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3日 孤岛的行旅 杨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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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文字细腻幽暗,沉静回荡,不断吞吐那个时代的记忆。我尝试去寻找文中的各个案
件,却发现除了杨逵之外,其他的案件几乎都只有杨翠一人的口述史。令人隐约感觉到文
中那种孤独诉说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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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时期的残酷、禁锢与惊恐,夺去了许多人的青春与梦想,粉碎了他们的幸福生活
。政治受难者的苦痛,不言可喻,受难者家属的悲情,更是一生都无法卸下的驮负。对于
事件当时尚仍年幼的受难者家属而言,苦难,一如魔树的种子,从童幼年就深深植入他们
的肉身与灵魂,发芽、长大、盘踞不去,霸道地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份。在那个年代里,
我的父亲与母亲,也在年少时期就失去青春,失去梦想的权利,一生都必须与深植体内的
苦难魔树搏斗。
1949年4月,杨逵与“和平宣言案”
1949年4月6日,半夜大雨,军警包围台湾大学、师范学院宿舍,黎明时分,向学生进攻,
两、三百名学生被捕,史称“四六事件”。同日,我的阿公,43岁的台湾作家杨逵,也因
“和平宣言”一案,在台中被捕,判刑12年。
“和平宣言”一案,缘起于一份600余字的文件--〈和平宣言〉[1],是典型的文字狱案
件。事实上,从1945年战后开始,杨逵对国民党腐败政权的批判,不曾间断,1946年的
〈为此一年哭〉[2],批判贪官污吏、民生凋敝、言论控管。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
3月2日即撰写〈大捷过后〉,沿街发送,勉励民众团结,不可得意忘形。3月9日,同时发
表两篇文章,〈二.二七惨案真相──台湾省民之哀诉〉,将事件清楚地定调为起义而非
暴动;〈从速编成下乡工作队〉更呼吁民众组织行动团体、自卫队、保卫队。可见二二八
事件前后国府政权的腐败,致使向来主张和平主义的杨逵都认为,这是台湾人民挺身进行
组织性武装对抗的时刻了。
二二八事件中,杨逵和妻子叶陶都被判死刑,在执行枪决前一日,因为一道“非军人改由
司法审判”的行政命令,重新审判,逃过一死,关了四个多月。然而,出狱之后,1947年
到1949年之间,杨逵与叶陶不曾退缩,持续发声,创办杂志、出版书籍、积极写作、串连
各界朋友,展开战后台湾文化重建的行动。1949年,杨逵与一些朋友,组织文化界联谊会
,希望以文化的力量,促成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和平,他们草拟了一份宣言,由杨逵具名
,油印廿几份,寄给关心的朋友。宣言的诉求,包括还政于民、释放政治犯、打破经济的
不平等、实施地方自治等。然而,诉求和平,却招致罪名,被陈诚指为“台中有共产党的
