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满洲勇士 - 富察延贺专访

楼主: hope39 (Less is More)   2017-03-08 11:32:24
这篇好久以前看过,最近又重看一次,觉得有些收获。
据了解,他们的编辑都有单兵作战的能耐与权限,有其自由与责任。
分享给大家~
读书好 (原文连结)
http://www.books4you.com.hk/93/pages/page8.html
富察是满洲八旗大姓,富察延贺是台湾八旗出版社负责人,近年崛起引起注目的出版人。
他专门引介西方中国研究,挑战两极化的中国观察,又引入美国“新清史”研究成果,挑
战大中华国族史观,引用日本学者对中亚游牧民族研究成果,以蒙古史挑战民族史观。对
他而言,蒙元及大清帝国史的书写,正是大中华国族史观的“软肋”,解构国族史的落刀
处。
富察延贺
读:《读书好》
富:富察延贺
读:你是满人,从哪时开始有满族意识?小时候应该很少从正式的教育内容接触到满洲文
化吧!
富:正式的教育中没有,而且一旦谈到清朝,都是腐败的清朝、落后的清朝、亡国的慈禧
太后等等,或是因为清廷签订了那些不平等条约,然后中国近代史就这样开始了。基本上
,我对自己祖先开创的王朝,由小学到高中都是这样认知的。
满族污名
读:其实我们也一样,小学历史课会唸孙中山的革命,然后就从慈禧开始去讲述清朝怎样
腐败不堪,而中国落后也是因为满清,因为慈禧太后为了建颐和园而挪用了海军的军费,
于是中国所有的失败也因为满清的失败。你会否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一种痛恨,觉得满族
不是一个光彩的民族身份?
富:我没有痛恨。因为家中的爷爷奶奶在整个传承当中,那些满洲化的习惯依然很重,所
以我从小就在一个满洲文化的环境中长大,甚至长大后都不会意识到那其实是满洲文化,
直到我离开沈阳,到上海以后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曾经经历的一切都是满人的东西。就如
我从来没有想过东北方言的问题,只是一直觉得它很粗犷、很土,到上海后这感觉更强烈
,后来我开始思考时才发现,原来东北方言中有很多满语的发音遗留在今天的汉语句式中
,甚至那句式其实也跟汉语不同,是用满语的倒装句来呈现,将动词放后面,跟日文一样

当我思考语言问题才真正开始思考家乡的一切,就开始想:为什么不会有人把它看成是满
文的遗留,而是把它看成东北的怪方言、南京的方言,一种很土的东西,甚至是地方的分
支、中华文化的分支。我觉得这样的理解过于简单,所以才会开始从语言的角度思考,再
慢慢转成历史的角度去看,发现事情原来没那么简单。
读:满洲文化曾是中国的皇家文化,对整个中国的精英阶层有很大影响,但其实这事距今
不过短短一百年,但百年后的今天,它却突然之间没有了,好像不曾存在过,然而你到故
宫去看,其实不少牌匾上也写着满文。
富:事实上很多牌匾都被取消了,就如故宫、天坛、孔庙,上面的牌匾本来都是写有汉满
两文的。汉文的书写习惯是由右至左,而满文则是左至右,所以两者合起来时正好满足汉
跟满的文化需求,也因为这缘故,清朝的奏章都是右边写汉文,左边写满文,写到中间结
束,大家也因此而认为这两种文化能相安无事,因为汉人是不能接受自己的文字写在左边
。但我发现今天有不少满清时的皇家遗迹,牌匾上面的满文都已经没有了,而且根据历史
记载,都是在民国时候大修时将满文去掉的,然后1949年后就更不用说,但这行为其实是
由民国开始的。
读:是否因民国始于排满革命?
