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了趟图书馆，将《医疗、科技与社会》期刊第一期到第十期都翻了一篇，得到一
些想法，作了以下的笔记，分享给大家。
(google doc版本点此 http://0rz.tw/Whhcp ）
首先我看到第九期的期刊，讨论了理论（模型）与事实之间的关系。陈思廷透过对经济
学模型的研究指出，模型的建构在于作为一种常态，以便作为工具观察异常，如模型不能
解释异常，则模型便被修正，以便包括更多的事实(陈思廷, 2009)。这让我想到栗山茂久
在讨论中国的医学模型时，也指出中医的模型先把季节与身体的规律定为常态（两者同以
风为构成，不过后来演变成外在为风；内在为气，他引了《庄子》气化论相关的讨论来说
明风与自我的关系，常风是为正气，邪风与正气相对，也引了孔子风行草偃的例子，说明
风“化”人的道德作用，人不正常则曰发疯），以常态为经纬，在实际的临床上，依其情
况的偏离，调整回常态(Kuriyama, 1994)。换言之，抽象理论除了是种观看的角度，也是
介入现实的工具。其实这个用“理念型”的说法来说，就很清楚了，理念型乃是自现实当
中抽象出的纯粹类型，用作分析工具，以便给予思考上的启发。但是不能把“模型建构出
来的现实”当成事实，这点Bourdieu一再地提醒我们“学究谬误”的可能(Bourdieu,
1998)。另一方面，Bloor提醒我们，任何纲领(program)、准则，其实都是在研究工作完
成后，重新思考而归纳出的产物，倒不见得是研究一开始就有所谓的“强纲领”在规范他
的研究工作(布洛尔, 李正风, 黄瑞祺, & 黄之栋, 2010)。（更进一步的说，这里的讨论
可以再连结到马克思区分研究的方法与表达的方法；必须要区分这两者为不同研究阶段，
马克思可不是一开始就完成对商品的分析以及商品拜物教的讨论的(马克思, 2002)。）
另一方面，从Bloor的想法来看，所有的理论、想法，或者科学或技术，都有其限定性，
在访谈中，他提到他的想法是“社会学的限定论”。“社会学的”是为了反对“先验的”
，或者没有具体经验为基础的限定论。“限定论”则回溯到Mill的想法，实际上所有的推
论都是“特称→特称”。我能够认识猫，不是因为有个放诸四海皆准的猫作为观念塞入我
的脑袋里，而是因为我的家人、朋友教导我这只是猫、那只也是猫，我对猫的理解总是基
于我所接触的经验之上。所以台湾人对猫的理解，可能与英国人对猫的理解并不相对，因
为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人，对于词语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总是限定在
特定的时空条件底下，不同的社会互动过程，形塑出了不同的遵循规则的方式（这里的讨
论受到维根斯坦rule-following的影响），但是永远没有人能够完全确定一个“词”、一
件“事”的终极含义(布洛尔, et al., 2010)。“我爱你”这个词在不同的脉络当中，用
法永远不同，因此词语与实际的使用是无法分开的，更进一步地说，知识与个人／各集体
是无法分离的（不存在普遍性知识，只存在相对普遍的知识，与各范定的社会组织相对应
；知识与社会组织的范围相互界定）。就此来说，科学知识实际上也是一种基于西方人的
技术经验发展起来的知识，而不见得是所谓“真理”。（就傅柯来说，真理判断反而是种
道德评价的武器了(Foucault, 1980)；中译全文见http://0rz.tw/7c2jj）。
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来说，站稳“社会学的有限论”的立场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
为我们处在被科学技术穿透、科技殖民社会的情况底下（虽然科学与社会的二分有点问题
，但就实际情况来看，还是能贴切说明现况的），为了自救，为了确保“社会科学研究的
正当性”，我们当然必须指出“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除了科技之外、除了医学之外，
还有其他的面向。所以像蔡苓雅与王秀云所写的“从触诊到“以管窥天”：腹腔镜与子宫
内膜异位症的兴起”指出医疗技术与疾病的生成史，也指出技术如何改变医生与病人观看
身体方式，透过解构历程，说明疾病与医疗技术的交手过程(蔡苓雅 & 王秀云, 2010)。
（雷祥麟在书评中(8)，特别强调了《我们不曾现代过》的hybird特性，现代与传统、东
方与西方、在地与全球，其实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纯粹二分(雷祥麟, 2010)。（在此我们
又回到第一段模型建构的问题，只不过现在要打破太“轻易”的化约，必须看到事情的复
杂性））杨弘任则透过嘉邑行善团的造桥实作，区分出不同的知识特性，造桥师傅的地方
知识，是整体的、行动的、不可分割的、拙于言说的（一是其语言不同于学院里的菁英语
言，其次是身体经验当中不可言传的部份）；学院训练出来的建筑专家则是能言善道的。
但是前者盖的桥不会垮，因为前者会因地制宜，依经验作出不同调整；但是后者的知识来