第五纵队,要把这种人送去填海。”
国民党当局当然有意扩大办理这个案子,但经过漫长的审讯过程,杨逵不曾招出其他共同
讨论与起草的省内外朋友,这个案子最后只有两个人被判刑,一位是《新生报》台中地区
负责人钟平山,至于撰写宣言一事,当时罹患肺结核、咳血不止的杨逵,全数扛下。
〈和平宣言〉短短600多字,为杨逵换来12年的牢狱之灾,即使是日治时期已有10次丰富
牢狱经验的杨逵,也认识到了“祖国”的真面孔,他日后回忆说,只怪自己对国民党的了
解太少,对现实情势的判断准确不足。
做为一个社会运动者,杨逵认知到,他选择对抗,也要勇于承担风险。然而,他的次子、
我的父亲杨建,没有机会认知,无法选择,却必须承担。那年他13岁,青春迅即涂抹暗影
。
1949年10月,董登源与“高雄工作委员会叛乱案”
对政治受难者家属而言,生命的选项是单数的。13岁的杨建没有选择,11岁的董芳兰更是
无从选择。
1949年,距离杨逵被捕6个多月后,10月19日深夜,几名黑衣军警闯入高雄燕巢一处民宅
,当时任职于中国铝业公司、34岁的董登源,因“高雄工作委员会叛乱案”被捕,以“高
雄工作委员会铝厂支部联络人”的罪名,被判刑10年。这个案子牵连了46人,7个人被枪
决。
“工委会案”是五○年代最频繁可见的案件类型之一。“高雄工作委员会叛乱案”,被认
定是由共产党在幕后组织、策动的阴谋案件,在国家安全局的档案资料中,此案被提升到
着手实行的层次,它被描述为是“秘密组织小型武装队,相机展开暗杀行动,以扰乱社会
秩序,策应匪军登陆作战”的“阴谋与活动”,因此,牵连甚广,死刑也多。
董登源与杨逵不同,他并非知识精英,不是地方意见领袖,只是对机械有兴趣,也有天份
,在铝厂工作时,闲暇喜欢玩弄机械,拆组收音机。他被逮捕那年,他的长女、我的母亲
董芳兰,11岁。我问母亲,外公是因为玩收音机,被认为与匪方通讯而被抓吗?她说不出
所以然,只问,玩收音机有错吗?为了一个她自己也无法解释的政治事件,董芳兰不曾有
过青春,失却了生命的多重可能性。
事件之后的杨建
1949年4月6日,阿公杨逵与阿妈叶陶同时被捕。中午,他们的次女杨素绢刚下课回家,两
个便衣就走进来,说想请他们夫妻去坐一坐,叶陶冷静地说,等我炒完菜,让女儿吃过饭
,我们就去。便衣后来带走了杨逵、叶陶,以及不到六岁的幼女杨碧,直到4月20日,叶
陶和杨碧才被放出来。父亲杨建回忆说,我对这个日期的记忆深刻,因为那天是我生日,
等了那么多天,母亲与妹妹终于平安回家了。
阿公阿妈及小姑妈杨碧被带走之后,音讯全无,大伯杨资崩与大姑杨秀俄也才初中,都到
学校办理退学,出去做工赚钱。父亲杨建记得,当时大哥聚集了五个孩子,开家庭会议,
将家中仅有的钱放在桌上,告诉他们,父母亲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这些钱,我们买米吃,
只可以吃几天,买蕃薯省点吃,可以吃一个多月,你们想买米还是买蕃薯?孩子们在哭声
中决定买蕃薯,二姑妈杨素绢说,这以后,他们每日和着眼泪吃蕃薯,那些蕃薯的滋味,
都是咸的。
父亲两度面对父母被逮捕,见证白色恐怖魔爪的无孔不入。阿公杨逵被捕之后,进入漫长
的审讯过程,便衣还是三番两次到家里来,询问、搜查,一度把病中的阿妈也强行带走,
又关了三个多月,直到那年冬至才被放回来。
家境本来就贫穷,如今更是困窘,亲友大多走避,不敢相助,一向成绩优异的父亲,初入
中学,面对家中困境,以及周围眼光,产生高度的自卑心理,连上学读书都失去动力。读
