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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应该写了不少篇台中的故事，包括大里、雾峰、外埔、东势，还有这次的神冈
之前就有写过神冈吕家的文章，有兴趣也可以找看看
[地方] 偷走岸里大社与汉人的合纵联盟与衰落 #神冈区 / 台中市
这次和贼爸出去玩，住在葫芦墩（丰原）外环道附近的旅馆。趁著天色还未亮，老爸还没起来，就骑着饭店的脚踏车到不远的神冈偷故事。看地图是不远啦，结果我还是骑到脚有点酸，回到饭店贼爸都吃好早餐了。国道一号靠近丰原地区的神冈，有地名叫做“大社”，又有间国小叫做“岸里国小”，就直接想到忘记是高中课本，还是以前人类学有读过的台湾势力很强大的平埔族“岸里大社”。
也帮自己重新复习一下历史，平埔族有一族名为“巴宰族”（Pazéh） ，其中居住于丰原、神冈、后里等地的为岸里社。岸里社分为九社，包括岸东、岸西、岸南、西势尾、麻里兰、翁仔、葫芦墩、崎仔、麻薯旧社。岸里社原本旧居在台中市后里区旧社。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吞霄社事变，清廷请岸里社派兵支援，与清朝官兵两面夹攻才评定。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清廷颁予岸里大社头目阿莫匾额，又任命他为第一任总土官。
就此，岸里大社正式归顺清朝，隔年也准许他们开垦猫雾地区。因此，岸里社人跨越大甲溪在南方建立新社，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岸里大社。台湾中部的开拓史除了前几篇提过的蓝廷珍外，岸里大社也极为重要，尤其是他们与清廷合作对抗其他平埔族，藉以壮大自己声势的部分。这成排的木造屋子是闲晃大社地区看到的，觉得满喜欢就多拍几张。
十八世纪时，第三代头目潘敦仔统管岸里大社，也使该社兴起。他不仅为潘家第三代土官，也兼任岸里社第一代总通事。对了，还要先提张达京，他被称为“番仔驸马”，因为熟读中医的他在康熙年间，替饱受瘟疫之苦的平埔族治病。社人对他心怀感激，头目便将女儿嫁给他，他甚至娶了六名平埔族公主（真的不愧他的称呼）。 康熙六十年（1721年）爆发的朱一贵事件，潘敦仔与通事张达京率领社民防御大肚溪，被清廷赏赐六品官职。
雍正初期的大甲西社事件，又再度替清廷平民变。不过这其实是清朝“以番制番”的伎俩，同时也宣告传说中的大肚王国正式解体。事件结束后，清朝将牛骂头、沙辘的社地归给有功的岸里社。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潘敦仔继张达京后，接任岸里九社的总通事，也算个人生涯的高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的林爽文事件，岸里社也协助官兵入山搜查叛民。不过让贼怀疑岸里社真的与清廷合作无间吗？
文化部所认定的三百件左右国宝，大部分是国民党运来的故宫文物，极少部份是与台湾史有关，其中康熙五十四年（1716年）“诸罗县正堂特委阿莫为土官信牌”是少数台湾产制的国宝。这份文书也是台湾现存最早官方原住民头目委任状文献，明示了当时清政府官方与平埔族之间的关系，对研究中部族群关系、开发史都有历史和文化上价值。而这份文书，就是出自于神冈的岸里大社巴宰族。
岸里社与汉人关系紧密，表现在其空间形式上。在岸里社的聚落中，过去有公馆、新公馆、学堂及望楼，有学者推测应为传统家汉人式建筑。此外，岸里社还有环绕聚落的围墙，以及东、西、南三座门。这些门楼应该不是我们想像的城门，而是中部聚落常见的隘门，像贼贼之前介绍过的东势下城里的范例。现在大社这里的门楼早已拆除，政府有在原本遗址上放置石碑标示，不过我只找到南门的。
在聚落中的南门外，有一间土地公庙，名为“岸兴宫”，这是岸里社宗教上面与汉人同化的证明。这是雍正元年（1723年）由张达京与通事潘敦所建，希望能藉宗教改变大社社民的信仰。因此，面向水圳的土地公，以及庙旁的茄苳树，都有汉人风水的想像。庙内主祀钟馗，是早期岸里大社的信仰。虽然张达京与岸里大社教好，但他也透过与社民订立合同，以“割地换水”的方式取得土地权，如此他也成为中台湾的首富。
