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校园监控】台大1970s：言论审查中的开明专制，教官成救命恩人－陈玲玉专
访
胡醴云 张方慈 / 台北报导
陈玲玉，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她的客户遍及政商，同时为国泰等金控公司法律
顾问，更曾接手著名的台积电梁孟松泄密三星案，及高铁、机场捷运等重大BOT案件。
律师生涯事业有成的陈玲玉，在大学时期是敢言、敢冲的积极运动份子，与丈夫、国票证
券董事长洪三雄，堪称70年代台大学运先锋。回首学运，最令他们夫妻俩感叹的事，则是
与当时总教官张德溥峰回路转的师生情缘。
1970年代：连歌词都会查禁的思想审查时代
“那时候欧阳菲菲有一首歌叫‘热情的沙漠’，不是有唱一个‘啊！’？？那首歌在
当时也是不能唱的，因为那个‘啊’是不行的，大概太sexy吧？”
陈玲玉回忆就读台大法律系的时光，直言那是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凌驾宪法、无思想及
言论自由的时代。举凡刊物、文章都会经过政府审查，若内容涉及批判政府，警备总部就
会将刊物中的相关内容挖掉，“真的每一本都会挖！那就是我们那时候讲的‘洞洞书’”
，陈玲玉更举欧阳菲菲的例子笑说，审查的范畴并不止于政治言论，就连歌词中透露委靡
之意，也会被查禁。
在台大校园中，言论的管制则是交由学务处刊物审查小组及教官双管齐下，所有刊物都需
审查小组审核通过才能发行，所有的座谈会、辩论会等公开活动，则需由总教官兼任的训
导长核准。台大法律系当时发行刊物《台大法言》，就是常与审查小组交手的组织之一，
时任社长洪三雄与总编辑就曾合著文章〈台湾的命运〉，却被迫要将名称改为〈我们的命
运〉才准刊登。
戒严时期的自保之道
我座谈会的开场这样说：“今天台大的言论，不是没有自由，否则的话，今天的座谈
会就开不了了，但是台大的言论自由一定是不完善的，否则今天的座谈会就没有召开的必
要。”
不甘言论自由备受箝制，在与洪三雄共同策划下，陈玲玉于1971年竞选成为法学院学生代
表会主席，并于10月15日、11月25日、12月27日依次举办了“言论自由在台大”、“民主
生活在台大”、“中央民意代表是否应全面改选辩论会”，乍看之下，这些议题都是冲撞
政府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因此不论是座谈会名称与开场，都充满陈玲玉与校方管制策略性
折冲的痕迹。
“‘在台大’三个字，就是戒严时期我给自己的护身符。”陈玲玉说，起初她设定的座谈
会名称为“言论自由”，强调人生而自由平等，但因为议题太过强烈，来来回回共跑了十
多趟，总教官兼训导长张德溥说什么都不同意，直说“言论自由不是你们学生要谈的、你
们这是很老套的事情！”
直到陈玲玉想出要在名称中加上“在台大”三个字，“这样我就比较像是针对在台大里面
，不是要批评政府”，张德溥才同意举办。但官拜少将的张德溥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加码
提出座谈会需增加两个与谈人：一是自己，并且要是整个座谈会的压轴；二是当时立场相
对保守的工学院院长金祖年。陈玲玉一口答应，“我当然是先求有再求好啊！”
钻审查漏洞 发快报突袭校园
好不容易能举办，陈玲玉一鼓作气，干脆要求举办在法学院图书馆，共可容纳400多人，
“但我拿到的时候我又开始担心，万一没有人来不是很糗吗？”因此在演讲前的周末，她
与洪三雄等四人就窝在陈玲玉的厨房餐桌振笔疾书，因当时“新闻”可以不经审查，因此
他们决定“钻漏洞”、发快报，快报的第一面就印上了大大的标题──“我们要说话的权
利”。
