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乡民讨论的为什么“灿烂时光”拍的这么急，郑导亲身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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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死，也要在黑暗中点出一丝光”
郑文堂所执导的《灿烂时光》，以二二八事件、中坜事件、美丽岛事
件当作历史背景，记述著前人为了追逐民主而流血、流汗。剧中主角
认识历史却处处被压抑的过程，就是他的亲身体验。他表示：“台湾
要能够面对历史所犯的错，厘清过去到底干了什么事。”
李又如
电影《菜鸟》才刚下档，导演郑文堂又紧接着下一部片的宣传行程，
是十二月底在公视首播的时代剧《灿烂时光》。一整年来，电影、连
续剧、还有不少短片作品，我问创作能量丰沛的他：“这一年是怎么
过的？”郑文堂双手掩面，笑着摇头。
“全都是一场骗局”
年末的《菜鸟》与《灿烂时光》，都是郑文堂的梦想。尤其以二二八
事件、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当作历史背景的《灿烂时光》，在二○
一○年就已经有初版剧本，却找不到资金拍摄，甚至没有电视台愿意
播。
郑文堂提到，电视台会说：“我们很想跟你合作，但能不能换别的题
材？”不是不想碰政治，就是认为不够商业。《灿烂时光》记述著前
人为了追逐民主流血流汗，但在寻找放映通路的过程中，他才发现，
远离了戒严年代，“政治”到了二○一五年还是一个敏感的词汇。
更讽刺的是，当电视充斥着中国的时代剧，观众对于皇帝生平细节如
数家珍，却对脚下土地的历史一无所知。
会坚持在今年完成，甚至自掏腰包补足资金，郑文堂坦承：“反课纲
运动踢了我很大的一脚。”他边说边紧握拳头，在空气中挥拳，“还
没拍之前，我每次想到课纲微调都很生气。”
“大学联考，我的历史、地理、国文、三民主义都非常高分，荣耀地
考上大学。”郑文堂苦笑，“结果后来才发现，我引以为傲的知识，
全都是一场骗局。”
《灿烂时光》里的主角李天明认识历史却处处被压抑的过程，就是郑
文堂的亲身体验。一九五八年出生的他说，从小学、国中到高中的课
本里都没有台湾，“都在背诵黄河、长江，完全不知道浊水溪的脉动
，连自己家乡的兰阳溪流过哪些地方都不知道。”
直到上了大学，透过阅读与党外杂志朋友的聚会，他才知道多少事情
“被骗了”，“而且不是不小心，而是有人刻意不想让你知道，有多
生气！”
郑文堂也才慢慢揭开被蒙蔽的故事。他提到住在家附近的英文老师，
在他国中的时候突然消失了几个月，回来之后，整个人变得疯疯癫癫
的，对人小心翼翼，每天看报纸剪报。直到大学后的“启蒙”，他才
知道这就是政治犯。
后来他参与绿色小组，有时在媒体曝光，被这位老师看见。有次他语
重心长地说：“文堂，这些事情碰不得，你这样不懂事。”老师搬出
剪报册，翻给他看，郑文堂说：“我真的吓坏了，里头什么都有，连
邓丽君的新闻都有。”
铁工厂工人成为政治启蒙者
“他的意思是，这些都是政治，都会害他。”一个好好的人，被“消
失”了之后却患上被害妄想症，从此对政治避之唯恐不及。
而启蒙郑文堂的重要人物还有一个，化身为《灿烂时光》中的铁工厂
工人“小白”，表面上替人做铁窗大门，私底下经营地下杂志，揭发
被掩盖的历史，由灭火器乐团主唱杨大正饰演。
“有一次看完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的学生拍的电影《萨尔瓦多：另
一个越南》（一九八二年金马奖国际电影展），讲述美国情报局如何
介入西班牙内战。我看完好自卑，人家大学生都可以拍出这样的电影
，我都已经毕业了，还在干嘛？”郑文堂看完电影，又觉得热血、又
觉得闷，坐在路边思考时，有人一跛一跛走过来，就是“小白”。
小白是个小儿麻痺的工人，坐下来跟他一起抽菸，聊起电影，包括拍
摄的背景，甚至威斯康辛州立大学拍片的传统，娓娓道来，“我心里
想说，我是电影系的耶！你跟我谈这个？”郑文堂心中不忿，但小白
口里说的，他确实不知道。
“你是念电影的吗？”他忍不住开口问，没想到小白才小学毕业，“
啊！更生气了！”郑文堂忆起当时的心情，忍不住大笑起来。博学多
闻的小白让年轻的他大开眼界，留了电话，原以为就是萍水相逢不会
再见，隔几天却又接到他的电话，邀他去茶庄听德国女权主义者的祕
密演讲，开始了彼此的友谊。
“这就是小白，学历不高，有很悲惨的身世，但自己透过阅读，对台
