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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录] 吴叡人谈“进步本土主义”
时间: Mon Feb 23 03:22:5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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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叡人谈“进步本土主义” Posted by: oskarshen | 2008/09/25
本文是时代精神读书会，邀请吴叡人教授的访谈纪要。
时间：2008年夏。
地点：中央研究院人文馆八楼。
《关于“进步本土主义”的谈话》
一、概念的缘起背景：
“进步本土主义”是一个进步性思维的想法，当初贸然提出这个概念，现在觉得有
点后悔，因为要把这个观念讨论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这是我自己闯的祸，
因为既然我在2006年七一五行动时公开使用了这个term，就应该要负责任说明它的
意涵。其实，这种涉及“大战略”的思考不能期待个别理论家，而必须靠所有各专
业领域的学者相互分工合作，才有可能形成。现在想想，我在“七一五”时犯的两
件大错，一是提出“进步本土”，一是提出“转型正义”。前者提出之后缺乏充分
的说明，后者则不幸被政治性地挪用，以致我现在必须出面进行收尾，以向台湾社
会表示负责之意。
关于何谓“本土”的问题，我在七一五的发言中，其实主要是在当时台湾既有的公
共论述语汇的脉络之中，也就是在七○年代以来党外民主运动史上习用的“本土／
外来”这组轴线上，沿用并再创造既有的词汇。我无意涉入关于“本土”一词的语
意学上的争辩，也不特别觉得必须拘泥于“本土”这个名词。我只不过使用了民进
党最重要的政治语汇，用来和他们对话而已。另外，我当时对“进步”这个词汇，
也没有进行哲学论述上精确的界定。后来想想，确实应该要有更为清楚的界定。整
体来讲，我所谓“进步本土”所指涉的意涵，是素朴、单纯的。我的思考前提是，
台湾是一个形成中的nation-state，而我们应该让这个过程完成（也就是所谓国家
“正常化”）。在这个前提默认下，我主张选择政治光谱中比较左，或者一般被理
解为比较进步的道路，来完成这个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工程。
这是我观察研究台湾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得到的一点心得。我认为台湾民族国家的
形成，是一个持续在发生中的历史现象。基本上，它是数百年来东北亚地缘政治的
产物，台湾近代政治思想史也反映了这个地缘政治的深刻影响。基于这个台湾政治
史与思想史的认识，我认为促成台湾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工程之完成，是一个正当
、合理而且可欲的目标。在这个默认下，我试图进行一个关于“进步本土”的系统
性思考。
如果台湾要形成一个民族国家（这是指国际政治上通行的主权国家“形式”，而比
较不涉及关于台湾nation组成要素的讨论），已无可能复制十九世纪民族国家形成
那种由上而下，以国家暴力抹除差异的作法，而必须透过由下而上，以非胁迫的方
式，透过有效的治理，创造政治正当性，从而巩固共同体。换句话说，如今
nation-state building的方向必须逆转，台湾的民族或国民形成(nation-
formation)已经没有国家主义（statism）的选项。或者说，国家强制力在这个过
程中扮演的角色必须大幅降低，而“社会”取代国家成为核心。这里，所谓“政治
正当性”指的是“民主”、“进步”的一般性概念，如民主巩固与深化、自由人权
的保障、多元主义、分配正义、以及对环保、文化、教育的重视等。
2006年的时候，民进党政府对内没有建构出具有正当性的治理，对外则找不到外交
出路，因此开始偏离当年反对运动时期所拥有的那种开放、进步的精神，逐渐走向
保守与封闭。这和先前那个liberal, civic的民进党不同。当治理失败，又面临外
部危机，大家逐渐失信心的情形下，“民族”遂被置于“民主”“进步”之前，而
民族主义现象的两面性也就在这里充分展现出来。换言之，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由
进步到反动的周期正在发生。我们看到，如果缺乏“民主”的制约与转化，民族主
义发展可能走向歧路。在我成长过程中，台湾民族主义是具有民主和进步价值的正
