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人┐ ┌阿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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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春┼───────义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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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梅─┘ └裁缝店老板娘
前三集目前看下来，主题叫作《本省妹仔阿春求生记》
阿春来都市找工作，目前碰到的最大麻烦就是她不识字、也不会说国语，
因此，除了能从事的工作类型被限缩，
更麻烦的就是语言不通时，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失误作辩解。
但奇妙的是，化解阿春危机的三个人，
除了义甫之外，老王跟小梅都是外省人；
反而欺负阿春的人，叔叔、人口贩子、裁缝店老板娘，还有裁缝店的债主，
都是语言可以沟通，却极尽所能压榨、欺负她的人。
我不知道编剧是不是刻意制造出这样的效果，
但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慷慨助人的外省人 vs. 欺压同胞的本省人”的两相对比。
这总让我想起杨逵先生的〈送报伕〉
：“台湾地区的人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似地，日本人也是一样。”
不可避免的，自从1945年之后，台湾社会一直以来都有省籍情结甚至省籍矛盾，
但省籍、族群这类的身份，却也只是“人”身上的其中一道标签而已。
编导似乎是想打破“本省人总与外省人”交恶的刻板印象，
而特意在傅培梅的故事中，安插了一个像“阿春”这样与她身份与教育背景悬殊的助手；
又透过阿春作为引线，引出了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外省人－－“逃兵”的处境，
而虽然语言不通，但同样身为当时社会的底层，
所以让他们自然而然产生出一种相互扶助的关系，
想借此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交流，是超越语言隔阂的。
除此之外，阿春的两任“雇主”，也都是彼此参照。
裁缝店老板娘，除了斤斤计较，用阿春不懂的语言去羞辱她；
而同样说著国语，初次见面的小梅，却能怜恤阿春的处境，
虽然语言不通，却能让阿春感受到她的善意。
同样身为社会的顶层，但却也有好与坏的两种面貌。
其中比较有趣的是义甫这个角色，
他可以说是目前与阿春交流的“都市人”里，比较“非典型”的角色。
他懂国语、也识字，但不像那些都市人一样会瞧不起她。
而义甫也有说明他向阿春伸出援手的原因，乃是因为“台湾人要帮助台湾人”
所以，义甫其实算是“知识”与“教育”力量的化身。
（而义甫书柜上的马克思与共产思想书籍，又再一次让我想起杨逵先生......
实际上，阿春的困境与其解法，不是超越省籍情结才获得解决，
而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抨击，认为“互助”才是阶级矛盾的解决办法）
因为不理解、还有在裁缝店工作的不愉快经验，
阿春对外省人是几乎没有任何好感的。
但透过自身经验交流，以及像义甫这样的中性媒介，
阿春得以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人际支柱，
而像阿春这样的小女孩，与其说她特别努力或聪明，我倒觉得她的运气特别好，
虽然遇见过不好的人，但之后都能遇见不嫌弃她出身、能看见她善良一面并付出的人，
而愿意摒弃成见的慷慨之人：小梅、老王与义甫，他们也是不分省籍与出身的，
在50年代的省籍冲突、乃至于后来的白色恐怖，
整出戏似乎想特别张扬此时人性中较为善良温暖的那一面。
不过，这对应到真实历史来看，或许有点美化吧。
绍庆刚开始对阿春的反应，反而才是最真实的；
但戏中，也仅以“我不喜欢家里有外人”带过。
－－事实上，谁会贸贸然请一个语言几乎不通的人住进家里帮佣呢？
对照现今社会，外籍看护也是中文越好的越吃香。
而为了要打破外省人坏坏的偏见，而刻意夸写在台外省人的家境优渥，
也是满失真的－－这其实又是另一种对外省人的刻板印象吧。(所以才用老王作对照？)
真实的50年代，改朝换代、政经不彰，一切都还没上轨道的情况下，
应该是除了国民党高层官员之外，平民们不分省籍，大家都过得很清苦吧。
像小梅那种家里没有政治背景的人，应该就是中上、刚好过得去而已吧。
至于本省人，因为战后通膨跟政局不稳，
从商的被搞得生意萧条(灿烂时光的黄家、叶家就是这样)，
就算本来日治时代家境显赫的本省人，
不只生意做不起来，太有钱搞不好还会被政府被盯上。(ex.叶廷珪)
不分省籍，无论是初来乍到的外省人、或是鹊巢被鸠占的本省人，
大家都过得战战兢兢，这应该才是50年代的真实吧。
所以，虽然一直觉得自己这样想，有点泛政治化，
但傅培梅之所以能在台视主持节目安然无事，
或许就是因为她就只是上节目教教做菜，很安全，
没有任何传递叛国思想的成份，才能够在出名的同时又不被政府盯上吧。
可是，傅培梅与日本的关系如此密切，却又是我们现代人回头看戒严时期历史时，
有些匪夷所思的部份－－
其实那时候的台湾，跟日本的交流依然十分密切？
否则怎么会需要像她这样日文精通的人才？
而如果傅培梅没有结识程绍庆、走上料理之路，
而是找了一个家境不是那么好的老公、在婚后还是得继续依靠日文技能工作，
(小梅原生家庭不就是家计堪虑，才需要小梅外出工作的收入？)
继续在电信局工作、继续当公务员，纵然安分守己，仍能全身而退？
好像有点偏题，但观看时代剧，不得不思及真实历史背景的部份呀。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