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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ony121010 (我是来乱的) 看板: historia
标题: [转文] 追记“二二八”反抗军：二七部队
时间: Fri Feb 24 15:53:39 2017
追记“二二八”反抗军：二七部队
端传媒
特约撰稿人 阿泼 发自台中
【编按】70年前，刚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因一场查缉私菸的冲突，爆发了全台大规
模反抗政府，最终导致大批台湾士绅、知识份子，遭国民政府派遣军队镇压、屠杀的“二
二八事件”。
这段历史被统治当局封锁与噤声40多年，直到1995年，时任总统李登辉才公开向受难者道
歉。2006年，民进党政府提出《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认定元凶为蒋介石，陈
仪、柯远芬、彭孟缉等军政人员应负次要责任。
走过70年，史料仍然持续出土，当年事件的轮廓越来越清晰的同时，诠释二二八的话语权
争夺战也持续在不同的政治团体间展开。另一方面，台湾社会对于落实“转型正义”的要
求呼声愈来愈高，重返执政的民进党籍总统蔡英文将有什么样的作为也备受关注。
在70周年之际，端传媒从今天起将陆续推出二二八事件相关报导，为这段历史留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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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事情并非始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人们惯常提起的那根导火线——天马茶房
前的私烟查缉冲突，那是二十七日晚上；再往前推，还有零星冲突抵抗，星火在台湾各地
窜生，最终在春天来临前，引发燎原大火。
当时的新闻记者见证了这一切。他们记下这些政治黑暗，传出那些民不聊生。例如《和平
日报》记者蔡铁城揭露的“布袋事件”：战后海禁解除，两岸复航，日日都有一大批从日
人手上接收的物资，连同台湾产的米和糖从布袋嘴（编按：现今为嘉义县布袋镇）运出去
，而对岸运进的则是人和霍乱菌。嘉义沿海首当其冲成为疫区。不知如何处理的地方当局
，将布袋嘴围堵起来，限制出入，并架起了机关枪；贫困无依的饥民，无法坐等死路，不
顾一切冲破防线，只换来枪声与哀嚎，宛如修罗场。
政府代表找上主持《和平日报》嘉义分社的钟逸人，希望他补救或订正，钟逸人拒绝了。
看尽各种不公不义的他，日后在著作《辛酸六十年》中指出：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间不曾
闹过米荒的台湾，在国府接收这一年间，却出现了有钱也买不到米粮的恐慌，“住在农村
的人也许还可以找蕃薯、玉米、马铃薯、南瓜来充饥，可是城市人不同，他们到哪里去找
这些杂粮呢？于是生存本能遂变成恐慌、迷惘和幻灭。甚至于冲出街头唤起群众向新政府
示威。”
出生于一九二一年、台中干城的钟逸人，与台湾共产党创办人谢雪红是邻居，儿时曾被这
个当时还是童养媳的女子背着、照顾着，俩人的前半生也走在相似之途：因反日被捕入狱
，又在政权交接时，涉入乱局，扛起一支武装部队。但他初初是向往“祖国”的，日本战
败消息传来，日军还在，钟逸人便立刻买来一面中华民国国旗悬挂在家门口，甚至加入三
民主义青年团，急着宣扬祖国。但就像大多数台湾人那样，不久便对“祖国”失望，二月
二十七日那晚的枪声，二月二十八日的行政长官公署前的扫射，甚至逼着这执笔的文人拿
起了枪。
钟逸人刚开始并无武力相对的念头。当大稻埕的枪声传到大台中地区时，情势已趋于恶劣
，戒严令发，地方青年学子和大众也各自组成保安队伍、民军部队，负起维护治安之责。
同时间，台中的知识份子决意起身扭转现况，钟逸人也是其中一人，他与作家杨逵影印传
单、分头散发，号召举行市民大会，希望直接诉诸民众意见，再要求当局改进。这个时候
，他们对新政权仍有期望，认为可以协商谈判。
