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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015-taiwan-InstantNews01/
端传媒记者 吕苡榕 发自台北
编按：互联网是现今媒体最重要的战场。在点阅挂帅、速度为王的时代，新闻界行之有
年的产制流程已经完全改写。其中影响最大的、性质最坏的莫过于为了冲高网站点击数，
主要媒体一味只追求速度，竞相量产不重查证，毫无品质的“即时新闻”。
端传媒推出一系列共3篇专题报导，探讨“即时新闻”成瘾的台湾新闻界，如何
一步步断送自己的公信力，甚而演变为台湾民主体制及公民社会的重大危机。
（为了保护消息提供者，本文多数受访者采用化名，特此向读者说明。）
那一天在现场，每个记者都听见了某同业手中的电话传来的怒吼。原本预定要下楼接受电
视台联访的受访者，咆哮着非要某台记者离开不可，否则他绝不下楼。
“事后听说，原来是那一台的新闻跑马灯已经出了一则快讯，内容是：‘某某某道歉’，
但当事人根本什么话都还没说。”同为电视台记者的秋芬（化名）说，那天记者打回电视
台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内部的编辑自作主张的出了这样一则快讯，结果害惨了现场记者。
一阵鞠躬赔礼后，才终于把受访者劝下楼。
抢快＝点阅／收视率？
“宁杀错、不放过”的抢快逻辑，已是台湾媒体圈的潜规则。支持这样的乱象不断繁衍、
“生生不息”背后的产制逻辑就在于：越快，越有点阅／收视率。这样的思维，或许古已
有之，但进入互联网传播时代，现况愈加惨烈。
今年4月，美国皮尤（Pew）研究中心公布了媒体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从2013至14年，透
过手机与网站阅览的数位化新闻资讯，总收入高达500亿美元。但这块广告大饼并未流向
媒体，而是进了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雅虎（Yahoo
）与美国线上（AOL）几家托拉斯的口袋里。其中脸书更是独占鳌头，囊括媒体数位讯息
广告量的24％。
聚焦回华文世界，在台湾，2014年网络的广告量成长11％，此前两年也同样以二位数成长
，尽管大半广告收益一样被上述几家托拉斯垄断，但为了因应网络世代阅读资讯与传播讯
息的模式，各家媒体仍旧不遗余力抢攻网络市场。
财务情况相对公开的《苹果日报》集团对这股媒体变革大潮，钩勒出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根据2015年3月壹传媒集团发布的财务报告，集团总营收降到25.26亿港元，年度减幅9.5%
；但数位事业却在2014年首度转亏为盈后持续上升，营收6.47亿港元，增幅达到77%，获
利年成长率高达311%。
在纸媒部分，台港两地的《苹果日报》和《壹周刊》，营收年减率从17.9%到24.6%之间。
在数位平台收入快速攀升，纸媒下挫的趋势下，媒体报导，香港与台湾的《苹果日报》，
分别在2013年第1季和2015年第2季出现交叉，也就是数位平台收入超过纸媒。
“网络市场与流量有关，只要你一直推陈出新，流量就会越来越高。”政治大学新闻学系
教授刘昌德接受端传媒访问时分析，为了喂养流量，新闻的速度与数量跟着增加，同时也
改变了新闻产制的流程和新闻内容。
以前记者的工作像是“猫抓老鼠”，等待半天捕获一只大猎物；但现在却像“打地鼠