湾的历史非常了解，也对政治有很高的参与，带我一步一步进入这个
圈子。”郑文堂提到，“台湾民主进程里，大家只会认识施明德、陈
菊这样的明星，不会认识小白，这也是我把他写进剧本的原因。”
不只小白。启蒙郑文堂的小人物，后来都成了他剧本里、镜头中一个
个鲜活的角色。就像作品《眼泪》里头，在底层生活的吸毒者、流氓
、酒家女……而片中触及的转型正义议题，也曾让总统马英九问他：
“你是不是政治受难者，才拍这种电影？”
“那就是他的心态。”郑文堂苦笑，“我没跟他说，我就是被你们愚
弄！被你们愚弄到我连一个小学毕业的朋友都不如！”他又提到小白
，“我到底浪费了多少时间？”
所以，面对课纲微调，“国民党到现在都还在做这种事！告诉我们的
高中生要学什么、不能学什么。”郑文堂难掩气愤，“你能不拍吗？
皮绷紧一点，就是要把它拍出来。”
要把“皮绷紧”，是因为《灿烂时光》真的很难拍。三六○○万元的
预算拍二十集，比起十年前他第一次拍连续剧预算还要少。一百多天
的工作期，在最炎热的夏天开拍，加上时代剧的场景需求，他提到，
“摄氏三十八度，几个演员在三坪大的空间，充满了虫、灰尘的地方
拉扯，床底下还有蛇。灯光组、两组摄影组、导演组、导演全部塞在
里面……”这是每天工作的常态。
剧组入戏深，边拍边哭
“没有这群年轻人，绝对拍不出来。”《灿烂时光》以郑文堂年轻时
的经历为本，演员自然都是年轻人，特别的是，摄制团队也都很年轻
。
“工作真的是苦到，如果这些年轻人收工后集体跑到我饭店房间敲我
的门——就像我年轻时搞工运一样——说‘我不干了’，我真的会体
谅。”郑文堂苦笑，“但他们没有，都撑下来了。”
他提到，“人在苦的情绪下，反而凝聚出一种浪漫的情感。这个剧组
的感情是我见过最强的，我还满享受在这种革命情感之中，连我这种
老咖都觉得很迷人啊。”首映的记者会上，鲜见年轻演员们提到拍片
过程都掉眼泪。
那不单单只是因为拍片辛苦。就像《灿烂时光》的任务，拍这部戏不
只是一份工作，也像是一场历史启蒙。
那个年代，剧中的角色们，经历从军被霸凌、父母被枪毙、爱人朋友
得四处逃亡。有一场戏，由巫建和饰演的主角李月儒被刑求，“拍完
，大家都哭成一团。”郑文堂提到，“连必须是最冷静的收音师，我
喊卡之后，都说：‘我不行了’。”
连演员都哭到拍不下去，那天，郑文堂走到巫建和身边道歉，“让你
受苦了”。没想到他却回答：“我只是这几个小时受苦而已，但一想
到那个年代的人，生活就是这样……”
“想放弃的时候，想到片中一九五○年代、七○年代的前辈牺牲了多
少都不怕，我这个算什么？”郑文堂提到，“走进片场，这么多双眼
睛就盯着你，仰赖着你，你也只能往前冲；但最重要的是后面有人跟
著，最怕就是才拍几天，你冲得很前面，转头却发现没人了，但他们
一直都在。”
预告片里，李天明忍不住对父母大喊：“你们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们？”郑文堂说，到了二○一五年，他还是有这样的疑惑。
“台湾要能够面对历史所犯的错，厘清过去到底干了什么事。”郑文
堂说，就算网络进步到这种程度了，刻意隐蔽的资讯还是查不到。甚
至，受难者家属连亲人的遭遇都无法知晓。
有一次演讲结束，一位年轻女生给了郑文堂个牛皮纸袋，装着她爷爷
的故事。郑文堂提到，“她爷爷在被枪毙之前，写了很多信给他的家
人，却被典狱长刻意藏了起来。直到解严后，陈水扁执政时公开了一
批档案，才找到。”郑文堂叹了口气，“对家属来说，这不只是迟了
几十年，连亲人的故事都必须被藏起来这么久，这太不公平。”
让下一代拥有真正的民主
“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谈话，是多么不容易。”郑文堂说，“我知
道这是老生常谈，但你不谈，又变成理所当然。现在的台湾社会，不
愿意谈过去，不愿意谈痛苦，但民主来自多少人受苦、多少人家破人
亡，花一点时间谈都不愿意吗？”
一出由“老菜鸟”带着“年轻人”完成的电影，是希望台湾人能够主
动朝过去走一步，“不要重蹈覆辙，我们成长过程中不断被蒙蔽，以
至于有人一辈子都没有醒过来，把‘政治与我无关’挂在嘴边，这是
很悲哀的。直到有一天你自己被迫害，才发现没有事情与政治无关。
”郑文堂说。
“对我来说，我的责任，就是延续下去，让我们的下一代，拥有真正
的民主。”小白在片中说道。《灿烂时光》里角色的对白，仿佛是郑
文堂对自己的喊话：“每个时代总要有不怕死的人，拚死，也要在黑
暗中点出一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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