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虽然是2017年1月的旧文,不过对比现在宏达电的殒落,却有是点恰巧,同样是手机公
司殒落,不过台湾跟芬兰的结局却是大不同,除了王雪红得到百亿元的银弹,宏达电对台湾
就是一场空,除了投资人赔的一屁股成为空气的钱之外,台湾新创还是一滩死水,不若诺基
雅殒落后,以54.4欧元卖给微软,几年后诺基亚的退辅会成为芬兰新创的动力,化为天使
基金投资人,或利用以前诺基亚的人脉新创,也许可以说是欧亚的文化差异,那种生气勃勃
的氛围你在台湾可以找得到吗?用屁眼想也知道台湾人在企业殒落之际会干些什么事,
掏空背信,卖地炒楼,偷卖股票,结合市场派股票再炒作一番,榨干企业最后滴一丁点剩余价
值,然后逍遥去了,非常羡慕有那种天使创投环境,年轻人充满热情的在干一番事业,而不是
面对台湾的银行那种古老70年代授信的过程,现在要新创,讲真的你爸不是戴胜益,银行会
借钱给你? 那个白发带着银框眼镜的老头会放贷给你? 他只会放贷钱给你买房,因为其他
的东西早就超过他的认知范围了,而宏达电的命运有87%早已经决定了,在台湾这摊死水中
搞什么VR注定失败,因为年轻人都去考公职的,只有想想小确兴,在这种地方根本没有
梦想可以挥洒的空间,只有一圈框框大家都自愿被框在里面。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0265
欧洲新硅谷芬兰 黑夜中的创新烈火
陈良榕 2017-01-04 天下杂志614期
零下气温，下午三点半就天黑，照亮城市的是冰雪。哪个心智正常的人会选在冬天到芬兰
？这里没有硅谷的阳光，但全球近两万位创业家与创投家全都在这里，点燃漫漫长夜里最
艳丽的创业之火。从苦寒北地一跃成为全球游戏研发重镇，同为小国的芬兰，能给台湾上
一堂什么样的创新课？
芬兰这个位在欧洲边陲的苦寒小国，却是台湾人最感兴趣、最常研究的北欧国家。著名作
家吴祥辉写的《芬兰惊艳》，甚至畅销到再版十多次。
很多人向往芬兰长年在国际组织评比排名世界第一的教育体系，以及国家竞争力。
有些人则从芬兰看到台湾的影子。例如，一样在强邻的阴影下求生存（芬兰曾被俄罗斯占
领过）、同样有与国家规模不成比例的强盛高科技产业。
而且，现在同样面临科技业风光不再的窘境。芬兰比台湾更惨，诺基亚的快速殒落，让芬
兰经济出现连续三年负成长，一度被称为“欧洲的病人”。直到二○一五年，才勉强摆脱
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IMF），一六年芬兰经济成长预计不到一％。
“芬兰神话”褪色，曾多次夺得第一的世界经济论坛（WEF）国家竞争力排名，一路下滑
到一六年的第十名。
然而，芬兰正快速进行战后第三次经济转型——希望靠着扶持科技新创公司，走出低迷。
Slush创业论坛向来致力打造摇滚演唱会等级的声光效果，让听演讲的观众惊喜连连。在
舞台上的是， 身兼特斯拉跟SpaceX董事的著名硅谷创投裘维森（Steve Jurvetson）。
后神话时代：创新烈火中诞生的游戏巨角兽
最亮眼的，自然是爆发成长的游戏产业。光是首都赫尔辛基周边，就有二九○家游戏公司
，其中七成创立在近两年。站在最顶端的，是世界最赚钱的手机游戏公司“超级细胞”（
Supercell）。这家仅成立六年的公司，最新一轮的估值高达一○二亿美元，成为欧洲唯
一的“巨角兽”（decacorn，指估值超过一百亿美元的新创公司）。
它是全球最赚钱的手游公司，每日一亿个活跃用户，在一六年，被腾讯以八十六亿美元（
约两千七百亿台币），收购八四．三％股权。收购后，现有的管理团队依然保有独立营运
。
此外，在金融科技（FinTech）与食品科技领域，芬兰在一六年都有新创被大公司收购的
案例。美国科技杂志《连线》（Wired）因此称赫尔辛基为“欧洲最火热的创业首都之一
”。
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TEKES）新创公司执行总监哈叶南（Jukka Hayrynen）表示，芬兰