”，哪边有动静就要赶快反应，大海捞针般地捞着网友会喜爱的资讯，“但多数时间捞到
的只是垃圾。”
《自由时报》工会理事郑鸿达
内部编辑为了抢快，自己从网络、电视上抓别家媒体的讯息改写刊出，已经成了常态，却
经常让外勤记者不知如何是好。
“这问题已经层出不穷了啦！像每次台风天，电视台地方记者还在等各县市宣布隔天是否
停班停课，内部编辑自己就先出快讯。”一样在电视台工作的小顾（化名）说，最近一次
台风天，某台新闻跑马灯抢先出了停班停课的消息，被同业截图丢上群组，该台记者大吃
一惊。确认状况后发现，又是一次内部编辑把错误讯息当独家快讯的乌龙。“结果明明不
关记者的事，但他还得在群组里为造成大家困扰，而跟别的同业道歉。”
电子媒体原本就强调时效，然而，原本在媒体的分工里，更多担负“严谨”和“深度”面
向的平面媒体，亦在数位平台上被拖进这场“即时风暴”里。
“有时候电视台出了一个即时快讯，明明是错的消息，或根本不重要，但主管还会要我们
处理！”一位平面媒体记者感慨，曾经有电视台出了一则“外国人发现台湾路牌英文拼错
”的即时消息，报社主管立刻打给他要他关注一下，“晚上10点他叫我注意一下（这消息
）！”说到这里，记者忍不住大翻一个白眼，气到接不出下一句。
《自由时报》工会理事郑鸿达感慨道，以前记者的工作像是“猫抓老鼠”，等待半天捕获
一只大猎物；但现在却像“打地鼠”，哪边有动静就要赶快反应，大海捞针般地捞着网友
会喜爱的资讯，“但多数时间捞到的只是垃圾。”
以《自由时报》为例，过去处理即时新闻的，只是十几个人的小单位，隶属在电子中心底
下。2014年318反服贸学运占领立法院后，报社实验性的做了即时转播，现场记者一天要
发7、8条现场的稿子。那个时期，高层开始尝到点阅率飙涨的甜头，和即时新闻对点阅率
的帮助……。”在《自由时报》担任记者的王禹（化名）说，占领立法院事件结束后，报
社的即时新闻中心逐步扩充，现在已膨胀成副总编直接指挥的独立单位，每天早上6点到
凌晨1点、共分3班轮值更新网站内容，“高峰时期，即时新闻中心一天发500条新闻。”
台上讲话，台下发稿
另一边，将即时新闻发展的淋漓尽致的《苹果日报》，早已独立设置即时新闻中心，处理
网络讯息、改写其他媒体的内容。驻守现场的外勤记者则是“台上还在讲话，台下已经一
边在发稿了。”任职于《苹果日报》的阿中（化名）感慨，前面的人还在讲，他就得赶紧
打开电脑，同时打开通讯软件，“稿子一打完就用通讯软件回传。内勤负责收即时的人会
协助上稿。有时正逢发稿尖峰，就会听见内勤即时的工作人员，讯息声响个不停，压力超
大。”
媒体间的即时战争，让抢发即时的状况更加恶劣，新闻产制流程遭到严重压缩，记者
没有时间消化新闻内容、进一步追问细节，“现在我们根本只是打字机、发稿机，有闻必
录而已。”
一位《自由时报》记者
即时新闻成了媒体间的恶性竞争，现在连国家通讯社“中央社”也规定，重要新闻先发即
时短信。“只要中央社一发，但《苹果》还没发，那条线的《苹果》记者就会接到主管电
话，问他怎么还没出。”王禹说，媒体间的即时战争，让抢发即时的状况更加恶劣，新闻
产制流程遭到严重压缩，记者没有时间消化新闻内容、进一步追问细节，“现在我们根本
只是打字机、发稿机，有闻必录而已。”
各家媒体抢发即时，也让应该是反映真实、记录现场的媒体，成了胡诌瞎掰的源头。例如
：有一次某家媒体拿到某政治人物的讲稿后，立即先发一条即时新闻，但到了活动开始后
，那名政治人物却少讲了讲稿中的一段，结果出现“新闻内容与现场不符”的窘境。更惨
