船舱再被打开，被活活闷死的偷渡客脸上已
浮现尸斑。
时间是1990年，中华民国政府遣返“闽平渔5540号”大陆偷渡客，据当时新闻报导，船老
大在军方监视下封舱、出海后又不给水，导致25人窒息死亡。往事并不如烟，时隔30年，
台湾首部政治剧《国际桥牌社》要把那个90年代搬上萤幕，这还只是惊心动魄的其中一幕
。
换一个拍摄场景。剧中总统和远道而来的美方高层对谈、微笑、变脸、推杆，美方人士严
正提及“美国因东亚偷渡客死亡感到困扰”，“小白球外交”的经典剧码在剧中重现。这
名操著纯熟外交辞令的美裔演员，演的也许是自己的部分人生——走出镜头外，他正是20
12年卸任、现居于台湾的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前处长司徒文（William Stan-
ton）。
AIT台北办事处前处长司徒文。图：国际桥牌社剧组提供
“AIT处长不好做，台湾总统也很艰难，要面对的压力来自国内民意、中国、媒体，压力
实在太大了，”司徒文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半开玩笑、自问自答，“如果我可以选择
职业，问我要当台湾总统或AIT处长，我还是要当后者......。”他回忆，在台工作期间
曾见过前总统李登辉，李登辉当时频频使用日语、闽南语对话，频繁的语种切换，使得两
人交谈有点卡住。李登辉当时也分享自己的养生方式，给司徒文饮食、医疗等建议。至于
两人乃至历次台美高层见面，“桥”些什么事、又如何“桥”事，司徒文不愿、也不能谈
。
总统选战正酣，预定至少拍摄8季的《国际桥牌社》历经4年筹备，今年宣布开拍，首季预
计11月上映，已于日前杀青。第一季剧情背景设定为1990年到1994年，剧本带着观众经历
野百合学运、国会全面改选、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军售案、两岸密使联系等史实。主角
包括菜鸟记者、行政院长女儿、国民党党工、党外青年等，非虚构里有虚构。与承平时期
相比，骚动年代里的理想与爱情，总要惊天动地；在《国际桥牌社》饰演记者的陈妤，才
演完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剧中的记者，演出《国际桥牌社》时，就呈现截然不同的精
神状态，“我觉得自己接这部戏之后，每天都充满自信，哼哼！”在片场聊起新角色，她
仿佛被90年代政治记者的亢奋附身，高高扬起下巴。
90年代之于台湾，意味着什么？老蒋在世时，说的那句“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时代”
，现在听来不能再更腐朽了，但在90年代，仍有不少青年如是坚信。台湾歌手林强在《向
前走》里高唱“什么拢不惊”，标志彼时台湾人的意气风发；台湾钱淹脚目之后，1992年
，台湾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正式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1993年，台湾进入世界前20大
经济体。政治上，长期对峙的海峡两岸刚开放探亲，中国政府在六四学运后遭全球谴责，
隔着一湾海峡的台湾，则解除了全球最长戒严令，民进党在风雨中成立没几年，郑南榕于
1989年自焚殉道。1990年，野百合学运登场；1991年，台湾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3年，辜汪会谈登场；1996年，李登辉当选中华民国首任民选总统。
“我活在那时代，老实说，你觉得时代在进步，一切都很有希望。你觉得一步一步在改革
，而且那时台湾的经济情况很好......。”导演、《国际桥牌社》第一季编剧李志蔷回忆
，野百合学运时，他还只是个大学生，台湾政治经济的大门一扇一扇被打开了，他们呼朋
引伴上街参加学运、反对军人干政、呼吁废止刑法一百条，“我们参加的，都是台湾历史