完一学期后,他决定休学,阿妈叶陶一再拦阻,但他心意已决,不肯再去上学,只想帮着
赚点钱,让家里好过些。
当时大伯每天清晨去批豆浆、豆腐来卖,父亲心想,批货成本高,不如自己来做,他们先
是请一个师傅来做,一个月内,他努力观察,小小年纪竟都学会了。此后,每天清晨2点
开始,阿妈、大伯与父亲,三人彻夜轮班,磨豆、煮豆、沥干、制作豆腐,5点出担,沿
街叫卖。
父亲回忆,正巧阿妈娘家的一个亲戚,他要叫表哥,来到家中寄住,这个表哥曾经留日,
学过化工,对食品加工有一些知识,开始教这些弟妹们制作酱油、肥皂、洗发粉、面礵等
,一起沿街贩卖。父亲说,当时他们的技术很不错,但是资金非常匮乏,产量无法增加,
生意做不大,收入仅能维持日常所需。
除了豆腐、食品、化工,杨建与大哥还试过各种可以增加收入的办法。邻居的大人们,四
、五十人结伴到山上去盗伐官有林木,听过价钱很好,一百公斤相思材,可以卖到四、五
十元,能换一斗米,他和大哥也去了。两个小孩,骨架都还没长全,学大人编草鞋,带到
山上穿。地点在台中市旱溪往东的深山里,因为警察抓得很紧,大家相约,11点在山头集
合,分头砍树,下午1点在“老鼠仔坡”集合,一人一担依序走下山,不可以落单。兄弟
俩清晨5点出发,走到山头已是11点了,1点下山,回到家也天黑了,虽然辛苦,但一天可
以砍50公斤的相思材,两天就可以换一斗米。
盗采官木是违法的,警察抓得很严,带他们去的大人警告,必须保持高度警觉,听到警讯
,就要赶紧逃跑,一旦落单被追捕,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届时大家都要各自奔逃,也顾
不了你们两个小孩。父亲还深刻记得几次奔逃经验,砍伐之际,听到大人们高喊警察来了
,赶紧放下工作狂奔,因为恐惧,在山林中跌跌撞撞,好几度都以为这次肯定回不了家了
。
下山时,一定要走渡旱溪。夏天,西北雨来得猛烈,溪水迅即爆满,水流湍急,曾有一些
担材的大人被冲走,因此,一定要在下午4点以前过河,如果不能赶上1点的集合,不仅落
单危险,还可能过不了旱溪,成为溪下冤魂,因此,每次下山都心怀恐惧。辛苦的还不只
这个,穿草鞋也是苦差事。自编草鞋上山砍官木,一方面是因为没鞋可穿,仅有的布鞋即
使破烂,也要保护,需要时才有得穿;二方面,山路和溪河都不好走,就算有鞋,上山两
三次,怕也磨损得差不多了,很可惜。但是,自编草鞋使用的是自己采集的草,未经软化
处理,草质粗糙,两个孩子没经验,不晓得必须先将草鞋浸在水里泡软,跑起来才不会咬
脚。两兄弟的草鞋,没走多少路,就把双脚磨破了,下山时,大家都在赶路,急着渡过旱
溪,逃躲警察,因此,即使干草鞋已将双脚磨出水泡,渗出鲜血,痛得无法行走,但还是
不敢停下脚步,只有流着眼泪、揹着重担,继续跟紧大人前进。
即使如此惊险辛苦,但是相思材的收入,比起制卖豆腐好多了,至少能补贴家中6口生活
所需,因此兄弟俩一再冒险。直到有一日,在逃躲警察的过程中,一个邻居被开枪打死了
,阿妈终于严禁兄弟俩再上山,他们才结束盗采官木的惊险历程。
资崩和秀俄,从战后初期开始,断续失学过久,无法再回到学校,而本已决定不再唸书的
父亲杨建,则被母亲逼着,在初二时重返校园。即使经历休学,杨建的表现仍然十分杰出
,就读台中市一中(今居仁国中的前身),成绩名列前茅,两度被选为台中市小市长,但
他却因为制服破旧、没有鞋子可穿而发愁,不想出席表扬大会,多亏母亲的张罗,才让他
站上表扬台。
即使成绩优秀,父亲说,他也并不感到欢喜。因为,从少年到青年,他不仅被夺去父亲的
