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影人超时工作、受伤意外都是家常便饭…
日舞影展“台湾之光”点出台美影视产业关键差异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2357382 无影无踪
编按：国片拍十部赔九部，一直是台湾影视产业苦恼难解的问题。今年年初，台湾影评人
无影无踪特意前往美国最大独立电影盛会“日舞影展”采访出身纽约大学电影系的台湾子
弟苗华川，以他在台美两地工作经验，分析台美影视产业关键差异。
以独立制片摇篮之称的日舞影展于一月底展开，来自全球的创作者、片商、投资人或媒体
在此齐聚一堂，为的无非就是“发现”与“被发现”。过去有许多默默无闻的低成本作品
在此获得青睐，一路抢进奥斯卡奖，许多导演如克里斯多福．诺兰（Christopher Nolan
）在初出茅庐之时都受惠于日舞影展的鼓励。难以计数的创作者每年都在此寻找伯乐、寻
求媒合。
笔者今年以媒体身分实地前往了位在犹他州的日舞影展，成为了今届影展少数的华人参展
者。由于日舞影展仍然是较为聚焦美国本土作品的影展，亚洲电影本来就不多见，台湾电
影缺席并不令人意外。但在众多美系作品之中，有一部作品的背景与我国息息相关，它是
由台湾子弟苗华川监制的美国短片《肮脏》（Dirty, 2019）。苗华川出身纽约大学电影
系，在毕业后专注导演与制片工作，在台、美两国都有丰富的影像制作经验。本文将特别
邀请苗华川向读者分享美国电影系教育的特殊之处，以及两国影像创作的实际差异。
没有游乐场嬉闹，童年在电影薰陶中度过
即便年纪轻轻便带着执导或者制作的作品行遍全球，在苗华川身上却看不见一丝傲气，反
而是如同大男孩一般的坦率，每问必答。出生加拿大温哥华的他表示自己的童年不是在草
原或游乐场上度过，而是跟着酷爱电影的父亲待在家看片。偏偏父亲显然不是好莱坞电影
主义者，所喜欢的是卡萨维蒂（John Cassavetes）执导的一类艺术类型独立制作。明明
有看没有懂，但苗华川在父亲的薰陶之下，好像也习以为常了。
不过也因为经常性接触电影艺术，视野也因此更“超龄”，使得他从小就立志走向影像创
作的路途。恰好父亲与执导《无言的山丘》（1992）等作闻名的王童导演是旧识，在王导
演的鼓励之下，苗华川在13岁就拿起摄影机东拍西拍，对电影益发着迷，更坚定了自己的
目标。
但为了让自己不要只侷限在一个领域，因此当得以受到父母栽培赴美读书时，苗华川不愿
选择体系较为单一的电影学院，而是申请了海纳百川的纽约大学电影系。在纽约大学，除
了专注系上的课程，他也有机会去跟不同领域的同学进行交流，也能吸收一些关于音乐或
其他艺术专业的学问。在如此开放的校风之下，产生了多位杰出的校友，包括在华人世界
与好莱坞都获得崇敬的李安导演。
成为李安学弟，校风自由但也要求自负责任
不过既然是名校，其教学风格显然也别有特色。苗华川说纽约大学的老师大概之前也都是
美国式的“文青”，虽然重视电影理论与电影欣赏，但并不会以填鸭式的方式逼迫学生吸
收，非常重视课堂上的自由度，鼓励学生用聊天的方式讨论电影。
“老师也一直讲电影这个东西不像是数学，你有一个公式就能解。你要把你自己的声音给
带出来，老师只能跟你讲很基本的，告诉你有远景、近景等等，教会你后，鼓励你用你学
到的来拍。等到你把这些标点符号你都学会了，这句子是你自己去造。”苗华川接着解释
课堂的运作方式：“所以这些老师基本上真的给我们很多空间，可能今天我把剧本带来课
堂上给大家看，整整一整个小时都是在读你的剧本。读完之后老师就会给意见，每个学生
也都要花个五分钟表达自己的意见，他鼓励大家去考虑不同的意见。”
此外，有别于台湾广电科系几乎多数学生都能以毕业制作拍摄来毕业，纽约大学却再设定
了极高的门槛。苗华川表示，有意愿拍摄毕制的学生必须通过一堂进阶课程的考验，光是
前三堂课就会淘汰掉一半的学生，故事与实际制作的可行性都会受到老师最严格的评估。
而设下门槛一方面是因为校方能够提供的拍摄经费与器材有限，但就另一方面看来，这样
的做法也如同让学生置身在真正的好莱坞片厂环境，体验到实务上的现实境遇。
“我们学校采取的拍摄方法有点像把你丢到游泳池里面，老师不会在那边慢慢教，狗爬式
、蛙式都要自己摸索。老师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拍电影，就去拍吧，学校当然有出保险，
但是这些表格怎么填写你要自己搞定，演员你要搞定，他不会告诉你说这些事情要怎么做
。失败了，你就学会了。”苗华川说道。
除了担任导演职位，苗华川也担任制片工作，并且乐在其中。如果对台、美电影文化差异
略有所知的人，便知台湾是倾向“导演制”，美国是倾向“制片制”。意即在台湾是导演
为一部电影的制作中心，美国则是以制片为大，制片人甚至有权力开除导演以控制电影的
制作方向。因此如果一个导演想要确保他的作品不会被外力介入，就势必要兼任制片职位
。
