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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荣大学案外案：报案纪录消失？问题在注重表面的“数字文化”
吴忻颖 04 Nov, 2020
马来西亚籍女性大学生命案发生后，长荣大学在校内举办追思会。 图／联合报系资料照
马来西亚籍女性大学生命案发生后，长荣大学在校内举办追思会。 图／联合报系资料照
日前台南发生马来西亚籍女性大学生遭人杀害之案件，震惊我国社会。而该案意外引起另
一桩“案外案”，牵扯出警界多年来为了追求表面的“破案率”等报表表现，进而衍生的
受理报案程序问题、隐匿纪录甚至造假的陋习。
据报载，在马来西亚籍学生A被害之前约一个月，尚有另一名同校的女性学生B在学校附近
遭人摀住口鼻，险遭掳走，事后B在房东的陪同下前往派出所报案。然而台南归仁警方在A
被害后，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媒体与舆论关注，却于10月30日发出新闻稿表示“B并未至
派出所报案”，上开说法遭到B出面提出证据予以驳斥。
警方两天后改口承认经台南市警局督察室调查后发现B女于一个月前有报案，系警方未依
正规程序开立报案三联单，过程明显瑕疵，将依规定惩处，并拟撤换归仁分局长。
被“数字游戏”吞没的报案纪录
在这两起事件中，B的报案纪录为何“凭空消失”？为何受理报案员警没有依照规定而未
开立报案三联单？这些问题引发媒体与舆论讨论，学界与实务界也有不少省思声浪，认为
如果第一时间警方与校方重视B遇袭的事件，加强校园周边暗巷的公共基础建设与治安维
护，是否就不会有A遇害的悲剧发生。
这个讨论确实值得我们重视，如果要预防更多悲剧发生，我们应该思考的不光是追究员警
个人责任，而是要探讨，是什么样的制度，导致个别员警没有依照正规程序制作报案纪录
？如果制作了报案纪录，目前的警政体系下一步反应会是务实办案，或是各种浪费资源又
荒诞不羁的绩效要求、虚应故事？
如果纯粹就受理报案的程序规定、加强社会安全的理论来看，答案当然是早在B一个月前
报案时，应该立刻依照规定将案发过程详实记载，并且由警方、校方与负责地方建设的地
方政府共同进行务实的治安对策与检讨，以保障学生夜间行走的安全。此外，也应该思考
个案所透露出的警讯，进行社会安全的公共讨论与思辩。
然而以上是理论与理想，实务的现实却与之脱钩。我国的公务体系向来就是不按照理论走
，用表面功夫来愚民，甚至被嘲讽为“今日公祭、明日忘记”。正因为人民向来只有三分
钟的激情，且不思考问题成因，敲打键盘后，隔天就会忘记教训。我们的政府与政务官也
了解台湾人民以上的“民族性”，所以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如何把问题“
压下来”、美化数字报表、靠公关给媒体和民众交代。
因此如果第一线员警依照规定受理案件，并将这个“掳人案件如实时向上陈报”，面对的
将会是排山倒海而来的归咎。我国警政体系所谓的“维护治安”策略向来不是治本，而是
美化数字的治标——也就是“破案率”的数字压力，追求的不是真相、不是根本之道、也
不是程序与实体正义，而是如何“给上级交代”。
在第一线的资源分配上，为了因应这种“数字游戏”，也出现了许多舍本逐末的现象，正
如台湾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声明所言：
关于受理报案问题，成因除侦查资源不足、勤务繁重，苦无事证导致的消极应对，在制度
面而言，首先从整体绩效考评设计，更因为过度重视特定类型刑事案件，“查缉案件有分
数、受理报案的处理没有分数”，形塑出“派出所专案人员”这种人力分配失衡的制度，
瓜分对于一般民众报案案件的侦办人力。