陪伴,生命中也失去很多选项。事件发生前,虽然家境穷苦,但阿公杨逵允诺送他到日本
唸书,正如杨逵小说〈送报伕〉中所写,即使辛苦,但在那个禁锢闭锁的年代,能够走出
去,就多了一扇可以自由呼吸的窗口。然而,父亲被捕,这个梦想随之幻灭,杨建的人生
,从此转向,而他只能身不由己。
父亲至今仍然经常忆起,那个让自己失落青春、失落梦想的关键时刻,有一个巨大的力量
,将他的世界整个翻转,连他整个人,都被改写了。原来乐观进取、正面思考的杨建,被
这个时代挤压成为自卑闭锁、负面思考的杨建。人们常说,选择权操之在我。对一般人而
也许是如此,对受难者家属而言,却绝非如此,表面上,他们的确有许多选择的机会,但
是,白色恐怖的幽魂,总是不断干扰着他们的选择。
失去积极的生命动能的父亲,面对家境困窘,即使初中以优异成绩毕业,也对升学失去想
望,大哥大姐都退学了,自己如何能够安心唸书?因此他决心放弃学业,既没有申请保送
本校高中部,也没有报考其他高中。阿妈叶陶知道后,非常伤心,她一向坚持,无论如何
辛苦,都不能剥夺孩子追求知识的权力,长女长子被迫失学,她很悲伤自责,接下来的一
男两女,说什么都不能再牺牲他们的学业。所幸,开学前夕,母校台中市一中寄来入学通
知,说他已达保送资格,请他去报到。
然而,下一次面临选择的关键时刻,父亲终于被白色恐怖巨兽吞没,做出了他一生中至为
后悔的抉择。1954年,升高三暑假,救国团举办一个营队,前往兰屿探险,行程将经过绿
岛,他决定参加,到绿岛看爸爸。营队在苏澳训练三天之后,行军到花莲之后,突然宣布
,绿岛行程取消,直接前往兰屿。待营队结束,在高雄解散后,杨建不甘心,去找住在高
雄的舅舅与阿姨,大家你一百我一百,凑了五百块钱,让他搭渔船到绿岛。
这次面会,过程是愉悦的。一见面,父亲紧紧拥抱他,从少年时期就与父亲分离,为了生
活,一家六口分住好几地,因为狱中的通信限制,无法经常收到父亲的来信,能够与父亲
朝夕相处15天,杨建感到莫大的幸福。当时绿岛新生训导处处长唐汤铭,管理比较开放,
杨逵负责照顾菜园,晚上才回寝室睡觉,他带着杨建,上山下海,到处自由走动。在父亲
的记忆中,除了童年时期之外,父子不曾有过这么亲密的相处经验。
然而,对父亲来说,这次面会,却改写了他以后的人生地图,种下许多悔恨。虽然在绿岛
与父亲度过愉快的半个月,然而,亲眼见证了政治犯们的生活处境,在密集的思想感训与
劳动改造之间,度过漫长的晨昏日月,肉身的痛楚不说,思亲之痛、失去自由之憾,更是
如影随形,萦绕不去,让正处于人生转弯口的青年杨建,做了一个影响终生的决定。
回到台湾之后,大考前夕,他放弃文组,转考理工,因为课程内容不同,准备不及,在那
次考试中失利了,次年,他仍坚持理工组,考上当时刚设立的大同工专,成为第一届学生
。
杨建放弃文组的原因,缘自对于“文字”的深沉恐惧,这个恐惧,从少年时期以后,长居
久住,成为一种敏感性体质。他的父亲一生从事社会运动与文学创作,却因为一篇600多
字的文章,就被禁锢12年,在那个思想、言语、文字有罪的时代里,走上文科的道路,未
来是不是会步上父亲的后尘?青年杨建的忧心,绝非庸人自扰,那是因为白色恐怖的鬼魅
,已经浸透了他的肌骨和心魂。本来就是内敛多思虑的个性,加上悲剧的冲击,使他改写
了自己的人生。
在理工价值远大于人文价值的台湾社会,选择了理工的父亲,却反而陷入精神困境,原因
也是阿公杨逵。父亲在大同工专时期,生活困苦,没饭吃的时候,有时跑到台湾师范大学
,与中学同学分吃一碗公家饭,有时到阿妈介绍的尼姑庵去吃斋饭,一餐混过一餐,成绩