苗华川表示今年分别以《爱尔兰人》（The Irishman, 2019）和《小丑》（Joker, 2019
）提名奥斯卡的资深名导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和陶德．菲利普斯（Todd
Phillips）为例，指出两人都是导演兼任制片，而这也许不是巧合，因为他们两人都是纽
约大学出身。苗华川指出透过大学时期的训练，也许就让他们很清楚了解到掌握作品的不
二法门便是对制片工作也要有绝对的认知。为了让自己成为更全方位的电影人，苗华川也
对制片工作非常投入，近年他便以多部制片作品在国际影坛上亮相。
台美电影产业分工差异大，台湾产业发展不够成熟
苗华川强调在大学时期从事的制片工作，让他发现美国电影产业分工的精细，可以用“一
板一眼”来形容。其中一个很大的差异是“工会”。在台湾拍戏，只要你能够找到演员，
双方谈好，或者跟对方经纪公司议约之后就能开拍。但在美国拍戏，除非坚持一个演员工
会的演员都不起用，否则参与演员都必须以工会演员为主。举例来说，如果一出戏里面都
是工会演员，却出现一个非演员工会的演员同样饰演要角，那作品便无法成立，无法获得
工会授权。
工会当初会立下这些严格的规范，无非是为了保护美国演员的工作权，同时也能够在遭遇
劳资纠纷时为演员处理。但台湾没有成熟的影视工业，自然没有这样的观念。这些立意良
善的规范，对于学生制作而言就成了很大的负担，他们必须要去处理这些繁琐的细节，但
对他而言都是很重要的养分。苗华川也提到，制片一职又有细腻的分工，又有总制片、执
行制片与联合制片等等名称，虽然英文名都是“Producer”，但负责任务各有差异。
“在美国，他们是鼓励说导演就担心导演要担心的事情就好。因为到最后这个电影的好看
与不好看可能是来自导演的执行。他们希望导演就是努力的处理好导演与分镜等创作方面
的事情，然后其他的这些给制片照顾。好的制片就是让导演不用担忧。”有别于台湾导演
有时经常要经常下海筹资募款甚至连发行都要伤脑筋，苗华川道出了台、美分工根本的差
异。
苗华川也提及，由于工会的限制，电影拍摄时间一天绝不会超过12个小时，有时八、九小
时就可以搞定。因为美国人不习惯工时太长，认为工作人员良好的休息品质也能对作品有
所助益。但在台湾超过12个小时却是家常便饭。另外，他别有感触的还在于对于安全品质
的重视。
“美国不管拍什么电影，基本上都会有现场的医疗人员与安全人员。但我在台湾的一些经
历，不一定永远都是这样，有的时候预算不足就没有了。但是我遇过太多的电影都遇到意
外，有的时候是有名的演员扭到脚，有的时候是更严重的一些事情。美国在安全层面的注
重当然很麻烦，本来单单一场动作戏，能从桌子跳到另外一个椅子而已，我们可能就要弄
一堆垫子。结果一个钟头都已经过了，没时间拍任何东西了，最后只好拍两个镜头就结束
。台湾的时间多一点，但是没有安全措施就容易让人受伤。”苗华川感叹。
国片在台湾表现不佳，出走国际为何却能大获好评？
至于过去在过去创作上题材上的特色，苗华川则指出关键在于“政治性”。端看苗华川执
导的作品如谈枪枝问题的《刺猬》（Porcupine, 2017）、讲临终照护的《拔管》（2019
）以及他制片的动画片《内华达》（Nevada, 2017）则是关于一对男女因为在性爱过程中
保险套意外脱落，进而触及到堕胎的议题。而这次他参与制作的《肮脏》则是关于一个白
人男孩与黑人男孩的性爱，“跨种族之恋”与“同志之恋”便是这部作品的标签。
“很多地方接受或不接受什么样的电影，都跟那个地方的政治气候有关系，尤其美国人特
别在乎。当我指政治，不是说说共和党和民主党，是说背后可能有性别的政治、种族的政
治等等。不管日舞影展也好，或者西南偏南影展、翠贝卡影展，多多少少都跟这些有关系
，就像我的《刺猬》他是讲可不可以持有枪枝的问题，这个在美国也是他们关心的议题。
”苗华川近一步解释道：“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些当地观众会引起共鸣的一些议题，策展人
在乎的一些议题，那你进影展的机率比较高。当然，前提当然是电影好不好看。”
苗华川指出他遇过有很多台湾作品在国内遭到冷遇，但在海外却获得好评。反而在台湾获
得影展肯定的作品放在海外也许反而成为“很小”的作品。他举例说自己曾在美国影展与
许多重量级影人一同观赏描绘角头文化的台湾电影《角头2：王者再起》（2018），许多
美国人看完都赞不绝口，但这部作品在台湾却未必得到影展重视。先不论作品跃上国际是
否真的重要，当许多台湾人喊着要让电影走上国际时，一方面可能都不理解国际想要看到
的是什么。
这次是苗华川以他参与的作品首度入选日舞影展，结束这趟惊奇之旅后，他表示自己即将
回到台湾专注于新片《美国女孩》的制作计划，他将担任制片一职。被问到未来是否就会
以台湾作为创作据点，他洒脱地说：“我相信有好的故事在哪里，我就知道到哪边去拍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