自于学院的标准化知识，在未经过实作洗礼情况下，反而盖的桥容易垮。但是杨弘任也指
出，这两者之间的知识不是阻绝的，造桥师傅能够学习与挪用学院知识，进行创造(杨弘
任, 2010)。这点在他谈黑珍珠的技术时，也提到农业专家与农民之间知识的挪用与创造
关系(杨弘任, 2002)。
杨弘任受到ANT的影响颇深，林文源则介绍了“行动本体论”的想法。在反对“先验本体
论”的想法（反对先验真理，即可以脱离具体社会脉络存在的真理）底下，行动本体论强
调关系性萌生(关连，相互生成)、中介构成(mediating and mediated)以及异质构成(即
强调hybirdity)；其政治面向在于能够透过追溯行动，厘清当前现实及其排除的构成性(
即理解为何现况如此，什么东西在历史过程中被排除了)。林文源以傅柯“特殊知识份子
”定位此论点的政治意涵(林文源, 2007)。他自己也以透析病人的研究为例，说明在医疗
社会学当中，我们除了以往sociology in medicine（医学中的社会学，指为解释医学的
问题而发展出来的社会学）以及sociology of medicine（医学的社会学，指以社会学为
本位，解决社会学本身问题的研究）之外，还需要action for sociology（即透过具体的
研究，能够带来新理解与推动可能行动的社会学）(林文源, 2009)。
同样在以“医疗实作”为主体的第八期期刊当中，李尚仁说明传教医学在进入中国时，
必须要透过“剧场展示”的医疗方式，据此取得民众的公信力，所以采取了各种容易引起
误会的医疗方式，造成洋人刨眼剖尸的流言。这是科学传播必须面对的“效力”问题(李
尚仁, 2009)。昨日的人以“现场表演”以取得公信力，今日的针灸在传播西方时，则需
要透过“实验室”来取得公信力，主客易位，可见一斑(Jackson & Scambler, 2007)。拉
图提出给我一个实验室，我就能改变世界，他改变世界的方式是让世界各地都拥有实验室
，以此打破在地知识的主观标准，而走向标准化的统一标准（而这个标准则是基于西方在
地科技推而广之）(Latour, 2004)。标准如何统一呢？必须要看到历史的中介过程，张淑
卿以“卡介苗”为例说明了法国的卡介苗疫苗如何透过WHO的中介合法化，推广到世界各
地(张淑卿, 2009)。台湾透过日本的中介而进入现代性，吕绍理指出“博物馆”在殖民时
期的展示与教化功能，灌输常民“现代”观念（即Bourdieu加诸象征暴力之谓）(吕绍理
, 2008)。但是来自上层（现代性）的想像与下层（在地）之间的实作往往有落差，林崇
熙的拼装车突出了政府对于“路”的设计乃是基于特定的车与空间的想像(林崇熙, 2001)
，而不是与实际在地相适应发展出来的；而“卫生餐具”则是弄假成真的论述生产结果，
官员在未经科学验证的基础上，发布了B肝与饮食有关的论述，加上饮食转型的条件，使
得免洗餐具成为卫生餐具进入我们日常生活中(林崇熙, 1998)。邱大昕则指出无障碍设施
的失败，成为“残障设施”，乃是因为缺乏考虑在地的技术网络(邱大昕, 2008)。看来“
上行而下效”，可能只是支配者天真的想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说法可能更贴近
实际。
但是国家的手总是不断地侵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只是以代理人的方式出现而不为我们所
知罢了，这些代理人往往以“风险”发表声明，对人们的生活进行管理。Wynne引用Beck
的讨论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从分配商品（好处；goods）转变成为分配厄难（坏处；
bads）的时代了，为了让bads能够分摊或者被预防，行动者必须先思索可能的问题，又或
者情况是具有暧昧性的，对不同行动者来说是有争议的，由此带来了反思性的生活政治，
因为科技的发展早已使得各种各样的问题充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周任芸译), 2007)
。Armstrong指出，风险之所以可能，乃是基于统计学，造成了未来的可默认性，同时也
设立了规范与标准，在这种情况底下，人的身体只要偏离标准／规范(norm)，即被视为不
正常，而必须加以管理(Armstrong, 1995)。Conrad指出，以前的管理是透过宗教，现在
的管理透过医疗(Conrad & Schneider, 1992)；但是Clarke承接Foucault的biopower而提
出了biomedicine的说法，指出不论在经济、知识分配、资讯科技、技术科学与风险管理
等面向，都规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确保“生命”与“人口”能够具有生产力(Clarke,
Mamo, Fosket, Fishman, & Shim, 2003)。但是吴建昌透过对杨姓受刑人为例进行的性侵
害风险管理的讨论指出，人们无法估计“风险”，也没有人承担得起风险的情况底下，特
定的人群会被视为“怪物”，直接受到国家的管制，对他们的管制是合理的，因为他们“
非人”，这是预警管理，一种透过“恐惧”进行治理的技术，也使人们反而落入了社会监