的是，一家写、百家抄，错误资讯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下去。
另一方面，不择手段的抢快，都是为了冲高点阅／收视率。但是当点阅／收视率成了主导
新闻内容取向的唯一判准后，回过头也严重影响了媒体筛选议题的格局。曾在《自由时报
》即时新闻中心任职的阿德（化名）说，自己每天工作就是搜寻PTT（电子布告栏）、名
人脸书，或是爆料公社这类粉丝页，寻找能有高点阅率的讯息。“像是‘违法行为’、‘
偏差行为’和‘有争议’的东西，特别能刺激点阅率。有时这类讯息下面的网友回应很有
趣，还可以再做成一条新闻。”
只是这类讯息来源往往真假难辨，有时甚至是两年前已在网络上流传过的资讯。阿德有些
无奈的说，至少在有限的时间内，他会尽量查证。但在即时压力下，他也无法保证能守住
“资讯正确”这道底线。
“例如之前舒淇参加坎城（康城）影展，《联合报》出了一篇舒淇国籍遭主办单位印错的
新闻，我们看了就照抄，还自己诠释舒淇在红毯上高喊自己是‘台湾人’。这就是因为没
在现场，光抄新闻又过度诠释，加上没有查证，才搞出这种事。”
政策新闻闪边，八卦才是王道
表面上许多即时新闻都被冠上“独家”做为宣传，其实只是比同业早几分钟抢发。媒体主
管则对可能造成高点阅率的新闻，心急如焚的逼着手下记者处理，但真正严肃的新闻内容
，反而不受主管青睐。“因为严肃议题的点阅率相对不好，久了之后，政治人物的新闻，
我们找的都是有趣、有争议的梗来写，至于什么政策，哼，那个不用啦！”王禹直言，光
看《苹果日报》网站每日热门排行榜，前几名几乎都是娱乐、八卦等讯息，时间一长，媒
体高层在筛选议题上，也就越往那个口味去了。
追求即时新闻的热潮打击了记者对这个职业的信心，媒体主管宁信各种真真假假的网
路讯息，却对自家记者的新闻判断缺乏信任。
今年刚成立工会的《自由时报》，理事长郭安家对于媒体抢即时的乱象早已满腔愤怒，他
批评在点阅率挂帅、即时为王的时代，新闻走势已经完全受到干扰，遭到虚幻的网友绑架
，为了点阅率追求一些微不足道的讯息。而为了满足网友的需求，只要网友喜欢，明明毫
无价值或了无新意的讯息，也得加油添醋配上许多废话，硬是凑成一篇新闻。
另一边，电视台记者也不时会收到主管讯息，要前线记者处理一些来自“行车记录器”、
“监视器”的画面，把这些内容做成即时新闻发出去。“拿到这种东西真的会火大，一台
车去撞分隔岛之类的东西到底重要在哪？”过去还会跟主管争执，拒绝制作这类新闻的秋
芬，在眼看身边同事逐一离开职场后，她渐渐选择默不作声，硬着头皮处理完这类新闻，
再回去坚守自己的主线。
追求即时新闻的热潮打击了记者对这个职业的信心，媒体主管宁信各种真真假假的网络讯
息，却对自家记者的新闻判断缺乏信任。秋芬就曾经目睹同事极力争取留在新闻现场，以
问到更多的讯息，但主管却认为记者判断的有价值新闻“很无聊、别家又没出”，要求该
名记者赶紧前往下一个新闻现场。最后在记者力争下，主管才折衷让摄影留下。
结果，那则新闻成了大独家。“但我实在不懂，为什么主管宁愿跟风做别人已经有的，却
没胆做别人没有的东西？只想打安全牌。”
看着媒体环境荒谬至此，秋芬感叹：“以前跑新闻，常常会有‘今天作了一个很棒的东西
，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即使劳动条件很差，但这股兴奋感总能让人支持下去；近几
年，这一点兴奋的火花已经越来越少了啊。”
“曾经有一次，政府官员谈起一件拖了好久的开发案。那天主管不知道吃错什么药，让我
去仔细问问当事人。”