除了玩弄数字以外，一旦出了更严重的事件——例如本案A的殒命悲剧——警政机关高层
第一时间想到的也不是如何面对问题，而是如何推诿卸责，例如发新闻稿公然说谎，谎称
B当初没有报案，如果不是B提出通联等证据，这件事情的经过将会变成一桩罗生门，真相
永远石沉大海，检讨与改革永远遥遥无期。
长荣女大生命案被告梁姓嫌犯（中）由台南警方押解移送高雄桥头地检署。 图／联合报
系资料照
长荣女大生命案被告梁姓嫌犯（中）由台南警方押解移送高雄桥头地检署。 图／联合报
系资料照
沦为表面功夫的“治安表现”
长期以来，警政体系在“爱与铁血”等英雄主义文化下，于媒体镁光灯焦点的各类案件类
型中卯足了劲，力求各项专案绩效的表现。1
除了专案绩效所堆砌的各类没有实质意义的数据外，我国政府还有各类不符理论、脱离现
实的“指标”。其实制定指标追求良好表现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我国制定出指标后，追
求的不是脚踏实地的实现理想，而是各种表面功夫。
例如有几位警官不约而同与我讨论到所谓的“理想城市指标”，在警政机关追求的不只“
破获率”，而是检讨“为什么案件会发生在这个辖区”，最后的检讨结果，既不是务实的
思考案件发生地的问题，也不是找出社会问题根源、研究出通盘性的对策、在软硬件等设
施上力求改善，反而是惩罚基层员警，耗费大量警力进行无意义的“罚站”勤务，造成当
地警方勤务的混乱，也使得“出事”的地方警察单位变成血汗工厂。
警察一方面必须在第一线受理并处理案件，另一方面却还要兼顾美化的治安数据，加上各
种治标不治本、没有意义又搞错重点的各类“震怒咎责”，反而使得案情越是严重、应予
重视的暴力型犯罪，警方受理的压力越大，进而催生令人诟病的“吃案”、“造假”文化
。
遗憾的是，在本案发生后，我国行政与警政单位依然搞错重点，重蹈覆辙。例如地方政府
事发后既不是维护硬件建设，也不是检讨社会安全网的破洞，寻找最有效率的解决之道，
反而是把警察巡逻车当成路灯使用，进行各类“扩大临检”，而政务官在媒体前不知所云
的强词夺理，宣称“才两盏路灯不亮”，引发当地许多大学生的不满。
被忽视的社会安全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警政与治安政策一味讲求镁光灯焦点的缉毒、扫黑、打诈等各项专案，
或是暑假时期名为保护妇女、幼童，实则搞错重点、紊乱侦查、瘫痪侦查动能的青春专案
2。
事实上，许多具有司法、社工、少年保护等实务经验的工作者共同的心声是，真正需要投
入心力、务实打好根基的是性别不平等、儿童与青少年辅导与矫正、暴力与社会问题，却
往往不被警政系统重视，国家投入的“务实工作”资源更是有限，而警政系统在重视绩效
与达成率等“美化数字”的文化下，往往不把这些当成需要“稳扎稳打好好办”的重要任
务，使得许多法律与社会工作者面对资源不足、人力匮乏、孤立无援的窘境。
此外，这些社会安全议题背后涉及的社会问题深不见底，很难让政治人物达到“速成表现
”争取选票的机会，所以许多政治人物选择视而不见，转向追求例如数字、与媒体结合打
广告等“速食治安”表现，这就是我国实务上当前的治安政策——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制
造更多问题。
在问题被制造出来后，政治人物开始互相推诿卸责、媒体动辄以煽情的标题与内容来吸引
点阅率，而人们也习惯了看到问题愤怒个几天，不思考解决之道，旋即淡忘的节奏。社会
安全网的破洞，在人们的跳脚中还是被忽视，直到下一件悲剧再发生，继续下一个永无止
尽的恶性循环。
长荣马来西亚籍女大生命案发生后，警方于该路段进行巡逻任务。 图／联合报系资料照
长荣马来西亚籍女大生命案发生后，警方于该路段进行巡逻任务。 图／联合报系资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