富:对,排满革命、辛亥革命,本身就是对满文化的一种彻底的清除和彻底改写,但其实
至今仍有不少遗留的是清文化,包括今天的普通话其实也是清语的一部分、马褂、旗袍等
不同的衣服,还有很多很多,但我们的习惯是只说大清,讲清不讲满,把明清一体化,强
调明清之间的连续性而不讲它们的断裂性,不同之处,求同而忽略异,像两岸关系一样。
读:你认为满洲人为什么这么快就放弃他们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富:好问题!我觉得最开始时是因为政治压迫。1912年辛亥革命时有大量的满洲人被杀害
,当时在武汉、广州都住有旗人,他们居住的满城是分散在各地的,但都出现大量满人被
屠杀的情况,然后从1912年清帝退位后到军阀混战期间,对整个清朝皇室的处理,包括掘
慈禧坟墓、对退位皇帝的不尊重,都令满洲人不敢表露自己身份,曾经有个数据是这样的
,1912年北京城中的满人数目有五十万,但到1919年时却只剩下两万,数字上我不太确定
,但就是锐减状态。
读:可能不是死掉,而是不承认自己是满洲人,改了个汉族名字。
富:两种也有,一种被清洗掉了,一种不敢承认。这跟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很相似,大家在
政治恐惧下都不敢讲话或表明身份;那时候很多人都不敢讲,因为一讲就是汉奸,所以我
觉得政治恐惧是起因,而后来则是整个满洲的精英阶层被政治分化,地位相对弱化之后,
再透过多年的教育令大家的认同感都没有了。
读:跟满洲国的历史有关吗?因为汉人就是认为满洲人跟日本人勾结,将溥仪、满洲国等
都看成是坏蛋。
富:或者是所谓的汉奸卖国,而在传统汉文化那套华夷之别的情况下,卖国这罪名是非常
大的,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满人才会一方面压抑自己的身份,不敢讲自己的政治诉求与种族
认同,另一方面则是教育的结果,举例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钱币中是没有满文的,只有
蒙、维、汉和藏四种文字,理由是他们觉得满人已经同化,中华史观的历史理解就是将满
人当成被汉人完全同化的一个民族,但这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亦没有完全被同化,因为如
果已经同化,那为什么会有1912年的排满呢?这就说明根本没有被同化,只是政治上的恐
怖斗争,另外就是在钱币上、在教育等各方面等去令到满人这群体消失。事实上,1949年
的政治恐怖也很厉害,一直到七十年代才稍为淡化,所以在这长达几十年、两代人的时间
里,是没有人谈满族的身份认同的,这跟蒙古、新疆和西藏都不一样。
我觉得,满人的这个情况与满人族群的人口少、分散在各地、汉化再加上长达六十多年的
压迫等因素。一直到了1985年出现满族自治县时,才真正在民族政策上将满族当成一个少
数民族,但其实满族人口是排行第三的,仅次于汉和藏,那为什么满族的生活区域、信仰
和其他的一切都没有呢?所以我觉得是政治与教育的因素令满族人的认同感丧失,大家都
不再觉得自己是满人。
读:那你对民族身份的觉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当然你在小时候会感受到语言、风俗习
惯的不同,但最后将之作为个人的工作兴趣,或者自觉有责任去还原这历史,又是什么时
候呢?
富:快三十岁,离开东北以后才开始的。因为到上海后才发现自己跟上海人完全不一样,
同时他们也觉得你不一样。我觉得自己是在上海被刺激到,到台北以后,那刺激更大。
读:你当时由上海到台北不是因为工作缘故,而是因为家族原因。
富:是的。
当满人遇上八旗
读:是到台北后才有做出版的想法?
富:对!这当中其实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读书共和国的老板是一个很有本地文化关怀,对
读书充满热情和理想的人,六年前我跟他互不认识,只是透过一个出版同业介绍而约了第
一次见面,见面闲聊之后他说要邀请我到其集团办一家出版社,我当下吓了一跳,问他为
什么有这想法,他说他会出钱,我过来做就可以了,我那时回应说要考虑一下,两个礼拜
过后依然觉得这事很奇怪,结果他再来电追问我考虑得怎样,我说还在想,他就问我不是
因为家族的原因而来台湾工作吗?那为什么还要想,反正最后就算赔钱,也是他的钱,所
以叫我试试看,他甚至连名字也替我想好了,因为我是满人,那就叫八旗文化。
读:八旗文化这名字不是你想出来的。
富:是他想的,因为他非常尊重本土文化和情怀,认为文化认同很重要;也因为我之前跟
他谈了很多个人背景、认同问题,令他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八旗文化这名字对我很有吸引
力,所以就过来了。
读:那六年之前呢?你的工作是什么?
富:之前是在上海,国营单位的杂志跟报纸,算是媒体工作,但其实是偏向项目管理的,
包括全国市场发行商的管理、杂志的定位和团队的安排等,没有编过书。
读:你的工作模式一直都是依照中国大陆那套,到台湾后一定会经历冲突和转型,那调整
的过程是怎样呢?
富:一开始是文字的问题,繁简字、横排直排等,因为中国惯用的是横排,所以开始转直
排时我是要拿着尺去比划的,速度比别人慢很多。
读:但观念、用字的不同呢?