狱化的可能性当中(吴建昌, 2008)。孔健中则讨论了精神病院作为知识生产的所在，说明
孤立出来的“时间”，将人置于特定空间中进行观察，这些人以“病人”(patient,
passive)之身份，确认了各种差异，生产出各种精神病学知识(孔健中, 2009)；在我看来
，此种生产知识之劳动，与“生产资本的劳力”是没什么两样的（如果从经济到知识的经
济的角度来看，就是如此）(马克思, 2002)。
陈政亮指出欧洲的科学革命，与“经验主义”转向有关，他援引了韦伯对新教徒的讨论
，指出这种转向，不只发生在科学家，新教徒们也是，因为精神上的不确定状态苦恼人们
，所以人们转向经验层面寻求解答。欧洲的科学座落在欧洲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当中，马
克思很明确地指出知识的阶级属性，这引发了一系列反省与讨论(陈政亮, 2008)。人类学
家Verran研究尼日利亚Yoruba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举了个例子，(1)一杯水，(2)把水倒到
两个两杯里，(1)跟(2)那个水多？小朋友甲回答说(1)多，因为水比较高；小朋友乙回答
说，两个杯子的一个杯子的多，因为有两个杯子。虽然这两个答案在我们看来都不对，但
是实际上这两个答案都对，因为小朋友甲看到的是“高度”；小朋友乙看到的“单位”；
而我们看到的则是抽象化的水的数量(ml) (ibid.)。实际上我们并不能说他们错。从这个
角度来看，当我们说原住民的数学不好，解决方案是强化数学教育，也许这不是个最好的
回应方式，也许先去了解他们的逻辑，尊重彼此差异可能是更好的。
　每一个地区有每一个地区的适当科技(appropriate)，每个地方因应实际情况发展出来的
，前述的拼装车，或者林文源对透析病人实作的研究就是两例。陈政亮因此提出问题“什
么科学技术才是适当的？”(ibid.)傅大为说“再怎么样都不会只留给科学家处理、再怎
么样都不能只留给医生处理。”(傅大为, 2001)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所谓的“适当”，
是一个需要协商与讨论的问题，换言之，必须要带入关于“民主”的讨论。关于科技的民
主化，不少学者已经提出了讨论，Epstein认为应该纳入差异来思索科技决策或医学决策
（譬如种族、性别、年龄的差异等等）(Epstein, 2007)；Jasanoff，在反对“科学的公
共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的立场上，提出了“巿民知识论”的说法
，指出巿民不是笨蛋，不是科学家“教导”巿民，启蒙他们，提升他们的“素养”，巿民
认识他们的世界的方式可能比科学家的认识更适合他们自己的需求(Jasanoff, 2005)。对
于科技议题有不同的思索方式，林国明与陈东升引入了“审议民主”的想法，但是他们在
实作上，认为还是要由学者专家来教导参与民众，使他们能够理性参与协商(林国明 & 陈
东升, 2005)，在这个部份我想到了杨弘任(2010)谈到造桥师傅与学院专家的协商过程，
两者明明文化资本就不一样，场合又是在学院专家的场子，这种协商怎么会有用？就像
Adams研究藏医面对RCTs (Ramdon Control of Tests)，实际上是请君入瓮，藏医在生物
医学的效力逻辑下，根本就是个不公平的竞赛(Adams, 2002)。审议民主的问题，在于学
者专家的“教导”，不会成为一种“教化”吗？就像Epstein谈ADIS运动最后提到的，常
民专家最后与原阵营的非专家分裂了(Epstein, 1996)，那我们找出来的审议民主的这些
人，在经过“教导／教育／教化”之外，会不会反而不具有代表性了，不再是“代表”，
而只是个“再现”（有影没魂的影子代表人）呢？
最后要谈一谈科技与性别的讨论，成令方与吴嘉苓(2005)在回顾了国内外文献以后，提
出了该领域研究必须注意的三个问题：(1)科技的移植，对在地身体的忽视；(2)科技代理
人实际上是选择性地引入科技(譬如医师强调棉条的危害，而不提棉条的好处及最新研究
，造成了女性只能使用卫生棉的侷限性，没有其他选择机会)(3)中心国的科技内在具有性
别政治（Winner提到技术物的政治性；Harding指出科学也是一种在地知识）。两位作者
最后引用了Harding的讨论，提醒我们注意“科学实作隐而未显的性别歧视与民族中心主
义作为标准的危险”（譬如威而钢从美国引入台湾，男性不是成为男人，而是成为阳具了
，再生产了美国的阳具中心主义偏见。）(吴嘉苓 & 成令方, 2005)
读完前十期的文章，以上是我觉得不错，有作笔记的地方，试着把笔记整合在一起，写
下来的文章，与大家分享囉！
参考书目：
Wynne, B. (2007). 风险社会、不确定性和科学民主化. 科技、医疗与社会, 5. (周任芸
译)
Adams, V. (2002). Randomized Controlled Crime: Postcolonial Sciences in
Alternative Medicine Research.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2/5-6,
659-690.
