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长给问吗？】系列一
台北市文化局长倪重华：台湾需要基层技术训练和完整片厂
http://www.funscreen.com.tw/feature.asp?FE_No=454
文 / 曾芷筠
在台北市文化局长遴选风波余波荡漾下，现年58岁、人称“倪桑”的倪重华当上了文化局
长。
下午两点半，文化局办公室安静却有种动感，从公务人员口中听到直呼“柯文哲”名号、
秘书们接待未曾怠慢。采访备妥就坐，这位新科局长进办公室的时候手提一盒水饺，简单
招呼后拉开橡皮筋，兀自嚼起迟来的午餐。40分钟不到的访谈，他一边吃饭一边随手捻来
侃侃而谈，但其实他说的每句话份量都很重，没有浪费一分毫时间，让我感觉这个位置虽
然才坐一个月，但他的思考已经过多年锤炼。
眼前这位白发西装，胶框厚重眼镜下是自信的笑容，主流媒体多以“资深音乐人”、“音
乐教父”称之，或以电视节目“周末派”、唱片公司“真言社”认识其过往战绩，但倪重
华起初出身中影技术人员训练班，与杜笃之、廖庆松等人是同一批助理，时任摄影助理的
倪重华细数中影制片厂经验：“我在中影做过五部片，都是投资5000万的大制作，包括《
源》、《皇天后土》、《大湖英烈》、《笕桥英烈传》等。那时中影斥资振兴国片，结果
票房全垮，垮了以后没钱，于是新电影就起来了。”
中影制片厂受技术训练
于1970年代末入行，倪重华见证了台湾电影产业曾有的规模，却也是垮台前的最后荣景。
“那时台湾电影年产100多部，有一阵子制片量是全世界第二，仅次于印度。因为整个东
南亚华语电影的蓬勃，很多武侠、三厅作品都是台湾生产的。我跟了《源》整部，陈耀祈
导演，张毅编剧，王铭灿是副导，我是摄影助理。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次拍外景，收工后走
山路，我把摄影机倒挂在肩上，场务跑来叫我：‘小倪！还要再补拍几个镜头！’我一回
头，不小心一脚踩空摔下去，片盒摔飞，底片都曝光了，脚肿得很厉害，休息了一个礼拜
。”
“那时制片厂是有部队的，摄影组有三十个人，光助理就十几个，还有灯光、制片、美术
。我记得第一天去上班，进摄影棚看到布景简直吓坏了，家具租借论天计费，碰一下不得
了。有个助理跟我说他干了十几年，我心想：哇！你做了十几年还只是个助理，我不禁想
到我的未来。”话毕他大笑。在片厂黄金时代的尾巴，摄制组为拍反共复国大戏《皇天后
土》到日本、韩国取雪景。这部片结束后，倪重华跑到日本大阪写真专门学校（现大阪视
觉艺术学院）念视觉艺术，回台后跟着王童，做《策马入林》的副导演。
倪重华笑称自己是个“机会主义者”。“那时觉得这边（指电影产业）好像不行了，就立
刻去找其他机会。”然而回看历史经验，其中似乎也有一种想像的错位：“1975年后纽约
刚开始有独立制片，像伍迪艾伦、马汀史柯西斯，所以我们那时都很向往独立制片，觉得
片厂太守旧、没有创新，加上那时电影科系是被排斥的，因为师徒制当道，电影科系毕业
的根本没什么空间。中影制片厂技术人员训练班虽然只办了四届，但培养出陈国富、李屏
宾、杜笃之这些人。”
1980年代初期出现了《光阴的故事》、《海滩的一天》，台湾新电影在限制中找到了突破
的方法，然而电影产业的走下坡已无力回天。同时，电视成为家家户户的基本配备；1982
年，行政院新闻局成立广播电视未来发展研究委员会，准备筹划公共视台，原由政府掌控
的电视台则首度开放外制。倪重华进了葛福鸿、王伟忠的小制作公司福隆，“就三、四个
人开始做电视，算是第一代的外制公司，我做过仅7集的《电视副刊》，有点像新闻杂志
，一小时节目分四个单元。后来做了《周末派》，也在公视筹备期间做了9点到9点半时段
《角色显影》，由孙越主持。那时的概念是docudrama，因为当时纪录片都是旁白配画面
，docudrama就是针对小人物，有些是真的，有些是重演。那时觉得电视的空间比电影大
，拍电影比较麻烦，成本比较高，还要服从导演，电视自己掌握机器，就可以掌握自己要
做的东西。”
随着技术汰换与艺术观念变革，倪重华先是受技术人员训练，到了日本后“先念电影，一
年后发现我的同学都去念video，在80年代初，video是很新的概念，后来我也转去念
video，学校以制作为基础，从一到十，拍摄用beta，剪接用电脑。教观念，老师会告诉
你video不是电影，如果用蒙太奇的概念是错的；它也不是电视，有自己的特质和未来性
，就像现在的小孩用手机就可以创作。”也例如，1980年代现代艺术热中探讨媒材特性，
西方video art、韩国艺术家白南准带来启蒙。听起来，制作、技术、艺术等方方面面，
在倪重华的经验里并行不悖。
从产业基层做起
因此他认为台湾电影产业现在最需要专门学校的学生，也就是技术部门。对于我提及现大
专院校影视科系相关学生毕业进入产业后的种种困惑，倪重华回应：“那是学校没教好，
搞的每个人都想当导演，弄混了。训练出来不是要当导演，而是技术人员助理。学校不会
