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来源：报导者 https://www.twrepor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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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文：
“多做多错，少做少错。”是资深公务人员告诫新进者最朗朗上口的话。这心态并非来自
有恃无恐的“铁饭碗”保证，而是动辄陷入“图利罪”疑云的恐惧。
6年前，一封来自厂商的黑函，刘庆丰20多年的公务生涯起了大波澜。
他原任交通部铁工局总工程司，是仅次于局长、副局长十二职等的高阶幕僚，也是未来副
局长的热门人选。黑函启动一连串政风、检调单位的调查约谈，最后因无积极事证，地检
署以行政签结停止侦查。
“官司是赢了，但我的人生输了。”咽不下这口气，刘庆丰与同案被告的前铁工局主任秘
书沈国良反告政风人员诬告。他没有当上铁工局副局长，人生转弯，却成为台湾公务人员
告政风人员第一人。
回想起接到地检署传票时，刘庆丰说，传票上只写着涉及伪造文书泄漏底价图利，“你根
本不知道啊，传票上没有写是那个案子。”到了法院，检察官问案时才知道是那件事。
他想起，那是一家失去标案厂商的检举，当时也藉著某位立委办公室名义，将检举函送进
铁工局政风室，目的表明要暂缓另一个采购案招标。后来，刘庆丰写了一份公文，向上报
告该案始末，局长最后裁示：“同仁安心工作，照既定程序办理。”原以为事情过去了，
没想到居然被政风人员移送地检署调查，恶梦也就此开始。
政风移送的资料上，到底写了什么？当时刘庆丰都没看到。“我从检察官问话，整个过程
中，就觉得一定有很大的乱写。”后来，他告政风人员诬告，借此向法院调阅资料后才发
现，移送资料多是有时间、有地点却是子乌虚有的事情。“这样也能送，还被约谈？”
譬如资料写，刘庆丰某年某月某期间接受另一家厂商招待，到法国红磨坊看秀。“公务人
员跟一般人不一样，我请假都有纪录，去人事室查就知道我那段时间有没有出国？根本就
没有啊！”此外资料还透露，他曾出现在厂商办公室乔事情，“有证据吗？如果有证据有
照片，就拿出来让我一枪毙命，结果没有。”他涨红了脸，难掩内心激愤。
这些具体事件都是接到检举函时，在第一时间就能轻易查明或判断，“觉得有太多太多的
无奈了，我就很不服气，很闷！我不只被冤了，还被阴了，我6年是回不去了，也没办法
升迁，永远翻不了身。”虽然官司还他清白，但刘庆丰自知长官根本不可能知道细节，“
他只会觉得怎么搞的，有这么一个纪录，你一定是乌鲁木齐！（台语，形容人不精细分明
、应付了事。）”60岁的他，仕途已无向上的可能。
同案被告的沈国良，是调查局出身，过去也曾待过政风系统。他表示，政风人员都知道办
大案的好处，“所谓大案，有的是金额很大，要不然就是官阶很高，这个案子移送了2个
十二职等的高官，是标准大案。”他提到，这位政风主任官运一帆风顺，后来被调到同职
位但薪水更高的国营事业单位。
类似刘庆丰、沈国良莫名卷入图利疑云，最终无罪的状况并非罕见。
根据2012年台北地方法院李濠松检察官出国研究报告指出，“日本刑事司法的定罪率达
97.9％，其中污职案件（即日本刑法197条之贿赂罪）之定罪率亦达88.4％。但反观台湾
，自2000年7月迄今计10年，全部刑事案件之平均定罪率虽达95％，但其中贪污案件平均
定罪率仅有60.7％，成罪比例显然偏低。”
所谓定罪率还是指起诉人次中，最后被判决有罪比例，但若从一开始被约谈调查算起，定
罪比例就更低了。前交通部长叶匡时曾在媒体公开，以过去10年结案的贪渎案件计算，交
通部共有355人被调查，其中52人起诉判决确定，但最后定谳有罪则为9人。当大家对那有
罪的9人印象深刻时，那300个未达起诉确定的“刘庆丰们”的不平与怨怼，有谁会注意呢
（资料统计时间：89年7月—102年2月；资料来源：法务部）