表现优异,但是,“没有传承衣钵”、“一代不如一代”的责备,无论是他人的质疑,或
者自己的遗憾,却一直跟随着他。
近来,父亲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流露后悔,他说,当时,许多成绩不如他的同学都进了
台大,他如果不是临时改换组别,台大文学院,至少有一个科系属于他,他的人生或许会
不一样。杨家的第一个教授,也不会是女儿妳啦;他说。确实,他读了理工,做了生意,
与个性不合,数度被欺骗、被倒债,以致一生穷愁潦倒。也许读了文组,结果也未必如他
所想,然而,一个人从少年时期就被夺去梦想权利,晚年回顾自己一再挫败的人生,对于
自己被恐惧魔树制约,改写了生命地图,他的因果诠释,也都无法抽离于那个禁锢时代的
幽灵吧。
这是因为,杨建与一般政治受难者家属不同。他的父亲杨逵,既是白色恐怖受难者,又是
知名台湾作家;政治犯父亲,让他揹负受难者家属的苦难与暗影;知名台湾作家父亲,身
上眩目的光环却又让他无法承受。这是杨建生命最大的悲情。无论暗影或光环,对于第二
代来说,都是沉重的包袱,他们必须终生驮负,无法放下。暗影让他自卑,光环也让他自
卑;终究,身为名人之后的受难者家属,全身都被暴露在光与影之中,无所遁逃。
事件之后的董芳兰
相对于父亲杨建因为承载过重而终生陷入忧苦,我的母亲董芳兰则是另一种典型。她虽是
大姊,但当时也才11岁,对于外公董登源与案件,所知甚少,只记得他在铝厂工作,对机
械有兴趣,没机会受太多教育,但很聪明,事情一学就会。她对父亲最深的记忆,就是自
己的愚鲁。她说,初上小学时,父亲教她数数,父女俩捡了许多石头,父亲教她,摆一个
石头,数一个数,但她总是跳过10、20这些数,无论如何学不会,父亲无奈忧烦的脸容,
成为少女董芳兰记忆中最温暖的图景。
外公董登源被捕时,母亲11岁,因为是长姊,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放弃读书,工作赚钱,
供给四个弟弟唸书。少女董芳兰离开家乡燕巢,到高雄市学理发,从学徒开始,待遇菲薄
,三年苦学,终于熬出头,以理发为业,成为家中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至今,舅舅们还感
念著当年大姊的牺牲,他们尽管都已年老不种水果了,但是,每逢果熟季节,仍然都会记
得,选买最上等的芒果、芭乐、枣子,一箱箱给大姊寄去。
几乎完全失去青春梦愿的母亲,生命中唯有一个时刻,能有一丝欢喜。每月的薪水,绝大
多数必需拿回家,自己只能留下少许生活所需,她把这些钱节省起来,月月积累,到布庄
剪一块布,自己设计图样,请师傅缝制,然后穿上它,到相馆拍一张照。每一张照片都清
丽动人,相馆选了几张,挂在店里当广告,一挂20几年,直到要停止营业了,才把那些照
片归还给母亲。每每谈起这件事,母亲总是眉飞色舞,她说,我年轻时很水吧,我那时可
是“布景脸”喔,可惜,我命不好,嫁给你爸,其实,那时候很多来理发的客人喜欢我,
有大学生,也有医师,但是,男方条件愈好,你外婆愈不赞成,她说:“咱的竹仔箸,免
想去挟人家的鸡肉丝。”
少女时期,我总是羡慕地翻看母亲美丽的照片,哀叹母亲为何没把她的清丽都遗传给我,
而未曾将“我命不好,嫁给你爸”听进去,也不知道,母亲的青春,全数都搁浅在这些照
片中了,更不理解,“咱的竹仔箸,免想去挟人家的鸡肉丝。”一语,包含了多少辛酸无
奈,那也是一种无从选择。
然而,即使同是天涯沦落人,未必就能相濡以沫,杨建与董芳兰,两团暗影的结合,正是