教你产业里的工作态度，教育体系里拍过电影的老师也没几个，能教的是理论和观念，学
生跟着走的结果就是人人都想要当导演。”他说自己在大阪专门学校，每年与同学拍片，
从没想过当导演，因为他的乐趣在于技术，导演就是老大，是骂人的，对他来说距离太遥
远。就如同东京服装设计学院毕业后第一个工作是当店员，从产业的基层工作做起。
回到台北市的电影产业与文化政策，近年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持续以举办台北电影节与国际
青年导演竞赛为主要任务，电影委员会则提供团队协拍，或以城市行销为目标，以跨国合
制推动台湾在国际影展上曝光。对此，倪重华的想像首先是将台北电影节与金马影展电影
学院、大师讲堂做区隔，以技术工作坊的方式带着学员实际操作。“我认为论坛经验分享
没什么用，只是看明星、拍照，结案报告有8000人次对官方好交代；但我宁愿找20个人，
花10天，让这几个人真的学到一点功夫，能在产业里面用，第二年还可以再来。我认为现
在最缺的是摄影，因为大多摄影师养成都是来自广告、电视剧，跟电影很不同。李屏宾在
摄影方面有很多独门绝活，如果不传承，他年纪也大了，这是马上可以做的事。”
对于影委会现况，则说：“我觉得成绩也不错，能做就继续做。影委会的项目目的不同，
未必都要从市场的角度去思考，如果定位是前卫创作，那就纯创作，但得从艺术、创意的
角度评估有没有达到目的。最怕的是没有艺术、创意，更不能市场，两者之间我宁可选择
前者，因为这是政府该做的，市场比较是商业片该做的，政府不需要做商业的事，反而应
该在前卫端加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作品能有启发、做出亮点比较重要。我是video
art的底，应该把那些养分带进商业片。”
在各县市电影政策均祭出城市行销的环境下，如何与中央及其他地方政府单位分工？倪重
华认为过去作法必须重新检讨：“中央以补助为主，台北市比较以观光宣传为主，每个地
方都在做。我想这需要重新检讨，起码影展可以先从技术入手，再去检讨定位，做出区隔
。”
产业园区应引入技术教育
在这之外，荒废多时的中影制片厂，在台北市十大建设下化身为现“台北市北投影视音产
业园区BOT案”，却于去年流标。倪重华认为，这个BOT案应该重新设计，思考怎么结合教
育，要有一个摄影棚、技术部队与好的设备，透过教育工作进入产业，有这样的基地、制
度，整个产业链才会完整。对于大巨蛋与远雄集团引发的BOT争议，他回应，“现在对BOT
的看法我认为过于偏颇，BOT并不全坏，现在的状况我认为是柯文哲市长和前朝政府两种
不同价值观的斗争。选举后，明显是世代交替，因此做BOT必须要从世代交替的概念设想
。我们现在做的东西，未来是留给你们的，一定要符合下一代的需求，得把主从关系整理
清楚，从这样的角度去想。”
去年，文化部打算发放流行音乐证照，倪重华极力反对。“政府或学校都把技术人员当丙
级厨师看待，但这不是短期人才培育，技术是很难教的，例如美国的跟焦师，一跟是一辈
子的，那是个专业。”
倪重华的一席话听起来像老生常谈，然其病征检讨、病理分析、诊断下药却让我感到无比
实际，我问：“这是从外国模式来的参照，或想恢复以前的中影制片厂吗？”他笑着看我
，答得铿锵：“我做事不喜欢找国外的model，我是从台湾的现况出发，我的经验是自己
的过程、留学日本的系统，我希望把国外的model解构，再弄成适合台湾的样子。我没有
研究韩国、中国的市场和制片模式，因为国家制度不一样。我的想像也不是中影制片厂，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很多国外团队来台拍片，但台湾能提供的人才都是第三、四线
的，没有好的技术人员。如果有好的制作，加上台湾人力成本比较低，可接受的范围比较
大。也必须思考台湾制片在亚洲、大中华、乃至全世界是什么样的位置？未来，不管西方
、中国来台拍片，可以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规格？这要再整理，不需要套别人的架构。”
话毕，我有种这位官员脑袋挺清楚的感觉。下一位来访者抵达，倪重华起身迎接，匆匆对
我说：“这样内容应该够吧？”我不知道这样的报导内容够不够，至少听来没有大话或亮
丽数字，是来自扎实的经验。柯政上任月余，有赖人们观望、监督、参与。期盼影视音产
业园区理想落实，也回想起倪提及中影制片厂经验时对自己的嘲笑：“这样好像也不好，
让我现在做什么出手都很大，因为我的经验都是大制作，觉得就要这样的规格。”
北市新十大建设北投“影视音产业园区”小档案
原址：中国电影制片厂、北投营区
面积：三块基地（北投营区、北北福利站、北投营区北侧）总面积约为2.09公顷
现况：2座摄影棚及部分办公房舍
停用时间：1995年《肝胆豪情》杀青后
产权所有：国防部
建蔽率：40％
容积率：400％
（资料来源：台北市政府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