张达京所组织的张振万垦号，拓垦之地遍及丰原、神冈、大雅、坛子、清水，甚至南下的彰化、芬园都有他的土地。对了，应该要提一下廖朝孔，他在康熙年间渡海至云林二仑定居，后吸引了不少廖姓聚居于二仑地区，也是浊水溪南岸重要的福佬客。因为廖朝孔善于开辟水圳，且拓垦二仑有成，就被张达京邀请北上，共同开垦大台中地区。
在大社可以看到水圳以及水门，这其实与过去“割地换水”的迫害，或说协商有关。虽然岸里大社社民拥有土地，但他们不懂得水利。不过张达京也不懂，也是靠请来廖朝孔。汉人在大社兴建水圳后，社民只能用土地来换水，结果土地就被汉人蚕食鲸吞了。那时候汉人兴建很多水门，计算方式好像是开一个水门就要土地交换，不过要开很多水门，水才会流至你的土地，所以需要很多土地来交换水门开启。
除了岸兴宫外，聚落里还有另外一座宗教空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社教会”。大社教会是中台湾第一座长老教会，在教会成立前是以聚落某户住家为聚会场所。大社地区会从道教信仰改为基督教信仰，与汉人压迫及开港通商后，英商与传教士马雅各开始与大社社民熟识，进而传教的结果。同治十年（1871年）的第一代礼拜堂为土砖式；现在所看到的是民国六十年（1971年）庆祝教会一百周年所建。
不过因为汉人快速持有了原本属于岸里社的土地，巴宰族在嘉庆之后，有两次大规模的迁徙。第一次是在嘉庆九年（1804年）因道卡斯族吞霄社的发起，巴宰族与其他平埔族移入兰阳平原。不过汉人早先他们到达噶玛兰，寡不敌众，只有少部分的平埔族人留在东部。而后嘉庆年间所爆发的郭百年事件，也让平埔族人在道光三年（1823年）有了第二次的迁移，留在岸里大社的巴宰族人所剩不多。
虽然岸里大社能找到的巴宰族遗迹有限，但要进入大社聚落前的“岸里国小”的校舍建筑可是被列为历史建筑，来岸里不妨到校内观看这些精采的红砖建筑。记得贼前一篇有关神冈的文章讲了“神冈吕家”在神冈地区的文教事业，包括中和会与“文英社”。文英社当初所在地，就是岸里国小现址。文英社缘起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吕家渡台第三代，兴建吕家顶瓦厝的吕世芳组成“梓潼帝君会”，想要祭神典祀，可惜后来未成。
而第四代兴建筱云山庄的吕炳南继承父业，在岸里大社兴建了文英社，文英社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年农历二月初三的文昌帝君圣诞祭祀活动。在此，可以稍微提一下文英社的建筑形式，与清代传统书院其实颇类似，左右两廊是提供学童读书的学舍，中央正殿作为精神中心，则是供奉文昌帝君的所在。因为有前面所提到的岸里大社水圳环绕四周，便少了孔庙常见的“泮池”设计。
除了祭祀文昌帝君的活动之外，文英社也提供岸里大社、葫芦墩地区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奖励，对地方人才培育贡献颇大。文英社也是道光年间中，八所扩充为书院的地方文社之一。吕家也曾聘任吴子光前来任教，他也作有〈岸里文祠学舍记〉。岸里社的弟子不分族群，岸里大社最后一位通是潘永安就曾受教于吴子光，而丘逢甲可说是文英社最有名的弟子吧！
日治时期，原本的汉学教育当然被日本教育取代。一开始日本殖民政府没有广设学校，岸里大社的学童必须前往葫芦墩公学校（今丰原国小）上课。后来由当时的葫芦墩区长与社口区长联名向总督府申请，并于大正五年（1916年）获准开办葫芦墩公学校获准开办葫芦墩公学校大社分校。一开始是借用大社教会的礼拜堂及附属建物作为教室及职员宿舍。
而后在地方士绅积极争取下，大正七年（1918年）岸里公学校独立。而吕家第五代吕汝玉（后面会提到他的墓园）也将其保管的文英社土地捐赠给学校。就此，文英社从汉学学社转变为日治学校。岸里公学校1930年代的校舍是以木构造、清水红砖所建置，还有一座样式独特的升旗台，历经1935年墩仔脚大地震及1999年921大地震，仍保持原样，实属难得。
前面有说到文英社前方有水圳，从岸里公学校的老照片来看，可以看到学校正前方也有水圳，学生还有过桥上课，不过现在学校前方变成繁忙的台十线。此外，目前仅留下南边的校舍建筑，其他被拆建为操场。不过能从日治时期留到现在，样式也没改变太多，岸里公学校校舍也在民国一百零二年（2013年）登录为历史建筑。在红砖墙看到这个小学时学习到的公式觉得很有趣，大家还会算吗？我都忘光光了，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