这场在台中戏院举行的市民大会吸引了数千人参加，会中推举谢雪红为主席；市民大会隔
日，陈仪军队出动武装卡车进入台中，沿路扫射，民军于是持枪抵抗，当夜教化会馆（编
按：位于现今台中市公园路和继光街口）一战，国军不敌，缴械投降，三月四日，民军攻
下全台中的政府组织，包含警察局和军营，清空整个台中的军防警备。而被攻下的干城营
区，因备有火药库，也顺势成为民军聚集驻扎之地，并改组为“二七部队”，以纪念二月
二十七日发生的“二七事件”。
日后人们谈起二七部队，所下的定义是：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台中地区人民自发性组成，
由谢雪红、钟逸人、黄金岛、黄信卿、蔡铁城等多人共同组织、领导，反抗国民政府的武
装民兵（或称民军）。规模约有四百人。在台湾民众大多放弃抵抗、知识菁英带着残余的
协商期望时，只有二七部队始终奋战不懈。三月十六日，警备队长黄金岛率领三十余名学
生军驻守乌牛栏吊桥，迎战二十一师，直到弹药用罄，遂行解散。中部地区的武力战争亦
告终结。
不光是补上一个碎片而已
“如果没有坚持打，他们就不会死了。我到底有没做错，留给历史定论。”
距离乌牛栏战役将近七十年，年已九十一岁的黄金岛对着镜头落泪－－正确地说，摄影师
还没准备妥当，老先生已经抓着导演李彦旻的手呜咽哭泣起来，语不成声反复说着自己害
死了四个人。
李彦旻记得那天是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纪录片《二七部队》正式开拍，第一场访问
，第一颗镜头。在毫无心理准备下，他面对了这个内心痛苦的老人，只觉这到底是个什么
样的题材啊？此前，他对二七部队毫无所知，对二二八的认识也甚为粗浅，与一般人无异
：有人受害，充满悲情。于是一边从头做功课，一边拍摄，也一边问自己：“难道只是一
个关于台中二二八叙事纪录片？只是要在二二八这个论述里补上台中吗？这个做了三十年
的题目，我们能不能谈出一个新观点？还是只是要补上一个碎片？”
这个挑战，是台中市新文化协会给他的。为了迎接二二八七十周年，这个由台中文史工作
者与作家共同创办的地方组织，决定深入探讨二七部队的历史与意义。“讲到台中在二二
八的投射，就是二七部队。它是台湾唯一的一支武装部队，因此，在二二八中，台中产生
的意义，就是抵抗。”纪录片制作人、台中市新文化协会执行长陈彦斌解释，自去年的二
七部队座谈、研讨会，乃至于纪录片与纪念碑，都是回应这段属于台中的历史。而因接触
全景工作室研习营，从而踏入纪录片领域的李彦旻，便接受他们的邀请，加入这个计画，
以不到一年时间，完成这段历史影像纪录。
但二七部队的意义是什么？长期投入二二八研究的作家李乔，说法点睛：“二七部队是偶
然形成的。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使台中地区没有无差别的屠杀，没有，这是二七部队的功
劳，功劳当然不能归功于一个人，就那里台中的人，尤其台中的一批年轻人，很值得钦佩
，这件事情放到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这段叙事出现在《二七部队》开头约七分钟。此前，镜头先跟随着年已九十六岁的钟逸人
回到绿岛，再转移到他台北的书桌，见他如何在年历废纸上爬写出几十万字，清理出将近
一世纪的历史。萤幕上，半长发白的钟逸人中气十足描述书写的源头：“三十多年前，李
乔很苦心，鼓励我要写。突然间要我写，我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写，他就生气了，就来这
里说，你怎么搞的，你一定要写啊，二二八的时候死了这么多人，你多多少少做过一点事
情，能活到今天是上帝要你记下这段历史，不然的话你凭什么活到今天。好凶。”
然而，对李乔而言，钟逸人是一个“理论上应该被枪毙的人”但他没有被枪毙，简直是被
历史留下来。为了强迫这个二二八当事人将记忆留下，斯文的李乔不惜手脚相向，钟逸人
也不甘示弱回手，两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打成一团，钟逸人终于妥协：“他说的有道理啦，
那时他很急，想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什么时候会死也不知道……。我试试看。”