当性的，但是后来的发展已经逐渐丧失这个正当性。
必须说明的是，我这个思考还不是体系性的。它比较像是在一个长期求学求知的过
程中，从不同知识领域的摸索中逐步汇聚，逐步形成的一种政治思考的“倾向”。
它和康德或John Rawls那种演绎式的论证推衍方式不同，也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或
者某种意识型态的先验立场的发言，而比较是经验的、归纳的。或许，我可以暂时
将我个人对“进步本土主义”的想法，称之为一种“经验的、归纳的、结构的、战
略的进步主义”。
以下我会分两部分讨论自己这种思考“倾向”形成的过程。第一部分涉及个人求知
历程，第二部分涉及对现实政治的观察。
二、个人学思历程
I. 求学时的西方知识背景：
我的所谓“进步本土”的“倾向”为何是归纳与经验的呢？我在八零年代末期进入
芝加哥大学政研所当研究生，那时刚好是所谓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大失
败的时期，可以说是西方学界马克思主义的大瓦解，全球左翼对马克思主义出现了
徬徨与迟疑的时刻。那时我跟着Jon Elster读马克思，读了好一段时间。当时，在
西方左翼学界之中有不少人在理论上与知识上谈论马克思主义时，开始有了“存其
神去其形”的想法，也就是认为：马克思问对了问题，可是给错了答案。我刚好碰
到这批人，他们被称为“分析马克思主义者”（analytical Marxists）。Jon
Elster写了一本Making sense of Marxism （这本书被Michael Buroway （结构马
克思主义者）批评为making nonsense）。Elster是一个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者，
认为社会分析必须从个别行动者出发，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并且认为必须跳脱传
统的阶级观念来谈这个问题。这个群体的成员，还有美国的John E. Roemer及Adam
Przeworski，以及英国的J.A. Cohen（他在八零年代和Elster有一场关于马克思主
义与功能论的辩论，后来化敌为友。）Roemer试图用数学来计算何谓“剥削”等概
念，而 Przeworski则用数学模型讨论阶级斗争，并且证明国家对资本的结构性依
赖关系。这个思考路数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很不同。当然，尽管我读了一些马克
思的作品，可是绝对不能说是真正的了解马克思。当时我还跟着在芝大校园附近开
“士林书店”的林孝信一起读Paul Sweezy，也和台独左翼前辈读过列宁。老林和
独左的朋友对马克思的信仰是很真实的，尽管他们政治立场不同。
最终，我同意或者接受了Elster对马克思的评价：我们必须以严谨的社会科学知识
检验马克思的主张，他的论证有些依然有效，但有些已经站不住脚；不过，他超人
的热情与关怀是非常可贵的，因此必须保留下来。这个评价，成为我对左翼思考的
基础。对于马克思以及社会主义的人道与弱势关怀，我深受所感动，对于他对资本
主义分析的若干洞见，我也很佩服，但我对于任何教条主义的宣称都非常反感，也
很厌恶大声吹嘘自己是“左派”但却没有思想内容，或者根本是“左言右行”的人
。相反的，我很重视为实践寻求坚实的经验知识基础。事实上，想要实践社会主义
，人民必须具备某些civic virtues，没有公共virtues，社会主义不容易实现。换
句话说，人性必须被加以改造。我问过老林，有些颓废主义或个人主义的文学或艺
术作品，比如波特莱尔的诗，恐怕会妨碍这些civic virtues的形成吧。他毫不犹
豫地回答说：“如果有妨碍，就应该要加以镇压。”（！）我也曾听过老林的台湾
民主支援会的理论家（熊三）提到说，他正在思考佛教对于改造人类自私性格，塑
造公民德行的可能性。我亲身接触到社会主义者在知识与实践上的徬徨，这个经验
，于我而言是一个除魅的过程，使我此后极端厌恶那种其实非常唯心的历史必然论
与教条主义的思考倾向。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我又接触到另一种思潮，就是Laclau和Mouffe等人的“
后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日后的“激进民主派”。Laclau在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一书指出，“阶级”并不具有先验的优先地位，每个时代都有