每年新增三百家“创新型”新创企业。另外，若将每年吸引创投投资金额除以经济规模，
芬兰在该指标也是欧洲第一。
从WEF一六年七月公布的另一个国家评比——网络经济的成熟度调查（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也可看出芬兰网络新创公司的全球竞争力。
芬兰在这调查高居全球第二，仅次于新加坡。WEF指出，新加坡的强项是政府带头，而芬
兰靠的是一群善用网络的企业。
诺基亚走下坡也不过是五、六年前的事，同时间一样面临产业转型阵痛的台湾，还在原地
踏步。为什么芬兰可以快速调整，走出一条新路？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天下》于一六年十一月底，飞到天寒地冻的欧亚交界，波罗的海边
的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踏上“混著泥沙的脏雪”
第一课 谁稀罕硅谷的阳光？“我们更好！”
位于城郊，与台北小巨蛋差不多大的Messukeskus会展中心，在十一月三十日挤进一万七
千名来宾，其中包括一千多名来自各国的创投、天使投资人，以及六百个记者。
烟雾、奇幻的灯光当中，主舞台出现一身黑色劲装，却拿着大提琴的金发酷哥。他是芬兰
著名乐手利立涯（Max Lilja），以古典乐器诠释重金属乐的“金属启示录”乐团创办人
。强烈节奏的乐声、嘶吼声，十多公尺高的熊熊火焰轮番喷出。这个媲美顶级摇滚音乐会
的精彩演出，竟是全欧洲最大新创盛会的开幕式。
这是“诺基亚”、“愤怒鸟”之后，芬兰在全球科技领域打响名号的第三个品牌——“
Slush”，意思是“混著泥沙的脏雪”。
创办Slush的芬兰著名创业家、前Rovio（愤怒鸟的母公司）行销长伟士特贝卡（Peter
Vesterbacka）表示，他在二○○八年开办时，特意选在阴郁酷寒，地上满是“脏雪”的
典型芬兰冬天。
与阳光灿烂、温暖的美国硅谷相比，这个巨大反差，是一个态度宣示，“我们不学硅谷，
”伟士特贝卡强调，“我们更好！”
Slush创办人之一，伟士特贝卡（Peter Vesterbacka）堪称芬兰的创业教父，他不但大力
鼓吹创业，自己也身体力行，于2016年离开游戏开发公司Rovio，另创一家教育游戏公司
Lightner。他仍穿着注册商标的红色套头衫，但图案已从愤怒鸟换成新公司游戏的小丑图
案。
这种不跟随主流的边缘风格四处可见，展场入口处挂著巨大招牌：“没有一个心智正常的
人，会在十一月光临赫尔辛基。”下面一排小字：“除了你。欢迎光临，小坏蛋！”
芬兰人办出了全世界最“酷”的科技盛会，东京、上海、新加坡纷纷前来取经，办起
Slush分场。
今年更有一群硅谷A咖创投、天使投资人，浩浩荡荡从旧金山包机来参加这个“欧洲冬天
最大的派对”。包括新生代创投巨星，总穿着牛仔绣花衬衫现身的萨卡（Chris Sacca）
，他是推特（Twitter）跟优步（Uber）的大股东；在特斯拉跟SpaceX担任董事，身材高
大的裘维森（Steve Jurvetson）；以及祖克柏最年幼的妹妹，世界最大创投凯鹏华盈（
KPCB）助理合伙人艾莉儿．祖克柏（Arielle Zuckerberg）等人。
Uber大股东、硅谷著名投资人萨卡（Chris Sacca，左）演讲时，抱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是一场醒不来的噩梦。
欧洲冬天最大的派对
第二课 创新有门道，多点A咖创投才热闹
或许是Slush建立的信息网络，芬兰新创公司在当红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甚至医疗科技
领域，总能与世界最先进的创业趋势亦步亦趋。
例如，近来声名大噪的旧金山人造肉公司“孟菲斯肉品”（Memphis Meats）的创办人、
心脏科医生瓦勒蒂（Uma Valeti），以带着印度腔的英文，示范如何从动物细胞培养出整
片肉，并说，“我相信二十年后，商店里卖的大部份都是人造肉。”