如此。
杨建与董芳兰
父亲当兵时,第二度到绿岛面会,当时外公董登源正好担任会客室杂役,见到这个老实青
年,听说他的父亲是新生训导处的狱友、大家尊重的前辈杨逵,思及自己的女儿也已到了
婚嫁年龄,但是,政治犯的家庭,有谁敢来提亲?他想,这青年与女儿年纪相当,都是政
治犯家属,谁也不会嫌弃谁,决心为两人牵红线,于是,他写了封家书,请杨建转交给他
在高雄工作的女儿。
杨建与董芳兰的初见面,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两个从年少时期就被政治剥夺了青春、梦想
、希望,却对政治所知甚少的青年,又有着相同的无奈与身不由己。董登源在信中告诉女
儿,送信来的青年,老实可靠,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你们可以试着交往,考虑结婚。
父母亲回忆起这一段,总是互相指称“被骗”,父亲说他被岳父给骗了,母亲则说,我才
是被你骗了。小时候听这些故事,只觉有趣,成长之后,认知台湾历史的暗影,才知道,
长年被墨浓云雾覆蓋的父母亲,他们互指“被骗”,并非寻常夫妻间的打情骂俏,在他们
心中,确实都有这么一个区块,对于自己在这个婚姻中的身不由己,充满无奈。
两名政治受难者家属的联姻,孤岛仍是孤岛。因为,恐惧与苦闷,从他们太年少的时候就
栖住不去,而最深沉的苦痛,是无法交换与分担的。
童年时总记得,父亲几乎不曾有过笑容,很少言语,他的愁苦仿佛植根在他的肉身和灵魂
里。在这样的父亲身后,以及在名作家杨逵的光环底下,母亲的脸容更几乎完全被吞没。
父亲每次出席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聚会的相关场合,母亲都是以杨逵媳妇的身份随行,
没人问起她,没人问起她的父亲董登源,仿佛董登源不曾被黑牢禁锢10年,而董芳兰不是
受难者的女儿。
父亲揹著难以承受的重,母亲驮负难以承受的轻,两人都不好过。只是,这个社会给予父
亲许多机会,想要聆听他身为受难家属的苦难经历,而母亲,她静默无声,乏人问津,谁
也不在意她是否也有过属于受难者女儿的悲苦。
而其实,暗影不会自行散去,悲苦不会自动消失,没人问过,不曾提过,不表示不存在。
母亲一生劳碌,我成长历程中,最常听她说的一句话是:“都是前世欠的债,等你弟弟结
了婚,我就要去吃斋唸佛做尼姑。”没人对她闻问,但她想要解放自己,透过宗教,洗涤
净化,寻找净洁无忧的生存状态。
不同于父亲可以反复叙说、诠释,寻找聆听者、见证者,藉以进行某种疗愈过程,母亲没
有聆听者与见证者,她必须自行展开疗愈。然而,还未等到可以放下人间俗务、清心唸佛
的时刻,1999年,母亲就被长年栖住的暗影幽魂吞噬了,她开始游走于现实与虚境的边界
,她的灵魂经常迷航,不在现实的住所,流连在虚境里,试图寻觅一处可以安置自身的所
在。
但是,她总是迷路,既无法回返现实家园,也找不到安居之处。在她的幻听与幻觉中,
1949年10月深夜,闯入家中,带走父亲的几个黑衣人,在半个世纪之后的1999年入秋,穿
越时空,持续骚扰她的心魂。她总是对着暗黑的窗外,挥手驱赶不怀善意的虚拟闯入者,
声色俱厉地骂说,走开走开。然而,恶灵霸道,盘踞不去,以致我们不得不将她送到精神
病房,接受另一种疗程。直到那时候,我才理解,人们说什么遗忘、宽恕、向前看、扫除
悲情,是多么不负责任,多么冰冷,这不是有体温的人说得出来的话。这些冰冷的人类,
怎么可能感知那些被悲情覆蓋长达半世纪的心灵?