《苹果日报》记者阿文（化名）接受端传媒访问时回忆，那次访问完当事人、了解脉络后
，他却坐在桌前迟迟无法下笔，“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处理一个这么完整的故事了，每天
处理的即时新闻都是一些去脉络的片段、口水。很久没有写一篇有人味的文章。”想起这
段故事，阿文神色显得黯淡，“每天写即时，记者的能力都被弱化了。”
追“梗”！新闻片段化
除去事件脉络的即时新闻，在《苹果日报》被操作到炉火纯青。同为《苹果》记者的阿翔
（化名）说，每一则新闻，内部主管都会要求简短就好，结果一篇新闻往往只有三、四百
字的篇幅，“前因后果根本没办法交代，加上主管又会要求有‘梗’的东西，最后就是只
抓有‘梗’的几段来做。”
加上活动一结束，记者就得赶着发稿，即时新闻发完，采访对象也走光了，想再追问都找
不到人，后头又有下一个行程得赶。“很多时候你明明觉得可以深入做，但也只能放手。
”新闻只剩表面的说法和片段的内容，阿文和阿翔异口同声地感慨，这样的东西根本“既
没营养又没价值。”
阿翔口中的“梗”，是表演艺术圈的一句老词“哏”，意思是吸引阅听人注意的亮点。在
即时新闻里，它可能是政客的一句失言、一个酒后胡闹的莽汉、街头监视器里被撞飞的骑
士，或者内衣走光的女明星。但最重要的是，它最终必须要化成一个最能吸引读者触动滑
鼠的标题。
为了刺激点阅，只得增加新闻数量，这也让新闻被分割得相当细碎。“新闻变的多如牛毛
、越做越小，最后就是大事不报。你说主管心里知不知道严肃新闻重要？当然知道。但做
不做？不做。”看着媒体报导越来越趋向软性、娱乐，同时琐碎没营养，壹电视工会理事
长郑一平无奈地说，严肃新闻耗时难做又没有点阅率，久了主管当然不敢碰。
而另一个更残酷的现实：当各家媒体都学会改写其他媒体新闻转化成自产内容后，“独家
只能活两秒钟，你花这么多力气去写一个专题，马上被别人抄去，抄的点阅率还比你高，
久了主管当然觉得专题、深度报导的投资报酬率很低。”阿文看着远方幽幽说，“我好羡
慕杂志记者可以好好采访一个题目喔……”
电视台为了增加新闻量，甚至也开始出现“假live”（假连线）。
缩时、增量，让媒体大量依赖网络讯息，这样的做法同样拉低了新闻品质。一个最近的著
名例子是今年8月17日晚间曼谷发生大爆炸，这起举世关注的意外，让台湾媒体陷入疯狂
的即时新闻战。而且不论单位，全数动员，只要和曼谷爆炸有关，捡到篮子就是新闻。
就在爆炸发生隔天傍晚，台湾《苹果日报》由地方中心发出一则打着“独家”字样的“即
时新闻”，〈曼谷炸弹客疑犯落网 泰警追动机、同伙〉甚至还有读者提供了这名“疑犯
”的照片。但放眼全文，所有的消息来源只有一位“泰国当地知情人士”，除此之外，没
有任何的再查证讯息，整个后端的把关、编审机制在“即时”的压力下完全被架空、绕开
，形同虚设。
不久之后，果然证明这起“世界大独家”是一条乌龙新闻。虽然《苹果日报》之后用另发
“澄清”新闻的方式，更正了先前的报导。但这则新闻本身，直到笔者写稿这一刻为止，
都还在壹传媒集团的网络上查得到。
同样体现后端把关失灵的事件，还有《自由时报》电子报版刊登了记者钟智凯撰写的〈李
艳秋其实是A书女主角〉。这起公然辱侮一位女性公众人物的案件，《自由时报》社方最
后以报导记者记大过，核稿编辑和副总各记小过两支和一支向社会交待。
评论者黄哲斌在个人脸书上针对本案写道：“此事反映‘即时新闻’军备竞赛带来的土石
流效应，竞相追逐无意义流量的结果，就是将岌岌可危的媒体公信力，一脚踢下悬崖。…
…始作俑者的《苹果日报》与其他跟随者，难道不应重新认真思考‘即时新闻’的真正意