属于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这是经验问题，而且不断变动。这个思考更加深了我反
教条主义的倾向。
另外，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利刃对任何主体形成的计画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这个
思潮下，不要说民族或国家，连个别主体也被瓦解了。这个解构风潮也影响到民族
主义研究。从Gellner到Anderson以来对民族主义的解构，对于想要justify台湾主
体性的台湾人来说，在知识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台湾人
如何一方面解构压迫者强加的认同，另一方面又去justify自己的认同？如果想要
为这个两难困境寻求解决方案，就不可能接受简单的教条主义思考。借用Ernest
Mandel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我认为台湾民族主义是一个“晚期民族主义”（
late nationalism），它在1920年代全球反殖民运动浪潮中出现，但是大多数国家
到了1960年代就独立了，但是台湾一直到今天为止都没有真正解除殖民，获得独立
。Anderson讲的last wave nationalism还在延续。这种“晚期民族主义”现象的
特征之一，就是它面临一个对民族主义非常有敌意的当代知识与道德氛围，已经不
再拥有早期反殖民民族主义的那种单纯不受质疑的正当性。连带的，早期民族主义
被容许使用的政治行动选项（如透过国家力量塑造认同）也已不再被容许。在这种
不利的条件下，只会空讲“爱台湾”而不考虑当代主流的进步政治价值，如平等、
多元、差异等，是难以被接受的。不过在另一方面，如果不完成民族国家建构，或
者共同体形成，不先界定共同体的成员范围，根本无法实现分配正义。（这是英国
社会主义哲学家David Miller的看法。我很赞成。）所以，我对于一味讲“爱台湾
”者，或者只想谈“阶级”不愿意面对民族问题者，都有一点保留。
II. 对“台湾”的省思历程：
我进行台湾研究最初的动机，是出于一个古典的民族主义者的立场。我的动机是实
践的，而非纯粹知识的。我研究台湾的目的，在试图理解世界史中“台湾”的形成
，并且用知识来辩护台湾认同。借用Anderson的话说，我想“透过台湾研究，将台
湾送上世界的知识地图上”。这个具有实践意含的政治研究，是我思考上很重要的
起点。以下我分四个领域报告自己思考形成的缓慢历程：政治哲学、西洋和台湾政
治思想史、比较政治和台湾政治史、后殖民研究。
〈政治哲学〉
我比较认真思考台湾问题，最早是由政治哲学上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开始的。如
同前面所说的，我们已经不能以十九世纪民族国家形成期那种由上而下的作法，来
建立一个台湾主体了。今天我们的课题是：如何建立台湾主体，而又不在这个过程
中压迫他人。这也就是卢梭在《民约论》开宗明义所说：寻找一个政治体制，在其
中我们既团结在一起，而又不会丧失个人自由。换句话说，这就是“自由与共同体
”的问题。九零年代初期我跟着法国籍的Bernard Manin研究卢梭，并且针对这个
问题写了一篇论文。后来短暂回到台湾，我又借用汉娜‧鄂兰与托克维尔（“美国
的民主”）的说法，写了一篇论文，重构台湾民族主义的哲学基础，几乎把所谓“
台湾人”的本质性给抽光。换句话说，我在摸索一种非本质主义的，开放的主体建
构的理论可能。这个想法的源头是卢梭的共和主义，然后再沿着托克维尔、鄂兰的
线，还有Carole Pateman的参与民主理论，发展成某种civic nationalism的主体
建构路线。再说一次，台湾无法效法德国、日本，甚至中国民族主义那样走向文化
、血统论述的路子。
〈西洋／（日本）／台湾政治思想史〉
除了政治哲学，另一个促使我思考台湾的契机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台湾的四百年政
治史到底具有什么“文明史”的意义或教训呢？这是芝加哥大学所谓Leo Strauss
学派政治思想史给我的启示，因为Leo Srauss的整个政治思想史计画，就是一个藉
由二十世纪犹太人遭遇来重新检视西方文明的计画。长期受Strauss学派师长的薰
陶，我开始思考：那么台湾四百年政治史，台湾的历史经验，又具有什么可能的文
明史意义呢？这是一种高层次的主体建构计画的想法。我认为台湾的知识人应该要
有这样的格局。
西洋政治思想史的训练同时也刺激了我对台湾思想史的思考。如果Leo Strauss指
引了我一条探讨文明史的思想史作法，那么剑桥学派的Quentin Skinner的英国思
