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原文连结：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423/c23krugman/zh-hant/
2.内容：
三年前，瑞典曾被广泛认为是应对全球危机的模范。该国出口受到全球贸易疲软的冲击，但迅速反弹；受到规范监管的该国银行安然度过了金融风暴；该国有力的社会保障计划支撑了消费者的需求；而且不像欧洲许多国家那样，瑞典还有自己的货币，于是就有了不可多得的灵活性。到2010年中期，经济产出迅速提升，失业率快速下降。《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宣称，瑞典“是经济复苏领域的巨星”。
之后，“货币施虐癖”(sadomonetarists)就来了。
在那之前的故事是：2010年，瑞典经济远比其他发达国家要好。但是失业率仍然处于高水平，而通胀水平很低。尽管如此，瑞典中央银行(Riksbank)还是决定开始提高利率。
瑞典央行内部对于这个决定存在不同意见。当时的副行长、也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的前同事拉尔斯·斯文森(Lars Svensson)极力反对大举提高利率。斯文森是世界上研究日本式通缩陷阱的顶尖专家之一，他警告说，在经济依然低迷时加息，可能会让瑞典面临相似的风险。然而他发现自己受到孤立，于是在2013年离开了瑞典央行。
果然，加息后不久，瑞典的失业率就停止下降了。通货紧缩的现象来得稍晚一些，但毕竟也发生了。“经济复苏领域的巨星”把自己变成了日本。
那么瑞典央行为什么犯下了这样一个糟糕的错误？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们的说辞也变来变去。起初，央行行长宣称，加息的目标是对抗通胀：“如果现在不提高利率，在更远的未来，我们恐怕就会面对更严重的通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达到2%的通胀目标。”但随着通胀滑向零，与据称很重要的目标相比跌得越来越低，瑞典央行提出了一种新的理由：收紧货币供应意在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从而避免金融体系不稳定。也就是说，随着形势的变化，官员们为一个不变的政策编造了新的理由。
简而言之，这活脱脱就是货币施虐癖的经典例子。
我用这个词是经过了推敲的，并不只是想出言粗鄙。（这个词是《观察家》[The Observer]的威廉·基根[William Keegan]发明的。）至少按我的定义，货币施虐癖是金融官员和评论人士中的这样一种常见的心态：本能地厌恶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即使失业率高、通胀水平低。在国际组织中会发现很多货币施虐癖，在美国他们通常待在华尔街，或者在具有右翼倾向的经济院校里。我很高兴地说，他们在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但他们总会不断地骚扰美联储，要求停止提振就业的举措。
当我形容那种对低利率的厌恶是出自本能，我的确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尽管货币施虐癖对其政策观点所提出的理由，仿佛是逻辑连贯的分析，但他们并不会因应变化情况而调整自己的政策观点——只是会编造新的理由。这有力地表明，我们看到的只是本能的感觉，并不是深思熟虑的立场。
的确，瑞典央行为提升利率不断拿出不同说辞的做法，也受到了一些国际组织的效仿，比如总部位于瑞典的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这家银行面向的是那些有影响力的银行家，也是货币施虐癖的大本营。就像瑞典央行的做法一样，国际清算银行也调整了加息的理由——要应对通胀！要保障金融稳定！——可是从来没有调整政策诉求。
这种本能的厌恶到底从何而来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富裕债权人的利益的本能认同，而不是通常更穷的债务人。但我相信，这种厌恶还有另外一个来源：许多金融官员希望摆出严肃、意志坚强的姿态，也乐于通过给别人制造痛苦来显示自己多么强硬。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货币施虐癖都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在瑞典，他们在胜利之际扭转战局取得惨败，将经济成功的传奇转变成了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停滞和通缩。
而且他们还可以在未来造成更大的破坏。金融市场最近相当平静，没有发生银行业危机，欧元区瓦解的威胁也不会很快出现。但如果以为经济复苏的局面已经确定，恐怕就错了，而且那种想法也是危险的。错误的政策很容易破坏我们仍然迟缓的经济进展。所以，那些穿着黑西装一本正经的人告诉你，应该停止所有的宽松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时，请千万小心。看看那帮人对瑞典都做了些什么。
3.心得/评论(必需填写)：
瑞典也陷入liquidity trap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