上很关键的运动！”语毕，李志蔷从“忆当年”的思绪里回神，“我现在上课，只能跟学
生说：‘你们现在能反什么？大概只能反高学费吧。’”
2019年4月16日，《国际桥牌社》拍摄现场。摄：陈焯煇/端传媒
“不演了”或“不敢演”
两岸关系真的只是某些政治人物口中的“假议题”吗？《国际桥牌社》的英文剧名叫做《
Island Nation》，岛屿和岛上的人，不论愿不愿意，都逃不开1949年以后的那阵烟硝，
主动或被动地站上战场。
影视圈自然没有逃过这场角力。戴立忍在2016年突遭中国市场抵制、遭举报为台独艺人、
被迫道歉；而《国际桥牌社》开拍之前，已有更多台湾艺人主动或被迫接连表态：“我是
中国人”。
“很多导演朋友现在都会自我审查。同志题目基本上不行，宗教、警界、政界黑暗也不行
。”李志蔷说，台籍电影从业人员深谙中国影视圈生存之道，曾耳闻导演、男女主角被逼
签署承诺“反台独”文件，近日，一名与他熟识的台湾摄影师来报，才刚在中国签下一份
承诺书，声明反对台独立场。
在这个节骨眼参与《国际桥牌社》，不少业界人士基于好意或其他因素，前来劝退李志蔷
：“你不想到中国发展吗？”“你难道不想要更大的市场吗？”与此同时，演员回报剧组
“不演了”或“不敢演”。
制作人汪怡昕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摄：陈焯煇/端传媒
《国际桥牌社》制作人汪怡昕说，拒绝演出的演员多达百人以上，不全因中国因素，更多
人是因为档期、对剧的无法想像，“有人直接讲在中国那边还有工作，有人觉得我们类型
不明，不知道会拍成什么样子，所以就不想冒险。”看多了听多了，对于拒绝已经不意外
，剧组人员通常简短回应：理解、尊重。
事实上，一名演员在《端传媒》记者告知采访需求时，频频表示不愿针对该主题受访，数
度表示“我不想被贴标签”、“我不谈政治”；更有艺人原先答应接演主角，当记者再度
联系时，发现该艺人已辞演。除了演员变动，《国际桥牌社》导演、副导等工作人员亦换
了一批人。
“有人直接讲在中国那边还有工作，有人觉得我们类型不明，不知道会拍成什么样子，所
以就不想冒险。”
每个人要的东西不同；看过台湾影视圈的大起大落，这是李志蔷现在想参与的影视作品：
“只有在自己的土地，才能自由创作、才能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题材。”曾在中国拍片的
他，如是看待这个人人口中的庞大市场：“我去大陆可以赚很多钱，但台湾导演过去，就
是帮他们执行东西而已——执行一个‘合乎他们大陆市场的故事’。但是那个不是我要的
。而且这也不会有自由度。”原文：《台湾记忆能全球圈粉吗？《国际桥牌社》挣一次
说故事的自由》
《国际桥牌社》剧照。图：国际桥牌社Facebook
“我就不信那个东西会卡死我”
“我们在这里自由拍摄政治剧，不论怎么拍，都不会被下架。”三月中旬，《国际桥牌社
》开镜仪式登场，文化部长郑丽君在致词时，酸了中国影视圈的诸多限制，同时道出台湾
影视界的恐惧与希望。
台湾影视音产业内外交迫，为了资金和市场，“往西走”是不少人眼中的唯一活路——即
使人人深知，中国的创作自由日益紧缩，一路向西的同时，往往得一路闯、一路踩地雷。
真的只有这么一条生路吗？至少，这个团队不信这一套。
8季政治剧，顺利拍完至少要8亿元（新台币，下同），那是让人咋舌的天价。闽南语有句
话叫做“免钱的最贵”；曾有投资人请人代为转达，愿意为该部剧投入钜资，《国际桥牌
社》监制冯贤贤、汪怡昕拒绝了这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资金来源是国台办。
“我们要为台湾的影视开一条新的产品线。Nefilix有那么多档的政治戏，美剧能把政治
剧拍得那么好看，为什么台湾不能？”冯贤贤说，台湾影视产业若想国际化，就必须先做
出国际市场感兴趣的产品，“我们要做，人家才知道‘台湾也可以做这个’。如果我们没