想史计画，则鼓舞了我进行经由历史诠释建构台湾政治思想史的努力。文明史和民
族史，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台湾思想史作法，我希望将他们合而为一，从思想上建
构台湾主体，让这个主体不只是台湾的，同时也是世界的。
（必须补充的是，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也给我很大的启示，这个启示主
要在他如何透过文本重新诠释建构日本本土的现代性传统，或者凸显本土的进步传
统这个思想计画之上。不过，关于日本思想史的部分就等将来有机会再说吧。）
当然，我的哲学立场选择，已经决定了我在思想史的诠释策略，也就是说，我试图
进行一种非本质主义式的台湾政治思想史建构。例如，独派喜欢说“台湾人四百年
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本质主义宣称，和“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之类的说法是一
样的。问题是四百年前“台湾人”尚未出现啊。从思想史角度对台独历史论述进行
非本质主义的重构，我最早写的是关于彭明敏的“台湾自救宣言”的分析（后来才
知道那是谢聪敏写的，所以我的文章似乎要重写了）。在这篇文章中，我给自救宣
言一个非常进步的诠释，刻意凸显本外省人可以一起合作建国这点，并将这篇宣言
定位为台湾公民民族主义之滥觞。刚好彭明敏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时也爱读
Ernest Renan的作品(特别是Qu’est-ce qu’une nation?)，因此诠释起来很顺。
后来一篇作品是写战后台独思想之父廖文奎（廖文毅的哥哥，第一个台湾人的芝加
哥大学哲学博士，实用主义大将 George Herbert Mead的学生）。在这篇文章中，
我分析了一个前“祖国派”在对祖国幻灭后如何情境性的，工具性的使用“祖国”
的思想来反抗祖国。由这个角度来看，战后独派的立场从一开始就不是很本质主义
的，而是有历史性的。
要补充一点的是，后来回台任职后，我也开始注意到台湾民族主义似乎有逐渐保守
反动的倾向。我长期受到Frantz Fanon等人的影响，一直在追求超越后殖民民族主
义困境的途径。也就是说，只有民族独立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解放，否则只有独
立形式，反而可能出现和新殖民者合作的新买办阶级。当陈水扁旁边出现了吴礼涪
（美国）和辜宽敏（日本）时，我心中忍不住会担心，如果没有进步社会力量的出
现，台湾可能出现一个跨国资本主宰的新殖民体制。从这个思考出发，我也在台湾
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计画中，加入了“台湾左翼传统”的研究，希望从台湾本土的左
翼实践经验中，寻找到有用的教训，作为当代进步本土论述的养分。这个思考，同
时也是对当代后殖民批评的一个回应。
至于台湾的左翼人士，虽然很有正义感，但他们的论述中似乎总是缺少台湾本土的
脉络，也忽略了人的情感，忽略了人的认同需求，结果在实践上就缺乏力量。结果
，台湾知识界出现了奇特的结盟，独派在知识上让出左翼，放左翼给统派或“不统
不独”派。我进行“台湾左翼传统”的研究的一个政治的理由，也是想要打破当代
统派对“左”的垄断。在我看来，他们中国民族主义的成分高过“左”。
〈比较政治／台湾政治史〉
关于台湾政治史的研究，我在三个阶段的摸索当中，逐渐累积出一些对台湾政治史
的思考。必须说明的是，我称这些研究为“台湾政治史”的目的，在试图建构台湾
人的政治史意识，事实上这些研究从学科观点而言可以说都是比较政治或历史社会
学的劳作。我借用自己的三篇论文说明这些思考的发展。
1. The Formosan Ideology （2003）
这篇博士论文的purpose是多重的，前半部是比较殖民主义、比较国家形成，以及
比较民族主义的研究，后半部则是对台湾政治史上出现过的二三零年代的台湾民族
主义进行意识形态分析。今天我们不谈前半部，只谈台湾政治史。在这里，我提出
一个观念：Geopolitically，台湾处在一种“双重边陲”的位置—日本明治之后试
图“脱亚入欧”被西方拒绝，只好“脱欧返亚”，因此在地缘政治结构上一直处于
西方的边陲，而台湾则一直在日本的边陲。我称呼这是一种“双重边缘性”(
double marginality)的状态：日本被西方压抑，台湾则被日本压抑，所以台湾民
族主义在抵抗策略上选择支持西方价值，也就是“远交近攻”，选择敌人的敌人。
这是一个现代性的论述结盟。换言之，我的看法是地缘政治的位置会shape某种意