而在主讲台不远处，一整排芬兰“超级食物”新创公司摊位，名气最大的是才成立一年的
“金绿食品公司”（Gold&Green Foods）。该公司主要产品是台湾人熟悉的“素肉”。两
位赫尔辛基大学的研究员，混合燕麦、蚕豆成分，做出类似鸡肉纤维的口感，宣称比鸡肉
更营养、更环保。产品于二○一六年刚上市，在芬兰已经卖到供不应求，刚于九月间迅速
被芬兰食品大厂保利希（Paulig Group）收购，要扩产挥军全欧洲。
Slush是整个北欧新创界的年度盛事。几个天王巨星，例如，瑞典的世界最大音乐网站
Spotify创办人艾克（Daniel Ek）、爱沙尼亚裔的Skype创办人、“欧洲版支付宝”
Klarna执行长希米考斯基（Sebastian Siemiatkowski）都现身力挺。
身为地主的超级细胞执行长潘纳宁（Ilkka Paananen）更是满场穿梭。来宾有时会吃惊地
发现，在户外移动厕所的排队长龙，那个只穿着黑T恤、手插口袋，在寒风里打哆嗦的年
轻人，竟然是当前芬兰最知名的科技新富。
潘纳宁有保镳跟随，但平时隐身在人群当中，当有粉丝过度热情，才会现身保护他，这是
典型的芬兰低调作风。
芬兰创业教父：创业，是我们的社会运动
十年前，没人能预见芬兰能有如此蓬勃的创业潮。
二○○七年，伟士特贝卡在芬兰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演讲，问全场六百多
个大学生有多少人毕业后想创业，全场竟然只有三个人举手。
“我觉得那样不行，”伟士特贝卡回忆，他从此萌生举办创业论坛的念头。
永远穿了一件红色套头衫的伟士特贝卡，堪称芬兰创业教父。他曾在硅谷神话的源头——
美国惠普工作，深受车库创业文化影响。
二○○三年，他代表惠普在赫尔辛基举办游戏设计竞赛，三个大学生组成的团队夺冠。他
鼓励这几个年轻人去创一家游戏公司。后来，他自己也下海加入，担任行销长。
这家叫Rovio的小游戏公司，经过六年努力，终于在制作的第五十二个游戏大放光芒——
那就是红遍全球的“愤怒鸟”。
伟士特贝卡在○八年，邀集潘纳宁等芬兰新创界菁英，办出第一场Slush，希望扩展创业
、冒险的风气。“我把它当成一场社会运动，”曾当选《时代》杂志百大人物的他说。
一开始的Slush，只是促进不同世代交流的小型座谈会，几年后演变成像地下音乐节一样
酷，有干冰烟雾、舞台会喷火的世界级创业盛会，因此大受学生欢迎。
这些Slush的义工大军也是未来芬兰创业的生力军。
三年前，伟士特贝卡又到大学演讲，他再问了一次，这次举手表示想创业的大学生超过五
○％。
“我们促成一场革命，在短短五年之内，改变国家中每一个人的态度，”伟士特贝卡自豪
地说。
然而，移风易俗，怎么可能这么快、这么急？那是因为，近五年发生太多事了——诺基亚
倒下，以及席卷全球的网络创业热。
芬兰，曾经被视为“创业沙漠”。
法国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创新与政策课程资深讲师马哈姆（Sami Mahroum），
在对Rovio做的案例研究指出，芬兰过去的产业政策是典型的“北欧模式”，以维持大企
业竞争力为第一优先，对于科技新创很不友善。
芬兰的新创企业要克服高税率及其他繁琐规定，例如，外籍员工申请工作签证程序耗时冗
长。加上恶劣的天气、偏远的地理位置，都很难吸引国外人才。
总之，在芬兰，“当一个上班族，比当一个创业家更有诱因，”马哈姆写着。
当然，他指的是，诺基亚还不可一世、吸纳芬兰所有人才资源的时期，也就是二○○八年
，苹果iPhone大卖、诺基亚股价崩跌之前。
根据芬兰经济研究院（ETLA）的数据，一九九八至二○○七年的十年间，芬兰的经济成长
有四分之一来自诺基亚。同时间，诺基亚的研发支出占全国三成，创造了五分之一的出口
，跟二三％的企业税收。
结果，诺基亚在二○一○年之后快速崩坏，每年裁员数千人。二○一三年，诺基亚将手机
部门以五十四．四亿欧元卖给微软，震惊全芬兰。
但事后来看，“我认为这是芬兰史上最好的商业决策，”TEKES的哈叶南说。这是芬兰人
务实性格的具体呈现。旧的模式没希望了，赶快认赔杀出，换现金去转型。