做成，人家永远认为台湾做不出来，然后认为我们只能做非常生活化的、小情小爱的小品
。
“小情小爱、小清新类的作品，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冯贤贤又说，只要商业上可以活
、观众喜欢，倒也无可厚非。只是，台湾的创作主题品项日渐单一，原创的影视作品变少
了，“我们要开创原创政治戏剧、OTT（影音串流平台）引擎的概念，一集一集做下去—
—而且，是用工业化模式去产制的。”
“现在台湾的困境是在于，为什么我们只能做比较小题材？”汪怡昕自问自答：“我觉得
，那是因为‘台湾记忆’这件事没有被我们当成全球圈粉的工具。”
谈到民主化经验的影视作品，很难忽略韩国。韩国可以，台湾为什么不行？一般业界常见
的认知，会指向台湾影视圈对中国市场和舆论的畏惧。
“我们要做，人家才知道‘台湾也可以做这个’。如果我们没做成，人家永远认为台湾做
不出来，然后认为我们只能做非常生活化的、小情小爱的小品。”
冯贤贤。摄：陈焯煇/端传媒
“韩国记忆为什么可以变成全球的的商品、变得那么有价值？我们现在就是做这个东西。
”冯贤贤说，“我们在这一路碰到的困难，里面有没有中国因素？坦白说，有。可是我们
不大希望强调这一点，愈强调，困难就愈大。”
“我们现在是主动出击，我要创造的就是全球市场，我管你有没有什么压力？做商业东西
都有压力，集资都困难......。”冯贤贤谈起开路的艰难，“我们这样的小国、小市场，
在海外市场已经丢掉的情况之下，要重新（把市场）找回来。”
只是，中国因素可以完全忽略吗？“如果把你的产品永远都寄望于一个单一市场的话，你
受到的限制就会非常的大。而且他（中国市场）也反过头来限制了你的能力，你的能力会
退化。”她如是观察：“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大家丧失想像力和信心。中国因素只是
......，我们就把它当做理所当然；有什么好讲的？也不用抱怨。我就不相信‘那个东西
’会卡死我，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
台湾业界逐渐丧失信心、能力退化，这是事实。她强调：“我们必须重新把这个能力练出
来，本来就是应该面对全球市场，只是大家心里都没把握，都怕怕的，觉得怎么可能？谁
要看我们的戏？其实大家心里偷偷的独白都是这样。那这样我们就不用混了。”
冯贤贤透露，第一季要拍摄1990年到1994年的民主化过程与氛围，第二季是1995年到1996
年的台海危机；将一路拍到到第一次政党轮替......。“台湾民主化可以是全球（感兴趣
）的议题，所以我们要努力使我们把它拍的好看，让人家了解，民主转型、和平的政权转
移是怎么发生的？这其实是一个世界民族史上的奇迹。虽然我们自己在（台湾）里面觉得
乱七八糟，但从外面来看，台湾还是相当amazing——尤其是90年代这一段。”
2019年3月15日，《国际桥牌社》开镜仪式。摄：陈焯煇/端传媒
在影视圈打滚了30年的汪怡昕，在“八季影集”规格之外，对这部政治剧有着更丰富的想
像：“我们是用季度来走；若有些独特的主题、或特别具有张力的单一事件，我们就做特
别篇，或做成一、两集前传。”汪怡昕也透露，剧中会出现不少人物彩蛋，从淡出政坛的
野百合世代到如今仍活跃台面上的人物，都可能客串。第一季拍摄期间，已话题不断，除
了客串人物，考究的场景也是亮点，例如剧组借到总统府实景拍摄总统宣誓就职，这也是
台湾史上首个在总统府大厅取景的剧组。此外，就连戏里的总统座车，也是前省长的宋楚
瑜乘坐过的凯迪拉克轿车，警车亦是1990年的车型及规格。
“这是全民剧场概念，虚拟戏剧和真实背景人物交错，让观众串联历史和真实之间的关系
。”他愈讲愈兴奋，把菸头一弹：“你知道这会像什么？这会像漫威系列！它会（主题）
拉出去，这个故事就有更饱满的机会。”
为了成就一个饱满的故事，镜头后的付出往往是观众无法想像的。此前，汪怡昕为了制作
李登辉的纪录片，录制超过100个小时的李登辉访谈，他的工作室玻璃窗里至今树立著接