识形态的倾向。台湾政治运动中这种“作为解放的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倾向，一直
到今日还是很强，因为台湾处在双重边缘这个地缘政治结构到今天还没有改变。战
后国民党六零年代推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和战前日本天皇制意识型态一样，
都是某种折衷主义的，半学习西方半反对西方的新传统主义意识型态，因此台湾的
独派一直可以利用强烈现代性倾向，来批判统治者的封建和不完整的现代性。另外
，当代中国崛起后，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结构几乎与战前一模一样：中国位于西方边
陲，台湾被压挤在中国边陲，所以当代中国知识份子都对西方有复杂的
resentment，既模仿西方，又反西方，既反霸又想自己称霸，而台湾民族主义则没
有这种complex，明快地选择“脱亚入欧”，与西方现代接橥的启蒙普世价值连结
。
因此，对我来说，所谓“进步本土”路线，不来自新马，也不来自任何教条，而是
从台湾政治史上的这个结构性条件历史脉络之中产生的。这是一种结合了政治史、
思想史与比较政治的，具有脉络的思考方式。
2. Fragment Of/f Empires (2004)
在The Formosan Ideology的基础上，我写了一篇台湾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社会学
分析：Fragment of/f Emipires (2004)。这是我之前在日本发表的文章，希望有
一天可以发展成一本书。在文章中，我提出一个观念：台湾民族国家的雏形是在复
数个帝国压挤的地缘政治结构下产生的，但同样也受限于这个结构而无法完成民族
国家形成。
3. Discontinuous and cumulative nation-state formation (2007)
去年八月，我借用Charles Tilly的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社会学理论，也就是民主
，民族，国家三位一体形成的架构，来分析台湾这块土地上所出现的state如何在
台湾进行互相矛盾的国家建构与认同塑造，以及这些不连续的，乃至相互矛盾的统
治作为所产生的制度性后果，如何以一种累积的方式慢慢型塑了一个以“台湾”为
边界的民族国家。这其实是前一篇论文Fragment Of/f Empires的续篇，从另一个
侧面（国家）探讨“台湾”的形成。如果借用卢梭的说法，这些不同的国家统治在
制度上的效应，是一种“from man to citizen”的过程。用Tilly的架构分析，台
湾的政治史虽然是断裂的，但制度累积面来看，却毫无疑问是一个民族国家形成的
过程。事实上，台湾的民主化也必须presume共同体的出现。因此，我不会像一些
台派的朋友那样的紧张，要是马做了太冒进的动作，社会一定会有反弹。因为，“
台湾国”或者“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形成，是长期历史积累的结果，不是任何一个
单一政治人物可以简单invent或undo。如果马英九认为他可以个人政治操作解消“
台湾”，那他必然要付出惨痛的政治代价。
〈后殖民研究〉
虽然我很关心后殖民批判的问题，我始终没有很刻意进行后殖民研究，因为我想从
经验面把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现象先弄清楚再说。毕竟“后殖民”是一种政治
态度，而想在政治上表态，最好在知识上先厘清一些基本事实。我用两篇相关的文
章说明自己关于这个主题的想法。
1. 〈台湾后殖民论纲〉（2006）
在台湾或日本的后殖民研究，大多是文学，修辞学之类的研究，但是我认为必须先
对于何谓“殖民”，有清楚的经验性认识，才能进行关于“后殖民”的理论或概念
建构。后殖民研究从头到尾都是政治性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关于“殖民”“殖
民主义”的经验性、历史性研究，很有可能变成个人政治立场的表明而没有任何知
识内容。2005年时刚好台湾历史学会主办一个“终战六十周年”研究会，讨论战后
各国独立经验，主办单位找我写一篇讨论台独与后殖民主义关系的论文，所以那时
我把这篇论文当一个mental exercise来写，想要把后殖民逻辑放在台湾的情境中
推演一次。基本上，我从台湾是“多重殖民”和“连续殖民”这个历史前提出发，
探讨如何建立一个开放的台湾主体的策略。我从汉族裔台湾人为主体的反殖民运动