杨建与董芳兰,现在进行式
但受苦者没有绝望的权利。杨建与董芳兰,我的父亲与母亲,两个孤岛,至今仍然各自揹
负着他们的苦难,奋力前行。
七○年代,杨逵与台湾历史,都被拨去尘土,摊到阳光下,杨逵重新被认识、被认同、被
推崇,然而,这样的光环,对父亲杨建而言,竟比悲情更加沉重。经过几十年,好不容易
与“受难者家属”标签的暗影协商共处,却又必须揹负他父亲的光环前进。旁人在颂扬老
作家之余,也不免投给第二代期待、检视的目光,而父亲对于自己放弃文科,一直抱持遗
憾,当人们善意问起,你也有在写作吗?这样的话语,对他而言几乎就是一种凌迟。
因为父亲入狱而产生自卑感,又因未能继承父亲衣钵,而种下更深的自卑感。这样的心理
构图,外人难以理解。暗影与光环的双重复盖,杨建连逃都逃不了,更别说暗影的那一面
,因为光环的投照,而更形黝黑。总会有人来问,你是杨逵先生的儿子吗?他真是了不起
啊,能请你谈谈他的事蹟和文学吗?能谈谈你们的生活经历吗?你们真是幸运啊,你们一
定觉得很骄傲吧?
对父亲杨建来说,孤独承受暗影的黝黑,以及孤独面对光环的眩目,痛苦几乎是相同的。
杨逵的两个儿子,终究都没能逃脱这团光与影的包覆与拉扯。长子资崩,长期酗酒,郁结
而亡。我年幼时的记忆,每当大伯资崩来看阿公时,我总在半夜被大伯的声音吵醒,阿公
沉默不语,而大伯声泪俱下,不断诉苦说,爸你总说一代不如一代,我也想像爸一样,读
书写文章,参与社会运动,但我没办法啊。七○年代,资崩给父亲杨逵的一封明信片中写
道,爸我答应你做的台湾历史研究,我做不到了,请原谅我。署名“不肖子资崩”。
竟连父亲的死亡,都带给他们更大的负荷,因为父亲之死,他们被众人凝视。1985年杨逵
辞世,外界立即给予家属压力,有人就直接对大伯和父亲说,杨逵那么伟大,你们不能只
建一座坟,还必须为他盖一个纪念碑、一座纪念馆,否则就是不肖子孙。父亲当时流着泪
说,姑且不说我们根本没钱盖纪念碑,一个父亲的伟大,怎么可以由他的孩子自己来吹嘘
,那不是让人笑话吗?
