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达林曾说过：“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个人的死亡是统计数据。”
在公共医疗与疫苗公费施打的估算上，
常以药物经济学去描述与分析药物治疗对于医疗体系以及社会造成的成本
其中采用了
最低成本分析 (Cost-Minimization Analysis)
成本效益分析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成本效用分析 (Cost-Utility Analysis)
成本收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
比如以下这篇"中国"的讨论文章当中提到的
疫苗药物经济学评价中有关成本和效果的测算方法探讨 (2017年)
原文网址：https://kknews.cc/health/mg4q5g9.html
估算疫苗接种成本，接种疫苗健康产出的估算，一般指减少发病率、患病率、
死亡人数、感染率，增加期望寿命、健康期望寿命
[经伤残校正后的期望寿命即伤残调整生命年
（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DALYs）]，
以及延长生命年（years of life saved）或者增加的生命质量（quality of life）
在台湾最近的例子就是肺炎链球菌疫苗要不要列入公费施打疫苗的成本估算
https://www.cdc.gov.tw/uploads/files/5d24955f-e4f3-4a68-b118-a7622b58b225.pdf
这里面列了流行病学调查，疾病参数，成本参数，效用分析等
让政府借此评估模型，去考量肺炎链球菌改成公费支出这笔预算"是否划算"
以疫苗来说，也会牵涉到平均寿命与人均GDP的评估考量
也就是说花这笔钱给国民施打疫苗，将来的投资报酬率是否符合成本($$)
所以可以看到同一支疫苗在美国是公费补助，但在印尼政府根本不会列入公费
因为对印尼政府来说，疫苗太贵，全面施打下去所付出的成本跟将来回收的成本不划算
以上述出发点来看"最高规格防疫"的整体医疗与经济效应
就是看各国政府以模型去推算怎样做会比较符合现实状况并且权衡这代价是否划算
当然，上述论调这是站在宏观调控的视野来看
站在个人微观的角度来看，人都有趋吉避凶的本能，
看到某某国家爆发大规模传染又没有可用药物，不管死亡率是10%还是1%，
受恐慌心理影响多半会选择避免去这类国家旅游洽公，旅游这方面的经济活动就会降低
又或者看到医院爆发感染，矮唷，最近还是少去医院唯妙，医师的诊所收入就受到影响
更远一点来说，在疫情与恐慌心理的影响下，越来越多人认同现金为王，
因此当大多数人开始减少消费，也会对经济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
当防疫手段失算导致疫情扩散，这会导致民怨沸腾，
在民主国家就会对政府造成压力而改变措施
比如韩国大统领文在寅最近就被申诉了(弹劾)
独裁极权国家好像比没有这方面的烦恼，#相信党 #相信政府 #切记史达林同志的教诲
对极权国家来说，一百万个人的死亡就只是个统计数据，没事儿
KEEP CALM AND CARRY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