近真人身高的宋楚瑜人形立牌，立牌后贴了李登辉的头像，半夜路过车灯一打，常吓到路
过的邻居，邻人抱怨，他却说这是“遏止小偷接近社区”的良方，至今不撤掉那立牌。
曾担任李登辉侍卫的李登辉基金会秘书长王燕军担任《国际桥牌社》顾问，今年出席开拍
记者会。图为王燕军与身后饰演随扈的演员一字排开。摄：陈焯煇/端传媒
汪怡昕的人生经历亦称得上“饱满”，生命轨迹呼应着那个年代的风起云涌——1995到
1996年，台海危机之际，他在马祖高登岛当兵，兵种为陆军砲兵，还被编列在“高登特别
守备队”，终年只穿短裤、打赤膊，人称“高登铁汉”。风声砲声海浪声，没有离他太远
，“他们曾经发给我们一个人两颗手榴弹，我傻眼啊，我是砲兵，没受过手榴弹训练啊，
你配给我手榴弹干嘛？”青年时的他很快觉悟：“全部武装战备，（需要用到手榴弹的话
）那是要肉搏战了啊。”“那时一岛一将军，有准备大家要一起死掉，我们最紧张的时候
，的确就是被授命要开战。”
非虚构题材永远引人入胜，《国际桥牌社》剧情轴线里，一名主角在台海危机发生当下，
恰恰在外岛当兵。谈到荒谬的细节，汪怡昕有说不完的黑色喜剧。“我们曾经躲在满满的
弹药库，用卡式瓦斯炉煮方便面，那个一有火花就会爆炸。”满头白发的他自顾自呵呵笑起
来，像个不怕死的青少年，“我们用望远镜看对岸女子中学的女生在打篮球，很好玩，躲
起来吃方便面，好开心。”
该说这是台湾人的憨胆吗？老一辈口中的“水鬼”（编者按：两岸对峙时期，双方曾互派
蛙兵深夜潜入对方阵营、砍下对方军人头颅，执行任务的人就叫做水鬼），汪怡昕是见过
的，“早上他（水鬼）啪啪啪地游走，那个泡泡还这样啵啵啵地冒出来......。”那水鬼
回大陆是要交差的；他和同袍曾“好心”放了罐头在水鬼上岸处，还“贴心”帮对方把罐
头开好，“被长官发现，骂我们：‘妈的没出息的东西，给水鬼拿（罐头）就好，你还帮
他开？’”
《国际桥牌社》剧照。图：国际桥牌社Facebook
千万制作、“百万讲义”：资金缺口下，仍要调研
“如果这档不成，没有预期的话题、关注、认可、没有成功好好地说一个故事，我可能要
背上6000万负债，我还有两个小孩，有一个刻苦、支持我的老婆，但我的公司也可能因此
受牵连。重点是，环顾四周，大家会说：‘对，台湾要干这个事情’，但没人信你做得成
......。”为了好好说这一个故事，汪怡昕和剧组到处找投资人，每每尝尽冷暖。
谁都知道，台湾的大众娱乐是个先天不足的小市场，单靠国内市场规模，撑不起高成本的
制作。在台湾做影视，要务实、要浪漫、要时刻考量中国因素，还要随时准备脑洞大开；
谈起为了这部剧的四处奔走，他强调目标不只为了戏，同时为了本土影视产业的更多可能
。谈起资金的缺口，汪怡昕说：“从产业面来看，这样的扩张会比较有意义；未来希望贩
售国际版权、和国际电视台接洽，我们希望能够开始做对国际市场的资金募集。”“其他
国家一样是小市场，他们怎么做？人家当然找国际买家，有了国际买家的资金，才有办法
支撑大规模成本的作品。”
“我讲浪漫一点，就是再回到我们（台湾）祖先那个状态。我们祖先就开着船到处抢劫，
然后一堆人到处跑，走投无路的人，跑到台湾来，落地生根。所以台湾人本来就是在做国
际贸易；只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再让台湾的影视圈，重新具备那个勇气？”可现实又骨感得
太实在，豪情一番后，他坦然：“我们来做，还是很吃力。”
“演员演不演？工作人员要不要参与？这应该回归到产业上的意义。”汪怡昕甚至认为，
台湾“没有影视产业”，原因是从产业面来看，无法吸纳人才，“我们无法给这些人工作
机会，还怪他们不演、不想冒风险......，责任不在他们啊！”他希望这次尝试可以提供
解方：“所以我们要创造‘台湾记忆’的IP，我们产业端的人要够努力、系统健全、赚到
钱，才能吸纳好的工作人员和演员。”
《国际桥牌社》剧照。图：国际桥牌社Facebook
《国际桥牌社》筹拍共8季，刚开始拍摄的第一季预算高达新台币8000万元，最后花了
7500万。除了文化部补助3000万，资金主要来自几位投资者的小额投资，以及汪怡昕自己