今年5月下旬，刘庆丰自诉的诬告案二审判决无罪。判决书中除陈述诬告要件不足因而无
罪外，居然罕见地额外花更多篇幅，详述法律制度的模糊与执法人员心态偏差，造成公务
员动辄被以“图利罪”问过的影响。
“法官写得很清楚，虽然诬告不能定罪，但他们有行政疏失，只差没有明讲他们乱写，乱
办而已。”多年不平终于在判决书中得到一些安慰，刘庆丰已经不打算上诉。
“历年来政府一再强调防贪、肃贪的情况下，由于法律构成要件的不明确，加上执法人员
观念偏差，不仅未能发挥廉洁的政风，也让政府效能不彰，成为公共工程品质低落、企业
投资创新阻碍重重的主要因素。
行政、立法一致的共识是希望修正图利罪的构成要件，以避免对“便民”、“图利”
发生混淆而影响行政效率。这是包括政风人员在内的所有执法人员所应警惕在心的执
法准则。” ——刘庆丰诬告案判决书
判决书中提到的图利罪构成要件问题，法界学者相关研究不少。事实上，公务人员被移送
调查最多的就是根据《贪污治罪条例》的图利罪。
中正大学财经法律学系特聘教授柯耀程直白说：“台湾公务员是全球公务人员中最容易陷
入犯罪的，最主要就是《贪污治罪条例》这个刑法特别法。”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
专攻刑法的柯耀程解释，像德国只有“收受贿赂罪”，明白规定要“违背职务要求”、“
行贿”、“双方有不法的合意”等要件，“他们绝对不会罚过失的，不像台湾的图利罪，
包山包海。”
台湾除了《刑法》有渎职篇章外，另针对公务人员设立《贪污治罪条例》特别法，不仅刑
责加重（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类型扩大（如会计、审计明知有不法而不举发
为包庇罪），最重要的是其中的图利罪构成要件相对模糊。
柯耀程举例说，曾有一个公共工程，因安全问题多做了一片挡土墙而被检举图利，原因是
挡土墙外只有一户人家。若在德国，恐怕要有“意图不法”、“违背职务要求”、“贿赂
”才构成犯法，但在台湾则已有“图他人利益”之嫌。他质问：“图利定义很模糊，便民
是不是图利呢？概念很混淆，公务人员很难分清楚。”
以过去发生案例统计，多数图利罪来自未按规定招标决标，未按规定验收、对工程进度未
确实查验，这些行政疏失或有可能故意，或是承办人员不小心，也都可能涉嫌“图利罪”
。尤其是利益庞大的工程案件，厂商间为了争夺利益，黑函满天飞，即使检举内容未必属
实，但只要承办过程手续稍有疏失，就能启动调查。
根据研究，图利罪从起诉到审判定案的历程平均为6.51年，最长则打了16年才定案（营建
工程人员触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图利罪案例统计与分析，民国100年）。可以想像，多数卷
入图利罪的公务人员，最终被判无罪，但可能已经耗费6年以上的青春，“官司期间不要
说升官，领导威信都受影响，什么事也不能做。”刘庆丰说。
类似故事一再重演，有的当事人像丢了魂一样，成了行尸走肉，有的变得很偏激，对社会
很不满。刘庆丰提到，他曾经与一名刚从学校毕业，既有能力又很愿意做事的人共事，但
年轻人不小心因图利罪被调查，虽被起诉但最终判无罪，“国家一个好好的公务人员，从
此以后铁板一块，铁板公务员。他心里已经有一种反射，对社会现象的不满，现在他被调
到中工处，以整死包商为目标，任何事情绝对是用最严苛的标准做，已经跳脱工程惯例。
过去，有不少因未按规划设计施工，最后验收通过而被检举图利案例。但工程施工时常因
现场状况要调整，“有时候挖下去看到管线，或者其他东西，怎么办？”厂商需要绕道，
但跟当初规划不一样，就会涉及变更设计，“那大家来开会，一次、二次不行，厂商要延
长工期，公家单位就砍，协调不出来就去仲裁，工程进度就落后了，对政府效率的打击是
很大的。”刘庆丰说。
效率受影响是其一，品质也打折扣。今年5月，新政府上台之前，一位化名为鱼凯的基层
公务员投书报纸—给林全院长的一封信，引起内阁新人事注意。鱼凯提到，台湾公务体系
因为太着重防弊以至于无法兴利，尤其是审计跟检调系统双刀出鞘，公务人员根本不敢做
创新的事情。