富:其实早在上海时,我已经对共产党的那套用字产生怀疑,而且从东北到上海是对我语
言表达的一个改造过程,因为两地不论发音、词汇都有一定差别,所以那时我是有意识地
把自己的词汇换成上海词汇,到台湾后我发现这经验对我很有帮助,令我很快就接受台湾
的语言模式,没很大障碍;反而大一统观念的突破才是障碍。因为一直都觉得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故此前两年面对台独时是有一点紧张,后来则觉得这是台湾的宝贵之处,就在
于它的多元性、对多样文化的取态和讨论,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转型和帮助。现
在我跟支持台独的同事工作时也很愉快,但我自己的认同呢,不可能是纯然的台独,也不
可能是纯然的大中国,我肯定已经放弃大一统的想像,但也很难变成台独的想像,所以我
觉得我是在扮演一个很奇怪外来者的角色。
出版的定位
读:说回出版社,你最初决定要办八旗文化时,替它设计的定位是怎样?
富:一开始是没有定位的,其实开始时的前半年都不是很清楚,当中牵涉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为我没有图书编辑经验,再来就是大陆的工作经验和背景和这边不一样,大陆的出版
依然是一个垄断的行业,所以我特别认同出版的在地化,出版物是要为在地读者服务的,
我在台湾出版书但想着要给大陆读者看,这逻辑是不对的;如果台湾读者会看,大陆读者
也会看,这则是延伸出来的逻辑,但开始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事,也没有读者的来源,甚至
对出版的通路也不了解,所以是面对一个全新的出版环境。
经历四五个月的摸索和挫败,甚至将老板给我的钱也花掉了三分之二,但也没有马上见到
成效,所以那时我是蛮灰心丧气的,到第六个月时就开始出现转变,有一本卖得不错的书
,而我也渐渐摸索到市场的要求。
读:是哪一本书?
富:胡晴舫的《旅人》,第一是因为我崇拜她这本书,而且她本来就是台湾作家,有知名
度,所以这书出来的反应还不错,我后来也慢慢总结思考,找到台湾的市场需求以及跟美
术设计组沟通的方法,然后找到台湾的通路,慢慢下来,愈做愈有味道和感觉。
读:你不是一开始就想要做一些历史、中国观察或者满清历史的出版?
富:对,没有这样的想法,跟很多编辑一样,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其实我一开始也没
想过要做历史,也不敢说自己做历史、清朝满洲史会成功,我一开始做的是中国观察,因
为我留意到台湾媒体中所呈现的中国是蛮两极化的,一种是欧威尔噩梦式的《一九八四》
,一种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充满了机会、可能、金钱和梦想;两种都太简化,所
以希望用一些书来作平衡。虽然从短时间来看,书的力量没法跟媒体抗衡,但长时间来说
,它对文化人、读书人的认知和理解还是有帮助的。
读:你是希望能够多一些理性的观察,而不是形式化、先入为主的作家所写的东西。
富:我是有意识地去做,找作家,而除了大陆、台湾的作家外,还会找国外的版权。目前
为止,我合作得最好的大陆作家就是许知远,因为他有外部视角,作品比较能跳出自身内
部的局限去看问题。我不是说写批判中国的内容就是有外部视角,而是写作方法、结构、
气质等都有一种外部性,而我觉得许知远就是这种作家。
读:你是在中国时已经认识他?
富:不认识,只是知道他这个人。我是看见他的作品后觉得可以出版,于是用电邮跟他联
络,说明我们想替他在台湾出版一本书,就是当时大陆版本的《醒来:110的中国变革》
,是由辛亥革命写到邓小平时代的一本文章汇编,香港亦曾出版过,我觉得这书里面有很
多可用的资料,可以用一个偏历史的视角去改编,于是就替这本书“瘦身”,由原本的三
四十万字书稿压缩成十二万字,书本定为《未成熟的国家:变革中的百年中国》,是讨论
甲午战争后到邓小平时代之间的变迁。这本书其实也不是做得很好,还谈不上成熟,但却
能看到自己的编辑能力,往后就慢慢跟许知远合作,出版了《抗争者》和其他作品。
后来比较成功的书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当时我就锁定了很多外国媒体的驻北京或驻香港记
者,因为他们一定会写关于中国的观察,而且文本比较好看,不是硬生生的分析。我当初
也想过找一些智库的作者来写,就是替政府去做的那些分析文本,但又觉得这些文本对政
治人物来说确实很有需要,可是这东西并不长久,从市场角度而言会有很大压力,除非是
一些很轰动的话题如“中国崩溃论”,不过我又觉得自己不太喜欢,就算知道一些文本是
可以卖钱的,但因为跟自己的认同和理解不太一样,所以就打消了,因此都是从记者的角
度去切入,先从《纽约客》的开始,再慢慢找到不同的作者。
新“中国观察”
读:这是成立出版社后再摸索出的路向,而不是一开始就有。
富:对,慢慢摸索的,我觉得自己也没有那么厉害,一开始可以设定这些东西,而其实,
这些都是要慢慢总结的,毕竟我是在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市场工作,而且我在做的时候也不
知道自己会不会成功,因为台湾出版市场里,中国主题的出版是很少的,大家都认为没有
人会看,台湾就是这样,在政治上会讨论中国,但是书的出版却非常少,当时,时报、天
下等出版社都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出版一些中国观察作品,却不敢说自己在做一条“中国观
察”的出版线,我认为这方向是可行的,因为中国这么大,台湾面临的中国问题也这么多
,当时是基于这个判断,结果两三年后,这市场就慢慢被创造出来,很多读者原来都想看
这类书。
读:这跟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改变有关吗?