10月15日是星期三，星期一一早，十点钟的下课钟一敲响，十几个男生自法代会主席办公
室一哄而散，在十分钟内，一万多份的快报、六个学院、教授办公室，每个位子通通摆满
，当张德溥本人拿到快报时，也只能气得干瞪眼，事后不但向陈玲玉家长告状，更对着陈
玲玉等人大骂，直呼“随时可以把你们抓起来！”
此事件让洪三雄与陈玲玉各吞了两申诫、一申诫，台大法言也因此停刊，但惩处并未让他
们退缩，仍旧陆续举办其他活动，其中“中央民意代表应否全面改选辩论会”更是在校总
区举办，可容纳两三千人的场地被挤得水泄不通。
又敬又恨的教官 原来是救命恩人？
除了校内运动，在求学期间他们也积极参与保钓等党外运动，以及党外杂志编纂，在毕业
时又再补记洪三雄一大过、陈玲玉一小过。
记过的纪录让洪三雄在军中丧失担任军训教官的可能，也让他在后续求职遭遇困难，但对
陈玲玉夫妻俩影响甚钜还有“限制出境”。陈玲玉感叹，当时要竞选立法委员的党外人士
郭雨新，因知道洪三雄家境清寒，曾对洪三雄说“你好好念书，以后你如果要出国念书，
我会资助你。”不料他们免去了经济之忧，反被政府限制出境。
“其实对他（张德溥）的感觉就是又敬又爱又恨。”陈玲玉表示，他们一方面敬爱张德溥
的开明，同意让他们举办座谈会，但也很恨他让她们人生发展受到限制。直到1989年，陈
玲玉举家至旧金山湾区，从侨界中听到张德溥所言：“我在台大最喜欢两个学生，一个叫
洪三雄，一个叫陈玲玉。”才辗转发现张德溥其实是洪三雄的“救命恩人”。
原来1971年10月13日发行快报时，刚好有海外华侨因国庆回国，并来参观台大校园，五六
台游览车就停在椰林大道，洪三雄突发奇想，将快报扔进游览车。当晚，侨委会在侨光堂
宴请侨胞时，就有侨胞拿着台大法言的快报问：“为什么台大学生没有言论自由？”
“台大学生没有言论自由”可能经由侨胞传至国际，让政府大为跳脚，警备总部在隔日就
拿着拘票，以“匪谍嫌疑”要台大交出洪三雄，张德溥也不怕被栽上“包庇匪谍”的罪名
，以一句“台大学生归我管”让警备总部空手而回。
张德溥事后对陈玲玉说：“我知道那时候把洪三雄交出去他一定就回不来了。”而为了对
外界有所交代，仍旧将洪三雄、陈玲玉记过处分。
张德溥在他的自传中写道，蒋经国曾言：“我各个大学其实都可以控制、就是台大思想太
自由了。”因此找来相对自由派的张德溥来担任总教官，并承诺等张德溥回到军队时能升
为中将，而张德溥答应蒋经国的先决条件，就是“台大学生要归他管”。
然而在洪三雄毕业不久，张德溥也跟着下台。当时外界批评张德溥为“自由派的温床”、
“提着汽油桶来救火”，张德溥也因保护学生的作为，断送升官的前程。
此后陈玲玉夫妻与张德溥一直保持联系，张德溥过世前甚至指定洪三雄为他写“500字”
的墓志铭，“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做什么都干净俐落。”
让更适任的人取代教官
夫妻俩走过与教官峰回路转的师生情缘，陈玲玉看待教官退出校园议题，直言“像我们这
样的例子毕竟还是很特殊。”她认为，教官过去扮演的军训教育、生活管理、活动管理等
功能，一则是学校不一定需要，二则是应该可以由更适合的人来担任，因此主张教官应退
出校园。
但她也补充，教官制度的存在是过去政治人物的决策，“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受害者”，
因此在让教官渐渐退出校园的过渡时期，也应审慎考虑现职教官的出路跟相关配套，更呼
吁政府如果有要让教官退出的政策，就应该清楚阐述愿景，并且不要再继续培育教官，“
政府本来就要引导老百姓未来的方向，政府要有愿景，老百姓就不会走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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