Armstrong, D. (1995). The rise of surbeillance medicine.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17(3), 393-404.
Bourdieu, P. W., Loïc J. D. . (1998).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李猛 & 李康
, Trans.). 北京巿: 中央编译出版社.
Clarke, A. E., Mamo, L., Fosket, J. R., Fishman, J. R., & Shim, J. K. (2003).
Biomedicalization: Technoscientic Transformation of Health, Illness
and U.S. Biomedici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8, 161-194.
Conrad, P., & Schneider, J. W. (1992). Children and Medicalization:
delinquency, hyperactivity, and child abuse. In P. Conrad &
J. W. Schneider (Eds.), Deviance and Medicalization: From Badness
to Sickness (pp. 145-171):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Epstein, s. (1996). Impure Science: AIDS,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pstein, S. (2007). Sex Differences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Women' s health
Inclusion: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Medical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ucault, M. (1980). Truth and Power (许宏彬, Trans.). In N. Y. P. Books
(Ed.), Power/ Knowledge (pp. 109-133).
Jackson, S., & Scambler, G. (2007). Perceptions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traditional acupuncturists in the UKand resistance to biomedical modes of
evaluation. .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29(3), 412-429.
Jasanoff, S. (2005). Civic Epistemology Designing on Nature: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p. 247-27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uriyama, S. (1994). The Imagination of Win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the Body. In A. Zito & T. E. Barlow (Eds.),
Body, Subject & Power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tour, B. (2004). 给我一个实验室，我将举起全世界 (林宗德, Trans.) 科技渴望社
会. 台北: 群学.
孔健中. (2009). 功能论述与治疗时间：以一个慢性病房的医疗团队为例. 科技、医疗与
社会, 8.
布洛尔, 李正风, 黄瑞祺, & 黄之栋. (2010). “强”不强有关系：布洛尔访谈录. 科技
、医疗与社会, 10.
吴建昌. (2008). 人性的呼唤：治理理性与台湾性侵害防治政策 科技、医疗与社会, 6,
69-110.
吴嘉苓, & 成令方. (2005). 科技的性别政治：理论和研究的回顾. 科技医疗与社会,
3, 51-112.
吕绍理. (2008). 台湾史上第一场“小人国”博览会 科技、医疗与社会, 7, 125-156.
李尚仁. (2009). 展示、说服与谣言：十九世纪传教医疗在中国. 科技、医疗与社会,
8, 9-74.
林文源. (2007). 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行动本体论. 科技医疗与社会, 4.
林文源. (2009). 病患实作经验与患病轨迹类型：以腹膜透析病患为例. 台湾社会学,
17.
林国明, & 陈东升. (2005). 审议民主、科技决策与公共讨论. 科技、医疗与社会, 3,
1-49.
林崇熙. (1998). 免洗餐具的诞生：医学知识在台湾的社会性格分析.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 32(1-37).
林崇熙. (2001). 沉默的技术：嘉南平原上的拼装车. 科技、医疗与社会(1), 1-42.
邱大昕. (2008). “残障设施” 的由来：视障者行动网络建构过程分析. 科技、医疗与
社会, 6, 21-67.
马克思. (2002). 资本论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Trans. 第1
ed. Vol. 第一).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张淑卿. (2009). 1950、60年代台湾的卡介苗预防接种. 科技、医疗与社会, 8.
陈思廷. (2009). 游走于理论与实情之间：一项经济模型操作的案例研究. 科技、医疗与
社会, 9(57-121).
陈政亮. (2008). 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对科学信念的反思 科技、医疗与社会, 6,
145-200.
傅大为. (2001). 再怎么样都不能—《科技、医疗与社会》学刊代发刊辞. 科技、医疗与
社会, 1, iv.
杨弘任. (2002). 看不见的技术：莲雾变成黑珍珠的技术发展史. 科技、医疗与社会,
2, 1-52.
杨弘任. (2010). 专家系统下的地方知识：嘉邑行善团的造桥实作. 科技、医疗与社会,
10, 129-189.
雷祥麟. (2010). “我们不曾现代过”的三个意义. 科技、医疗与社会, 10, 221-236.
蔡苓雅, & 王秀云. (2010). 从触诊到“以管窥天”：腹腔镜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兴起.
科技、医疗与社会, 10, 7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