富:有。我觉得第一是马英九执政后,两岸的交流比陈水扁时期要多,因为需要了解对方
,但多是商业内容上的了解,政治上的认知还是有距离的,这是一个大背景的出现。另一
个戏剧性的发展就是薄熙来事件那年,中国内容的书特别好卖,而且只要跟中国沾上边的
书都会多卖一点点,因为这事件涉及了很多台湾读者对中国的理解与想像,后来到太阳花
学运时,就更需要对中国政治的解释。所以从这三个点是可以看出整个台湾市场对中国观
察书需求的变化轨迹。
读:你刚刚提到中国观察的两种类型,一是欧威尔式的“中国崩溃论”,另一种是《美丽
新世界》,一个唱好一个唱坏,但对你而言,你是站在一个怎样的位置去观察中国?或者
在选书时,有没有一种你自己的理念在里面?
富:我的理念就是不走极端,因为我个人觉得中国太复杂,中国历史的变更远比我们想像
、默认的都要有韧性,奇怪和不可理解,就如共产党,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变型、调整,度
过了一个个难关,但它下一步会怎样?其实你是不知道的,不过你也不能单纯地把共产党
描绘成一个大坏蛋,因为它毕竟有帮助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我觉得它很像过去的皇帝政权
,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里,皇帝跟民间的关系是受到官僚体制的儒家化制约,是要负责任
、照顾你的,当然这政权落后,但它却不是邪恶的;它内部有很多纷争,有很多问题,也
有很骄傲、强国至上的一面,但经济增长、提高百姓生活条件也是它作为执政政权的工作
之一,所以我不想把中国简单化。因此太极端都是不对,一面倒唱好的当然不可能,但如
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也不是一面倒唱衰,我希望从不同角度去描写中国,譬如当下中国
的,有《纽约客》的欧逸文,有何伟写中国乡村的底层变化,最近我亦出版了一本书,是
一个旅游记者从新疆走到西藏,从西藏走到云南,云南走到东北,由这一圈中他看到周边
社会里,少数民族跟北京政权的关系是怎样。我希望呈现一个全面的东西,而不是将它简
化成标签性的语言。
读:我记得你们去年出版过一本《富强之路:从慈禧开始的长征》,这书令我的感受很深
,因为由慈禧开始,到魏源、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蒋中正甚至刘晓波,其实只是追
求富强,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式的求富求强,不论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抑或蒋中正的三
民主义,其实都只是手段;用一套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去管理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然后
用一种problem solving的态度去看它,那会否令我们看不清它的发展方向?当然我不一
定是欧威尔或是《美丽新世界》其中一种,但是如果是事件先行的话,会否出现了见树不
见林的状态,根本看不清国家要往哪个方向走?
富:会出现这状况,我觉得这书有它的局限,我并不觉得夏伟(Orville Schell)的书有
多好,但他的确提供了另外一种的解释角度。
读:他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这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究竟要带中国人到哪里?
富:他觉得中国近代史的执着性就是追求富强,但这富强是国家的,不是人民的,而下一
步会否出现人民的富与强,这个仍是未知之数。然后就是当你富强以后会对世界文明有甚
么贡献,这两个问题是在后面提出来的。说实话,我觉得夏伟的贡献在于他用了一种很好
的书写结构,然后将中国长达百年,追求富强之路的某种本质呈现出来。
读:但富强是手段,还是它对中国大陆来说也是一种目标呢?
