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素书楼门墙之外
◎杜正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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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钱先生一样，教过小学。民国五十二年台南师范普师科(等于高中)毕业后，
任教小学三年，这期间我一面准备大学联考。我考乙组(文科)，兴趣在历史，中
国史方面主要读《国史大纲》。虽然1960、1970年代钱先生在台湾学术界的评价
没有1980、1990年代那么高，甚至还有人把他比做埋首于沙堆的驼鸟，批评他不
知时代和世局的变化。不过在南台湾的一个高中毕业生，读他的书考大学，应该
是敬重他、喜欢他或佩服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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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考上研究所，服役一年后再入学。记得那是民国六十年一个炎夏的夜晚，我
刚退役返校，介乎师友之间的逯耀东学长抓着一瓶啤酒，与我蹲在椰林大道上谈
天，提示我有三个人必须去跟他们学习。这三位，一是沈刚伯先生，一是陶希圣
先生，一是钱穆先生。逯学长是有识见的人，这三位前辈的确是当时，恐怕也是
数十年来，在台湾最重要、最有启发性的历史学家，后来我与他们也都建立或深
或浅的关系，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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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当时才刚刚出版的一篇报告〈墨子兼爱非无父辨〉当作见面礼呈给
钱先生。钱先生瞄一下封面目录，连翻都没有翻，就开始批评我的论文，讲了一
个多小时，我连一句话也插不上，最后唯唯告退。
钱先生说，这种与孟子抬杠的翻案文章是受疑古派的影响，学问的路子错了。“
你要为墨子讲话，大可伸张墨义，不必批孟扬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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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内心有点不平，我还是接纳钱先生的指教。别人的见解我们不能不知道，但不
要从批评别人起家，要正面建立自己的看法。这样的治学态度成为我一贯的风格，
这是我永远要感谢钱先生的地方。他后来告诉我的朋友，也是与他有通家之好的学
生说：“杜君第一次被我批评，我以为他不再来了，但他并不生气，后来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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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文学院有些研究所的指导教授往往会给研究生出题目，这风气在自然
科学与生命科学直到今日还是天经地义的。我不能免俗，也请钱先生给我一个题目
，但他劈头一句话就说：“题目要自己找，我给你题目，你就被我限制住了。”于
是他发挥一番，这令我对他增加一层认识。一般总把“钱穆”和“保守”画上等号
，保守于是落伍，甚至反动，但他这样教育态度和方法，要学生寻找自我，无疑是
最先进的。......。
钱先生一生关切的是东西文化优劣的问题，排除西化的时潮，反求古籍，以发扬中国
文化的精义为职志。可惜他受到成长环境的限制，成名以前没有到过西方，不曾亲切
体察西方的文明，故不容易真切地了解西方文化。据说他的一位门生曾有比较客观的
论述，论旨是要年轻人注意，钱先生的学问，其论中国处即使有错，也有错的道理；
其论西方处即使是对，也不一定有道理。这是值得许多人思考的警语。不过当时我说
钱先生的学术离不开时代与社会，却非潮流中人，而且一生旁观潮流，批判潮流，直
到今天我仍然不会改变这个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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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到对待历史所持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并不一定那么绝对，从钱先生治学
入门与不入门的两难，亦各有理据；也提到他晚年的议论是信者自信，疑者自疑。我
一直是在素书楼门墙之外徘徊的人，其实从钱先生那所得到的是先寻回自己，我也不
清楚这算不算得了钱先生的“真传”？由于十年来时空环境的变化与激荡，加上自己
思索与反省，我的历史观和文化态度，遂与他的关怀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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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对我的启发主要在两方面，即寻求自己的治学方法及高瞻远瞩学术层次的态度
，让我一生受用不尽。但钱先生对中国文化百般回护，虽然看见了专制独裁的政体和
蔑视人权的制度及风习，他还是吝于批判，这点使我无法信从。他太爱中国文化了，
建造了民族史学的堡垒，呼应了从1850至1950年的时代处境，但他根植于那个时代的
史观能否变成一盏明灯，引领中国文化成为世界上负责任的一员？犹有待慎思与观察
。今日，一个自称热爱中国的史学家，是要强调建构民族史观，以激励民族精神呢？
还是选择努力超越国族史的界限，更理性地观察了解自己的文化？怎样才能到世界太
平之大道，恐怕值得吾人深思。
1990年代以后，经过实际地考察体会，许多经验使我对中国历史与文化另有一番看法
，与钱先生的距离也就慢慢拉开。我没有做钱先生的学生，所以不愁“小子鸣鼓而攻
之”的遭遇。现在既然应邀撰文，乃忠实纪录下这段缘分。回忆起过去受教于钱先生
的时光，不由得无限感念。
收录于《新史学之路》，杜正胜著，三民书局出版，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