大伯资崩辞世之后,做为第二代代表的杨建,被赋予更多责任。国家的研究机构要出版《
杨逵全集》,负责人不曾亲自打过一通电话给父亲,但父亲却必须感恩,必须配合,必须
交出所有遗稿文物,在父亲看来,她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我帮你父亲出版全集,是
给你们家属的恩泽。国家台湾文学馆要馆藏作家的手稿遗物,大学院校的相关文学系所,
要利用杨逵壮大声势、生产业绩,不论是举办学术研讨会、展览作家文物,或者执行数位
典藏计划,父亲都必须配合。这些学者专家们,绝大多数在拿了资料,做了业绩之后,就
对父亲不闻不问,连一通问候的电话都不曾打过。因此,对于极少数还念记着他,能够体
知他的苦难与心事的,父亲总是感念在心。
被夺去青春、失去梦想的父亲,生命中有着太多不可承受的轻与重。他的父亲,既是他耻
辱与被拒绝的来源,却又是一个高大的身影。他认知到,来自父亲的光环与暗影,他这一
生都别想逃脱,只能更深地贴近。这些年,他以在台中东海花园故居成立杨逵文学纪念空
间,做为最终的生命责任,持续前行。这是他的觉悟,他觉知到,这是自己终于可以卸下
重担最好的方法。
至于母亲董芳兰,半世纪的暗影侵扰,幽灵盘踞,我一度以为,母亲是无法回家了,但是
,迷路数年之后,她却终于找到了回家的道路,清醒过来。她没有放下一切,出家为尼,
清心唸佛,反而以家庭为疗愈之所,以亲情为药石,寻常的家务劳动、照顾工作,让她找
回了自己的节奏。
2012年,当年11岁的董芳兰,已经年逾74岁,她每日煮三餐、买菜、洗碗、洗衣、打扫、
照顾孙子,是全方位的家务劳动者,夏日里,汗水从来没停过。虽然是一个性别研究者,
但我却无法如此简单地评断:家庭是董芳兰的禁锢之所,家务劳动是一种剥削。因为,董
芳兰有属于她自己的疗程。
而杨建与董芳兰,他们终于在年老的时候,找到了相互说话的方法。约莫5、6年前,两个
老人家相伴到“长春学苑”去学国画,现在他们以画说话,倒也有清雅诗意。
去年入冬以来最寒冷那天,母亲来电,要我去吃中饭。饭后,父母两人说,我们有新画作
,要看吗?两个加起来快150岁的老人家,喜孜孜像孩子一样,展示他们的国画作品,父
亲画的是玫瑰、丝瓜,母亲画的是菊花、牵牛花,玫瑰和菊花都是横幅,装了框。我看着
父亲的灵动飞跃,母亲的素朴温润,两人都自成一格,微笑称赞,感动想着,父亲长年在
市场摆摊,当场挥毫写春联,国画对他不是问题,但母亲可是这辈子第一次拿毛笔呢,真
有天份。
5年多前,母亲第一次拿毛笔,一下笔就大呼,哇,这什么笔这么软,怎么拿呀?当她终
于画出生平第一幅画时,脸上身上都沾染墨渍,废弃了好几张画纸,自己仍不满意,苦着
脸央求父亲,你画坏掉的那几张,可以选一张给我交作业吗?拜托啦,父亲一口回绝,不
行,自己的作业要自己画才可以。
母亲与她的软毛笔,历经磨合,竟然如此契合。画画让她逐渐学习与自己的伤痛共处。那
一期结业时,老师选了几幅画,说是很不错,可以拿去装框裱褙,准备用来成果展。夫妻
俩兴致勃勃,父亲开始为两人的画作落款,母亲望着他大笔一挥,在一幅梅花上落了“杨
建”两个字,愣了半晌,抗议说,那是我画的耶,你弄错了。父亲坚持那幅梅花比较美,
是他的作品,母亲不服,后来由老师公评,证明那是母亲的画作,她得意地说,哼,难道
我就不会进步吗?
孤岛们最动人之处,就是他们承受苦难、转化力量、奋力前行的生命能量。母亲欢喜展示
画作时,圆满如月的脸庞,映在温润的菊花上,一如她少女时期被悬挂在照相馆的写真,
清美灿丽。
而父亲在画作中,抄录杨逵诗作,与他的父亲,贴近对话。杨逵近70岁时,写下“能源在
我身,能源在我心,冰山底下过活七十年,虽然到处碰壁,却未曾冻僵。”能源自体自燃
,所以花开蝶舞。自卑、沉郁的父亲,想必也从这些字语中,感悟了他父亲的生命热情,
从而蓄养自身的火种,照亮他此生的暗郁行路。
注释:
[1]杨逵【和平宣言】全文:http://ppt.cc/dIom
[2]杨逵【为此一年哭】全文:http://ppt.cc/Ug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