富:我觉得是目标,目前它还未想到富强之后的事。如果不讲手段的话,目标应是人民的
幸福,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包括环境问题、经济问题、人民的健康等综合起来,这样才
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不是。
责任
读:所以你不相信作为一个出版人、知识分子是有责任通过出版物去推动它往某个方向走
?就只是接受它是一个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的取态。
富:我个人的价值立场是偏社会主义的,觉得自己还是要站在一个更进步的立场,以人类
的需求和价值为主,但我会很警醒的告诫自己不要把这东西变成一种绝对主义,变成唯一
的目标,因为我觉得这样也不行,因为社会、政治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就像我现在在
推一些满洲史的书时,也会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因为自己是满人就变成大满洲主义者,因
为现在关于满蒙汉清朝的争议非常多,目前大陆官方非常反对用满人的一套来解释清史,
这在之前只是学界的争论,但现在已经变成官方的态度,所以我自己在思考时,也觉得自
己不要变成一个大满洲主义者,但我又会问,变成大满洲主义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排
汉护满,然后建立一个第二满洲国;我并不是要这样,所以我觉得我是基于一个人本立场
、恢复历史大部分真相的立场去做书,然后只要坚持,慢慢累积,累积多了,是会形成一
种力量。
读:但会觉得单凭自己的力量,其实改变不了这庞大的机器吗?
富:我个人是乐观主义者。当整个大环境都不好时,你的选择就是做抑或不做,要抱怨还
是怎样,那我会选择做,而且我相信只要每个人都去做的话,慢慢是会有改变的;就算它
真的没有改变,而是整个体制运行到一定程度然后自行崩溃的话,我所做的一切还是有建
设性的,因为如果不这样想的话,人就会变成虚无主义者或者干脆想退隐山林,过自己的
小日子。
我目前在做有两个方向,一是中国现代社会的观察,我会努力去做、去推,另外就是关于
清史、中国古代史,我想慢慢去改变它,因为我觉得二十四史就是一个神主牌的概念,我
们用一种虚假的、静止不动的儒家体制把中国历史串起来,事实上,这样呈现出来的中国
史至少有一半是假的,那我就出版关于蒙古的书,关于清朝的书,关于从北魏到隋唐的书
,要出版这样的书,让大家都知道这谱系、神主牌其实是断裂,不是延续大一统的。
读:解构国族神话这工作是很漫长的,但跟文化层面相比,政权、政治可能有更大的力量
,你看台湾的情况就是了,台湾本土文化的出现跟台湾民主改革有很大关系蒋中正、蒋经
国、国民党这党国结构不只是一个神话,也是一个政经结构,扣在台湾上面。没有这个,
那些本土文化、多元文化也可能会发展出来,但是会作为一种他者的存在,来映照其正统
的地位。所以我才说,最后可能也是很政治的事。
富:我觉得我是不设定,只是去走我的路,在走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问题,但当这些观念
被传播以后,可能某些学者、文化界人士、政治人物觉得有道理,然后去倡议这事情,慢
慢,慢慢的起了改变,可能变了政策,变了课程大纲。
读:但在政治不变革的情况下,这改变有可能出现吗?举例,香港学的历史也是大一统的
历史,是汉族中心主义、儒家中心主义的一套历史,认为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文化是没有
贡献的,而有贡献的都是因为他们汉化了,像北魏迁都洛阳、唐朝的鲜卑族李家已经汉化
得很厉害,事实上我们也不会理解唐朝在中亚地区的存在,就如我们以为元顺帝离开北京
以后元朝就崩溃了,但却不会知道它在中亚地区还有一大片的国土,还有印度莫卧儿帝国
其实也是蒙古帝国的后代等等。我敢这样说,我刚说的这些对一个香港的孩子而言是闻所
未闻的,他们听的就是那套断代史,也就是朝代不会同时并存的,但其实辽金元是一个有
传承的少数民族帝国,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而且一定有一个正统,所
以它根本不会容许你刚所说的这一套。事实上,有唸过历史的都会知道,中国分裂的时间
比统一长,如果我们认真去研究新疆跟西藏的历史,就知道不会有“自古以来都是中国领
土”这说法,所以这事是很政治的。
富:那请问一下,难道我们的工作就是上街头或透过立法去改变政治吗?我觉得不是,我
觉得是每个人使命与意见的呈现。
读:但从文化使命的角度,可能要等很久很久才能看见改变。
富:没错,但我觉得出版这些知识,就是让读者知道它、看到它,慢慢改变到某一两个人
,说不定将来其中一人会当总统嘛!我觉得我跟政治是蛮遥远的,对它不感兴趣,从没想
过要当官也不打算靠它来赚钱;但我觉得要平衡自己的兴趣跟观察,是以这种心态去做的
,所以也没有想过用政治去马上解决现在这问题。
我是跟随自己的想法跟偏执去做出版,而不要一心想着要透过出版去改变什么,因为如果
想太多的话,我就会丧失我去做书的根本,我要做的,就是老老实实的当一名编辑,这就
是我现在最核心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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