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经济在经过高速发展后，经济遭遇瓶劲，表现为：农业生产力低下，出口下降；工业受高成本影响，供给扭曲，金融、技术、管理问题也遭遇技术障碍，对外国资本、技术依赖日益突出；产业结构受技术、资本限制，无法升级。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公平，资源被权势阶层垄断，收入差距不段扩大，随之而来，受不景气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加剧，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根据奥唐奈统计，这意味着，“任何人平均损失真实收入的四分之一，只有少数特权阶级能够通过影响公共政策，避免财产损失缩水，这样除关键职位有效以外（主要指总统），其他政治机构越来
越不可能发挥作用，军队成为满足需求最有效的渠道。”这样在军队对社会控制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政变时刻发生，而发生目的就是为了威胁政府，获得对自己最有利的政策。总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谁对政府威胁大，谁就容易获得最好的政策利益。因此，“威胁是真实的，任何重视执政延续的政府都不能忽视”。为此，各个群体都试图影响政府政策，也几乎是“不择手段地使用任何最有效率的策略来追求其重要的目标——至少赶上通货膨胀的步伐”。这样就形成了整个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都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局面。用一个政治术语就是群众普力夺主义。但
是这种群众普力夺主义关心政治不是为了公共利益，为了整个社会、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各个群体的私利。因此，政治活动的结果就是“这种对个体行动者来说最有效果的策略也是对整个社会绩效最有破坏性的策略。”在这种群众普力夺主义下，个人要求的满足导致社会环境更进一步的恶化。在这场搏弈中中，只有少数人获得利益，大多数人利益都受到损害，而且这少数人的利益也在竞争中被抵消了大部分。
可以说,在这种群众普力夺主义盛行情况,社会玩的是零和的游戏,基本上没有双赢的结果.因为“频繁的政策变动源自每一项安抚一个群体的政府决定及每一项这样的决定所产生的新威胁”。大家都不断政治运动，攻击对手以赢得自己利益，但是每个人获得利益也是暂时的，都随时可能失去既得利益。
当时的阿根廷在普力夺主义盛行时候，社会混乱，有权势的群体互相勾结，不愿意支持公开的政治竞争，结果导致威权体制的产生。这个时候，利益固化更加严重，“高生活成本、通货膨胀、住房短缺、工资低、腐败”成为主要社会现象。人们悲观厌世，沉浸在对过去生活的怀恋中，认为过去总是比现在过得好，导致了全民愤世嫉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