的积蓄，凑一凑，仍有约1500万元资金缺口。“文化部从头挺到底，”汪怡昕感谢也感慨
，募资过程中，有潜在投资人因在中国设厂或与中国企业有生意往来，纷纷却步；撇开对
中国的恐惧，也有投资人单纯因为无法想像新类型的台剧，选择保守观望。
“如果所有东西都谈定、才要开拍，可能戏就拍不成了。”
目前，《国际桥牌社》正在与数个国外线上影音平台接洽，国内平台部分，“现在声量慢
慢起来了，有几家平台说有意愿播，但仍然没有着落。”汪怡昕回想郑丽君在开镜时说过
的“怎么拍都不会下架”，他想想也对，“因为现在连上架都还上不了啊。”
开拍直到杀青，还无法确定合作的平台，这在台剧史上似乎不常见？汪怡昕说，这部戏太
特殊、和政治有关，“如果所有东西都谈定、才要开拍，可能戏就拍不成了。”“我得先
拍出来给人家看。第一个做尝试的，就是要冒这些风险吧 。”
一边张罗资金，一边进行筹拍，光是筹备期间，演员就开始研读一本厚达上百页的“讲义
”：剧组砸下近百万研究费，请来1990年代曾任职于国民党文传会的学者熊昔麒，耗时一
年进行专案研究，整理90年代美中台关系以及重大外交事件始末，以第二季将筹拍的“
1995-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美日与两岸关系之背景资料整理”为例，光是参考书目，就
包含上百笔的官方文件、期刊、书籍、中英文报导、学位论文。
熊昔麒老师。摄：陈焯煇/端传媒
《端传媒》在开拍前夕旁听熊昔麒替演员上课。墙上投影数十页的投影片，曾是国民党党
工的他，如是理解90年代之于台湾发展的重要性：演员必须同时从外部因素、内部张力来
解释台湾的民主化进程。70年代、80年代的基础建设和高速经济发展后，90年代台湾经济
起飞、国民更有自信，促成对既有体制和生活习惯的改变；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也影响着
台湾——1991年冷战结束，全球共产主义所涵盖的地区纷纷走向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
，这些，是演员必读的功课。
《国际桥牌社》演员中有不少“90后”，这意味着，90年代的激情，离这些年轻演员实在
太远了——民主在台湾发生时，他们可能刚来到世上。熊昔麒从最基础的历史、新闻事件
讲授政治、经济背景，就连演员与人“握手”的方式、仪态也要教。
“我们那时的党工，都要学国际礼仪，”讲课时，熊昔麒直接请演员伸出手来，“虎口对
虎口，这样出力，太大力也不好，握到三四下就好，”示范一次后，他让演员再握一次，
显得很满意，“你这种握手的方式，就是会升迁。”
对史实考究至极，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拍成纪录片？“戏要好看，它还是要有趣味，我们不
是在做学术，要做的是创造性的重建。”冯贤贤强调，这部政治剧是以台湾民主化整个的
发展历程为背景，所以重大事件都会纳入剧情，但是人物都是虚构，才有戏剧发挥的空间
。
例如，剧中谈到总统府运作，涉及国安幕僚开会细节，都需要巧妙带入剧情，又例如一名
党外餐厅的年轻人，原型就是党外时期被称为民主圣地的热炒店“阿才的店”。此外，剧
中总统有糖尿病，被要求饮食清淡，所以常在下午五点就溜到侍卫的宿舍内，跟他们一起
开伙，“这个事情是真的，”汪怡昕强调，“关于人物之间的分寸跟细节，是我们参酌的
一些事实，然后根据这些细节，去做有趣的编排。”
“记者要挖新闻，记者的主管要维持好政治关系，总统要能在党内的斗争、国外的压力之
中存活。”谈起围绕六名青年男女的时代故事，未必轰轰烈烈，但冯贤贤强调：“每一个
人都有自己的求生的动力跟方法。”戏如人生，30年距今不远，不管呈现的重点是动力或
方法，“求生”这道题，对台湾永远都是明喻。
（实习记者符煜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