“他们谈这些故事都不悲情，因为当时他们就是要做这些事，后来失败了，没办法，但自
己没有什么不对，毫不冤枉。他们有很强的情绪投注里头，很悲愤，但不悲情。”
李彦旻
这是时间与记忆的赛跑，没有任何一丝空间可浪掷。纪录片《二七部队》也是在这种急促
中完成。
“在去年举办的二七部队研讨会中，许多老师都谈到一件事，那就是资料史料很少，几乎
没有。”李彦旻表示，唯一能找到的史料是当时的报纸，但报纸也是不可信的，因为媒体
受到国民党掌控，唯一能够依赖的，就是当事人的口述，“即使有偏差，有误解，都是一
个开端。”
在这情况下，若要呈现当时历史，必须要进行许多设计，甚至得演出来，然而，受限于时
间经费，李彦旻不仅无能为力，后期剪接时，几乎崩溃：“一定要准时交差吗？”但最后
解决这问题、安抚创作者欲望的，也是“时间”。“今年是二二八七十周年，无可讳言是
很重要的时间点，更重要的是，这些老前辈都已经八九十岁，没有时间等待我们了。十年
二十年后，我们可以用戏剧形式表现这段历史，但若以纪录片形式，只有今年，这是最后
的时间点，不能再拖了。”
确实不能再拖了。纪录片片末字幕打出的二七部队参与者名单有五十五，是学者翻遍史料
确认的，而活着、能清楚表达的已剩六人，《二七部队》中出现的仅有五人。
这些前辈的话语带给李彦旻一个新的视野。过往以为谈及二二八，必充满悲情、冤枉情绪
的他，在这些二二八直接参与者的身上看到的却是一种意志：“他们谈这些故事都不悲情
，因为当时他们就是要做这些事，后来失败了，没办法，但自己没有什么不对，毫不冤枉
。他们有很强的情绪投注里头，很悲愤，但不悲情。”
“我们是不是忽略二二八参与者的主动面向。他们想做什么，他们想争取什么？”李彦旻
认为，不只二七部队，当时的事件处理委员会、那些青年学生，或谢雪红这样的左派团体
，是都想站出来争取台湾人的最高自治权利，方式不同，却是唯一共识。
被逼出来的台独意识
后人谈二七部队，各有理解诠释。有人称那是钟逸人的二七部队，有人说二七部队是谢雪
红创的，连成立日期、规模人数都众说纷纭。在缺乏史料的情况下，若纪录片全依赖当事
人的记忆和说法，势必得从这纷杂中找出一个合理的解方。“每个人的立场都不一样，这
也是后来我们看这些史料时很麻烦的地方，他们会互相攻击。”李彦旻坦言困难性，但也
认为这些争论仅只是表面，细细耙梳并不矛盾，纪录片所要做的就是依照时序将脉络梳理
清楚。
“我对二七部队的初步印象，只觉得跟太阳花学运很像，都是青年群众参与。”三月二日
，群众攻下台中市政府机关后，纷纷取得武器，成立保安队伍，各地巡逻。台中一中、中
商、中农等等青年学生也各有队伍，李彦旻补充，“当然二七部队激烈程度超越很多，但
如果我们说二七部队是钟逸人或谢雪红组织的，就像我们说太阳花学运是林飞帆、陈为廷
领导的一样，都是有偏差的，不能只是归于这两个人。二七部队是自发性的组成，只是这
几个人扮演比较强势角色。”
尽管谢雪红与钟逸人是邻居，幼时就有交情，但在钟逸人著述中屡屡强调二七部队和“欧
巴桑”（谢雪红的暱称）无关连，二七部队并非红军；但在谢雪红子弟兵的说法，若无谢
雪红，二七部队无法组织起来。“谢雪红毕竟受过左派训练的，知道如何在群众中主导，
也比较有组织化。”陈彦斌解释，谢雪红在市民大会取得主席地位，是因为组织经营很久
，她从反日开始累积，终于在二二八这乱局中找到舞台和机会，“你看三月三日国军进城
扫射，情势紧张，她单枪匹马进县长官邸劝他缴械投降。这种气慨，现在都找不到。”
谢雪红要做什么？无非是搞革命。陈彦斌称，若谢雪红要站出来当二七部队领导人，应该
能当上，但她不能，“为什么？台湾从日本政府到国民政府，都把共产党当负面名词，大
家见红就怕。这就是钟逸人当上部队长的原因，即使他没有打过仗，但因为年纪大、人面
广，没有共党色彩，很适合出去谈判。”
“没有一件事比二二八对台湾影响更大，二二八的了解，到了今天几十年都在谈。重点是
，如何诠释二二八的意义，诠释之后，在思考如何改变现在的状况、现实，改造它、修正
它，不行的话，反抗它！”
李乔
除了谢雪红外，二七部队还有许多出色的领导者，像是担任部队长的钟逸人，仅仅是出于
记者对不公不义的愤怒，挺身而出；担任警备队长的黄金岛是台籍日本军，看到街上有人
被射杀，怒不可遏，投入战斗；当前统派大老陈明忠也是成员之一，但他拒称自己是二七
部队队员，“我是台中农学院队，后来加入埔里战斗。”