以工程品质来说，即便有更安全、更环保的新工法，但台湾工程仍然鲜少使用。虽然，《
采购法》明定除最低价标之外，也可采最有利标，用来鼓励创新（因为拥有创新工法跟产
品或许不是报价最便宜的厂商）。立意虽好，但实际作业繁琐，接到黑函的机会更高（为
什么有厂商报价比较低却不采用），第一线承办公务员趋吉避凶下，创新、品质变得遥不
可及。
创新，不同于原来做事的模式跟框架，但这个“不一样”成为监督审计单位雷达区上的目
标点。
台湾生态工法发展基金会的邱铭源，是复兴金山八烟聚落的重要推手，但很少人知道他曾
是交通部国道新建工程局帮工程司。他在40岁时候，决定离开工作17年的公务体系，“很
难做，”当时他很认真地思考如何用生态工法去盖一条高速公路，“那其实都是拿石头砸
自己的脚。”
邱铭源说，他有机会在南投到埔里国道6号做生态工法，为了记录沿路生态样区，避免将
来施工破坏到当地罕见的特有生物，有人建议他用GPS记录比较准确。他申请购买GPS，会
计单位以“没有预算”打回票，“我自己花了2万5千元买一支，但有一次不小心掉到水里
，我想再申请，他们告诉我，邱铭源你不要再来申请了，告诉你不会过就是不会过。”因
为以前都没有人申请，为什么这次不一样？
“会计好像把我们当小偷，我觉得就是说，我这么热情想做事，但公务体系是一个冷水，
怎么煮也煮不滚。”当了17年公务员，他决定放弃退休金，改到民间NGO组织做事。
繁琐的会计审核是浇息公务员热情最快的方法。但深究问题，最终症结还是在于会计人员
对犯罪的害怕。
一位不愿意具名、曾在直辖市担任会计的李小姐认为，公家单位花纳税人的钱，紧盯每一
分钱本就无可厚非，问题不在制度，而是在会计人员心态。“今天一笔项目，如果没有明
文规定，那到底可不可以放？我是认为没有说不行就可以，但有的会计可能会认为，没有
说可以就代表不能支出。”这行政裁量的高标跟低标就有很大的差别。
采高标的会计人员，李小姐也能理解他们的想法。“有时候一查下来，业务单位同仁会说
，会计也说可以，虽然不是恶意，但最后会把责任推到会计身上。”《贪污治罪条例》中
，有包庇罪相关规定，自然也让会计人员胆颤心惊，照章办事是最安全的做法。
求安稳的公务员占多数，许多周而复始的行政功能得靠他们来完成。但是，总会有少数想
创新、做出一番新气象的人，现存公务体制能否有他们存在的空间？是否能改掉现存因防
弊心态而处处设限的僵化体制，让他们也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要解开防弊之网，柯耀程认为应该废除《贪污治罪条例》，回归到常态性的《刑法》。德
国、日本都没有特别制定贪污特别法，只用普通刑法却也能有效防制贪污。根据国际透明
组织每年调查公布的清廉印象指数，德、日、台湾分别是第10、18、30名。
而《贪污治罪条例》的问题在于很多罪名的构成要件不明确，如图利罪虽有“明知违背法
令”要件，但实务认定很模糊。如果法条有解释空间，案件事实也有判断空间，后来发生
争议时，算不算“明知违背法令”？
要件模糊让兴讼容易，但一查未必有具体犯罪事证，造成台湾贪渎案件的低定罪率。而那
些曾因官司缠身而陷入人生泥沼的故事，不停在公务体系间流转，成为公务员必须明哲保
身的警惕。
每个公务员心中都有依据攸关个人得失的“罗盘”，罗盘上的指南针并非自由地依据机关
的政策或首长的意志移动方向，而是牢牢地钉在贪污治罪条例所允许的刻度上。
——刘庆丰诬告案判决书
去年，刘庆丰离开待了10多年的铁工局，自请调到桃园县政府任参事，协助桃园铁路地下
化工程。“到这边，我是降级，薪水还少了两万多，你说这样子我会愿意来，就知道一个
政风的滥作滥为，对一个公务人员的影响有多大！”
有一阵子，他很消沉，常常一坐思绪就飘到很远的地方，“再这样下去，我的人生也乌有
去啦！”现在，他每天搭通勤车，从台北到桃园，通勤时间比以前在板桥上班多一个小时
，“我就不相信，会没有一个可以肯定我的长官。”他说。
四.心得：报导者常常做蛮深度的剖析报导，不知道这回各位觉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