历史经验中抽绎出两个有用的教训。第一个是台湾民众党所提出的“台湾人全体”
概念，这是在 1927年台湾民族运动左右派交锋论争当中产生出来的一个开放性的
“台湾人”概念。我认为这是台湾左翼传统留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legacy，因为当
时左派提醒右派“台湾人”只包括仕绅和地主，却排除了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
结果连右翼的陈逢源、蔡培火也被迫同意扩大“台湾人”概念。换句话说，台湾左
翼的批判纠正了右倾台湾民族主义的保守倾向。第二个教训是前面所说的“双重边
陲性”状况中孕生的台湾人抵抗策略：远交近攻，与“作为解放的现代性”结盟。
在现实中这意味着与西方，以及“日本内部的西方”结盟，而这意味着“殖民者”
“西方”乃至“日本”“中国”同样没有一成不变的本质，同样可以裂解成“殖民
”和“反殖民”的阵营，同样可以依循某种共享的进步价值结盟。这也是历史的教
训。
这两个教训，都是我多年研究台湾政治史的心得，不是个人感想或者空谈。我在写
这篇文章时，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后殖民”如何是“反殖民”的延长，是有
具体历史内容的，也第一次体会到一种扎扎实实的“有根据的理论化”工作给人的
愉快感觉。
2. 〈贱民宣言〉(200 8)
〈贱民宣言〉是去年九月应韩国延世大学历史学者白永瑞之邀而写的。当时他们那
批韩国学者选择台湾、冲绳、越南三地，和在地的学者坐下来谈一整天关于“如何
在帝国交错的地带逃离帝国”这个主题。对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后来判断我们没
有任何机会逃离帝国，最好也只能像许世楷他们的主张一样，找一个亲近的强国如
美国或日本来取得支持。写作时，我想到“被迫向善”恐怕是处在帝国夹缝中的台
湾人唯一的选择，否则只能当附庸。当然，经济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当我六月底
在西雅图与Pheang Cheah（谢平）这个后殖民研究专家对话时，提到台湾的矛盾处
境：经济上具有殖民邻近贫穷国家的实力，政治上却是强权的殖民地。这种同时殖
民与被殖民的矛盾处境使台湾人处在一种双重“非人”的情境：一方面工具化邻国
的劳动者，一方面被国际强权当成棋子（工具化）。要怎么解决这个困境？我当时
的说法是，台湾人在地缘政治与国际政治上，除了持续维持某种对友善强权的现实
主义依赖关系之外，恐怕只剩下与global civil society接轨的选择。和全球公民
社会的普世人权价值接轨，使我们可以一面抗拒强权现实主义政治对我们的工具化
，一方面可以抗拒自己内在渴望将邻国劳动者工具化的倾向。在这里我借用了一个
尼采道德系谱学的观念，也就是如何将被压迫者的resentment转为道德的可能性。
不过，这个思考方向是纯政治的，缺少了经济的面向，但是在思考台湾人如何逃离
帝国夹缝时，我们不能忽略搜寻经济上的出路。无论是大航海时代的trade，还是
后来的帝国主义，主导台湾历史发展的两个力量，始终是state与economy。所以，
如何能够在经济上考量现实提出一个和前面所说的“进步本土”的思考相容的
model，这要大家来思考。翻成社会科学语言来说，台湾有没有一条“进步的经济
民族主义”的路线之可能？这个问题超出了我个人专业的能力，需要就教于真正的
高手。事实上，我自己对于做所谓“大理论”有非常大的怀疑。我认为建构国家愿
景，是一个需要投入一两个世代知识份子努力的工程，得大家一起来打拼。
三、对台湾政治现实的观察（本段省略）
民主化与台湾民族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民主化→台湾民族主义的主流化、（工具
）理性化与激进化→堕落或反动化？
四、结论：
最后，让我们模仿列宁说：What is to be done? 简单说，我们必须有一个进步的
经济战略，能够与进步的政治战略相容并且发挥相乘效果。最重要的，我们需要一
个思想运动，结合好几个世代的努力，共同思考台湾的出路。我用这句Hanna
Arendt 很喜欢的格言送给各位，并与大家相互勉励：
“Amor Fati, Amor Mundi” (热爱命运，热爱世界)
如果困境是台湾人的共同命运，那么让我们热爱这个命运，并且更坚定的面对这个
世界，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世界，不管它对我们多么不公平。
（2008/10/22修订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