几年之后，诺基亚“退辅会”已经成为芬兰新创的显著新势力。不少身价不菲的退休主管
，化身天使投资人。有人则带着丰富的经验与人脉投入新创。
例如，芬兰当前最受瞩目的物联网公司Wirepas。该公司技术团队出自大学，执行长却是
出身诺基亚的希米亚（Teppo Hemia）。“我待过诺基亚跟意法半导体，两家公司都裁过
很多人，所以我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包括台湾的宏达电，”个性开朗的希米亚直率地
说。
前半生都在大企业工作的希米亚认为，诺基亚倒下的最大正面影响，是“芬兰人可以接受
失败了。”
因为，“连诺基亚都失败了，人们领悟到，没有一种工作是永远安稳的，这会逼着你更愿
意尝试、更愿意冒险，而这就是所谓的创业家精神，”希米亚说。
对谈主题叫“失败”
第三课 公司濒死三次以上，才是真伟大
这次Slush的重头戏之一，北欧新创界的三大巨星，超级细胞、Spotify、Skype的创办人
同台演出，对谈的就是“失败”。Spotify执行长艾克，斩钉截铁地说，“每一家伟大的
公司，应该都有三次以上的濒死经验。”
创过三家公司的潘纳宁讲得更直率，说他对整个社会只歌颂成功的心态很反感，“对我而
言，一直失败、失败、失败，还能一试再试，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创业英雄，才是我们该大
肆赞赏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TEKES的哈叶南说。
五十多岁的他感叹，这群投入新创事业的年轻人无畏无惧，跟上一个世代相比，“好像是
一群完全不同品种的人。”
现在三十岁以下这批年轻人，成长于芬兰教改大成功，频频拿下“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世界第一的时代。
这群全世界最擅长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年轻人，长大进入社会，遇上了网络革命，
自然而然地揭竿而起，冲撞、改变既有的产业秩序。
伟士特贝卡接受《天下》采访，是选在距离赫尔辛基半小时车程，阿尔托大学校园著名的
创业空间——“创业桑拿”（Startup Sauna），里头真有几个桑拿小木屋，充当小型会
议室。
“这里是这一波创业潮的原爆点（epicenter），”他指著周边说。
教改成功是关键
第四课 今日的Slush义工，明日的青年创业家
阿尔托大学是芬兰多数创业者，包括潘纳宁的母校。该校其实是芬兰政府为了鼓励创业的
一个大胆试验，将三所相距不远，专长分别是科技、经济跟艺术的百年名校在二○一○年
并校，并广开创业课程，以刺激跨界创业。
成果卓然。
高大、白晢，戴着黑框眼镜的胡嘉能（Atte Hujanen）便是一例。他六年前还是阿尔托大
学主修创业的研究生，也是创业桑拿的学生管理团队一员。
“愤怒鸟”大红之后，伟士特贝卡忙得分身乏术，便将Slush交给这批二十岁上下的大学
生接管。
爱好音乐，办过多场地下演唱会的胡嘉能担任Slush营运长、好友古西（Miki Kuusi）当
执行长，他们找一批音乐界朋友来协助，创意挥洒之下，Slush就爆红了。从过去的两、
三百人参加，二○一一年那一届，就变成三千人。一四年，胡嘉能跟古西主办的最后一届
，已经涌进一万四千人。
更重要的是，他们藉著大量采用义工（超过三千个），将这场盛会变成一个大规模的“创
业培训班”。
不少义工，都是对创业有兴趣、有抱负的大学生。两天的活动，他们往往只需要负责一天
或者半天的工作，但可以留在场内听演讲，省下本来一张要价数百欧元的门票。
“他们的心态会开始转变，这个（义工）工作会把年轻人拉进创业世界，”胡嘉能说。
二十四岁，爱沙尼亚籍的安德生（Jens-Antti Andersen），现在一家科技新创担任业务
。他一五年在Slush负责接待贵宾，便利用空档狂换名片，这些人脉也成为他日后做业务
工作的基础。
“每个大学生都想到Slush当义工，因为很酷，跟摇滚音乐节一样，”安德生说。
