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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秉晖
日前职安署傅还然前署长，以“劳基法弹性化 让医师把关”为题投书，表示此次劳基法
修法所引起的劳工健康冲击争议，应将备受质疑的把关机制交给职业医学科医师，希望透
过职业医学科医师的专业评估，同时兼顾弹性与安全的需求。笔者身为职业医学科住院医
师，十分赞同傅前署长的意见。
职业医学科医师于职业健康服务时，确实针对部分高风险工作会进行风险评估，判断劳工
是否适合从事该工作；对部分高风险劳工，也会针对其个人与工作状况，给予生活型态改
善与工作环境改良的建议。若能将职业健康服务落实于职场中，确实能解决许多职业伤病
的问题。
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根据劳保局的劳工保险给付统计，从2012年起，每年因为罹患
“职业相关脑心血管疾病”而领取劳保伤病、失能、死亡给付的人次，分别有92、68、67
、83、68人次，显示即使劳动部从2012年职安法修法后启动“过劳预防条款”，要求职场
必须特约或聘请职业医护人员从事上述工作，但台湾劳工仍持续暴露在过劳风险中，且尚
未有明显好转的迹象。
追根究柢，即使傅前署长于任内大力推动职业健康服务制度，嘉惠台湾劳工甚多，但不可
讳言的是，我国职业健康服务制度即使成长迅速都仍尚属稚嫩，许多劳工人数较少的中小
企业，甚至根本尚未被法规要求要特约或聘请职业医学科医师，然而这些企业的劳工却也
正是此次修法最可能受影响的一群。
同时，职业医学科医师的角色，也绝对不只侷限于一个个在职场守护劳工健康的个别医师
，作为最清楚工作与健康关联的医师，在面对劳动政策时，自然应该要有更积极的作为去
保护劳工的健康。
1847年，社会医学之父Rudolf Virchow医师，受普鲁士政府委托，调查某乡村的严重伤寒
爆发，调查结束后他向政府建议一连串彻底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改革，并认为疾病的病因
是社会制度的问题，甚至留下了“医学是一种社会科学，而政治只不过是较大规模的医学
”如此名言。
循着如此积极参与社会的社会医学脉络，笔者参与共同撰写的“劳基法修法劳工健康风险
评估报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nyWEfmOmlznYi-uaMKY1iX3sfVgrZ-K/view)，已在
12月5日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所举办的记者会上公布，这份报告汇整20多篇国内外研究
，指出此次劳基法修法对于劳工的健康冲击，包含增加过劳风险、工作事故增加、肌肉骨
骼疾病增加，以及睡眠、疲倦、病假、工作压力等其他影响，而且对于此次修法的诉求对
象─有急单等临时人力需求的中小企业、高工作事故风险的制造业和运输医疗等安全敏感
产业，这些影响更为显著且重要。
身为职业医学科住院医师，自然要努力尽责捍卫劳工的健康与福祉，面对此次劳基法修法
，笔者固然看到职业健康服务的重要与不足，但在更大层次上，当然也没有道理去坐视劳
基法修法所造成的负面健康效应，所以劳基法弹性化确实需要医师把关，无论是个案的把
关，或是法案的把关皆然。
（作者为劳基法修法劳工健康风险评估报告撰写人，职业医学科住院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