二七部队从一个地方保安队伍升级到武装部队，也是从此开始。为了回应陈仪政府的暴力
升级，加上担心双方开火殃及无辜市民，二七部队转进山区。三月九日，二十一师从基隆
上岸，时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缉已经在高雄杀人，当时台中保安队伍承受很大的压力，
因为事件处理委员会、地方仕绅主和，要求他们不要和政府对抗，三月十二日，二十一师
进城前一天，保安队伍就地解散，只有二七部队转进埔里，要长期对抗。
此刻注定二七部队与其他保安队伍的差异。李彦旻解释，原因有二，一是武力足够，二是
谢雪红的意志，“在国共内战下，如果可以长期盘据山区，撑个一两年或许就能赢了。这
是她的盘算。”但二七部队数百名青年学生并没有一样的意愿，他们当初加入，仅是为了
维护治安，到山里作战，是另外一回事。因此，人数从数百人降到一两百人，其中有许多
是谢雪红的人马。
《二七部队》中描述国民党军队见到这支部队时的惊恐，不单单是里头有着与之敌对的共
党，还有日本军。他们光是看到穿着日本军服的黄金岛、以日本军令指挥的钟逸人，便不
敢靠近，影片中甚至出现军情局文件，文件中指出：潜伏在埔里雾社山区的台籍暴徒，有
数千人，日本军上万人，五千个前日本军，埔里五千人，雾社一万人。“很荒谬啊，国民
党情报竟然这么写。”李彦旻忍不住大笑，“这些国民党军队看到这么多山里的日本兵，
都怕了。钟逸人和黄金岛讲起这一段都很自豪，他们说自己比日本军还日本军。”
但日本并不是一个解答也不是唯一的元素，仅仅是个符号，李彦旻转述陈明忠在影片里的
说法：“谢雪红之所以有号召力，是因为她反日。”他进一步解释，以我们现在的概念来
看，会发现二七部队里头充满各种冲突，像是谢雪红左派，日军是右派，但这些最终都可
以被统一起来，“对谢雪红反日这句话的诠释，不是她反对日本这个符号，而是她反对殖
民政权，国民党这个新政权，既然带着殖民的态度，谢雪红同样反对。一般老百姓钦佩她
，并非她是个共党，而是她为了反殖民者而坐牢，今日又愿意站出来领导大家抵抗新殖民
政权。”
因此，《二七部队》制作团队认为，二二八当时知识份子与青年所争取的，无非是一个高
度自治的空间，二七部队想抵抗的也是贪污腐败的政权，当时，他们心里并没有独立意识
，但纪录片却以钟逸人的一段话作结：“我事情做这么大，稳死没救的，所以对国民党特
务审问拷打，采取不合作态度，只是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把我送去枪毙……，到那个时候，
我要留给我同胞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我满脑子都在想这些，没想过求活，没想过要逃脱
，什么都没想，因为我已经绝望了。那我要留下什么话呢？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我想留下
这句话。”
李彦旻解释这结尾并非指向国族省籍，而是凸显台湾主体性因二二八而萌生的关系，“即
使这个意识在当时并不存在。”李彦旻说，二七部队拥有武力，拥有组织，也就有跟政府
谈判的筹码，或许跟国民党对抗会输，但没关系，有筹码就能找到政治施展的空间，即使
当事人无这等念头，但台独意识确实因此萌芽，“我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那我是
什么？台湾人。”
“确实是那个氛围把台独意识逼出来。”陈彦斌也认同这个结论，但他也补充，还有另一
群人则是受到左派启蒙，“当国民党不是对的选择，共产党就是一个选项，他们投入地下
党工作……而这又是另一段白色恐怖的故事了。”
说到底，二二八与二七部队究竟能给我们什么启示？或许可以再次引用李乔在纪录片最后
的结语：“没有一件事比二二八对台湾影响更大，二二八的了解，到了今天几十年都在谈
。重点是，如何诠释二二八的意义，诠释之后，再思考如何改变现在的状况、现实，改造
它、修正它，不行的话，反抗它！”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224-taiwan-228/
https://youtu.be/YuyOlPAqXR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