参加过多次Slush的哈叶南，也对热情而专业的义工大军印象深刻，“这些人会成为未来
芬兰公司的中高阶主管，带来改变。”
至于胡嘉能，他一四年从Slush“毕业”，真的开始创业。他以家族资金创立的Singa，现
在已有十四名员工，公司主要研发一套云端点歌软件，要当“卡拉OK界的Spotify”。
他的好友古西三年前创立的送餐服务公司Wolt，最新一轮刚募得一千两百万欧元资金，已
成为芬兰最受瞩目的新创公司之一。
胡嘉能（Atte Hujanen，左三）创立的云端点歌软件新创公司Singa，为老医院改造的创
业空间。他们的办公室是以前的手术室。胡嘉能不动声色地指著一个角落，“听说以前都
在那里洗尸体。”
从诺基亚的残骸重新站起
第五课 创新╳外交╳贸易 政府联合办公
这个声势浩大的青年创业潮，芬兰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呢？几个政府官员被《天下》问到这
问题，都谦逊地说，“我们跟在年轻人后面。”
近来因《创业型国家》一书声名大噪的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玛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最近一篇《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将芬兰TEKES与以色列的Yozma国家基
金相提并论，认为是政府直接投入创造市场、带动创新的最佳典范。
几个月前，为了全力服务新创、中小企业进攻海外市场，芬兰政府将TEKES、外交部跟芬
兰外贸协会（Finpro）迁到同一栋大楼联合办公。
站在新办公室，曾在诺基亚任职的Finpro执行长苏欧米（Markus Suomi）指著以海水蓝与
杉木色为基调的挑高大厅说，“这个空间是模仿之前的诺基亚总部，几乎一模一样。”
十三年前，《天下》也曾到芬兰采访。当时正是诺基亚的全盛时期，位在第二大城埃斯波
（Espoo）海滨的雄伟总部刚完工，大厅的巨大玻璃窗，可远眺壮阔的波罗的海。同时落
成的，还有赫尔辛基城郊多栋大楼组成的诺基亚研发中心，都随着几年前的大裁员一起出
售。其中一栋研发大楼，辗转租给芬兰政府，戏剧性地成为扶持下一代新兴产业的总指挥
中心。
从这里，可具体而微地看出，芬兰政府要帮助国境内数以千计的新创公司站起来的决心。
例如，所有人没有固定的办公桌，因此三个部会混在一起办公。Finpro的台湾籍员工涂翠
珊解释，目的是为了打破组织界线，加速横向沟通。
她便因此认识不少TEKES、芬兰外交部的员工，有事常直接透过网络问说，“你在楼上吗
？那我们直接进会议室讨论，事情很快就解决了。”
不少他们的“客户”——为数不少的科技新创企业，也进驻到旁边的前诺基亚研发大楼，
包括最新的“芬兰之光”——超级细胞。
当《天下》造访这家全球最大手机游戏公司，原认为，以该公司二十三亿美元的营收规模
，至少该拥有上千员工，把整栋大楼包下来也不稀奇。
然而，超级细胞竟只用了一层楼。该公司全球只有二一○名员工，在芬兰约两百人。执行
长潘纳宁强调，超级细胞采“精兵主义”，“未来公司成长，员工人数也会尽量不增加。
”（见一○六页）
这背后凸显的是，新经济时代，困扰世界各国的“没有工作成长”难题。
这不禁令人好奇，当诺基亚在芬兰的雇用规模，从全盛期的二．五万人腰斩时，那些新创
公司能够吸收这些剩余劳动力吗？当芬兰致力转型“创业型国家”，高度创新、高附加价
值的新生代企业与工作，能弥补旧经济萎缩的损失吗？
“这是最大的难题，”TEKES执行长索伊尼（Pekka Soini）承认，但他还是强调，“政府
要争取的是未来的工作，而不是现在的工作。”（见一一○页）
人口：549万人
面积：33.8万平方公里（约9个台湾）
首都：赫尔辛基
平均国民年所得：41,716美元
（约135万台币）
主要出口货品：石油及炼制品、纸浆及纸制品、通讯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