义，及其危害威胁？”
与此同时，电视台为了增加新闻量，甚至也开始出现“假live”（假连线）。“有天我看
到新闻台在播一个‘行车记录器’画面，然后记者配音讲解。这则新闻最后居然说是live
，live在哪里？根本是看图说故事啊！”已有8年资历的电视台记者阿顾（化名）说，过
去live是用在紧急事件上，“我曾经半夜接到主管电话，要我赶去医院采访。冲到现场时
，简直就像接力赛，一边接过耳机一边跑，耳机那头还听到棚内导播急着催我就定位。等
到上气不接下气的就定位后，你还得1秒掌握状况，立即讲解现场。”
回忆起过去做live的刺激，阿顾眼神发亮地说，那才是考验记者实力与应变能力的战场，
也才是“真正的”即时新闻。但现在的“假live”，阿顾早已说不出那到底算不算新闻，
更遑论记者能从中展现什么价值了。
KPI，被量化的记者
即时新闻当道，改变了评价记者的方式，长久以来认定一个“好记者”的标准大半被颠覆
、改写。端传媒取得了台湾联合报系考核记者的“关键绩效指标”（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 ）：
1.即时新闻及格则数：每月20则
2.同时以奖励方式，鼓励即新闻加配图及影音：1则即时加照片，可抵2则文字即时；1则
即时加影音，可抵3则文字即时
3.影音新闻，每月2则。
4.奖励：由联合新闻网及各报即时新闻处理负责人呈报，检验指标包括速度、角度、完整
性及点阅率。
提供这份KPI材料的记者，对它的评价简单而直白：“搞得记者人在新闻事件现场，又要
忙着采访笔记、又要抢发即时，还得分神拍影音。”
联合报系是最早设定完整的即时新闻KPI的传媒机构。其他如《中国时报》和《苹果》均
未有一定标准，但前线记者不时就会接到来自即时新闻部门的指令；《自由时报》则别出
心裁，不以“则”，而是以“每月6万次点击数”作为标准。
网络媒体在这波争夺点阅率的战争中，一样伤痕累累。
2011年开站的东森新闻云（ETtoday），或可说是台湾的网络媒体中，经营的相当有声有
色的一个。小童（化名）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说：“我们每个组都会被要求每周、每月要到
达一定点阅率。像是影剧组，每个人每月都要达到总点阅率1千万才行。每周开会都会检
讨，点阅率最好跟没达到标准的都会被抓出来讲。”除了检讨点阅率总数，公司内部也会
分析点阅率攀升的时间点，滚动式的调整发稿时间来刺激点阅率。
小童说，网站营收与点阅率高度相关，因此，公司内部对于点阅率变动相当敏感，对于吸
引读者也相当有一套。“公司的口号就是‘读者只有3秒钟’，在这种企业文化下，旗下
记者也练就一身相当会找梗的功力。”
在公司高层为了点阅率而改变许多政策后，她的工作变的不堪负荷。自己手上老卡着
一堆专题和专访，觉得事情永远做不完。一开始对于工作的热情，早已荡然无存。
网站的点阅率相当依赖Facebook（脸书）推播，“所以当Facebook变更运算模式，每20分
钟发1则都不够了以后，只能越发越多。为了搾干记者的能量，我们改变记者计算KPI的模
式。”当时每个记者的工作下限是每月最少100则新闻，影剧、要闻和体育中心每一组每
月要有20则以上的专访、还得处理影音，更被要求半年内粉丝业按赞人数得有所成长。
回首进入新闻界之初，小童记得自己一开始很快乐，追逐新闻的刺激让她很有收获，每天
都想工作，有时甚至晚上回家还会写稿。但在公司高层为了点阅率而改变许多政策后，她
的工作变的不堪负荷。自己手上老卡着一堆专题和专访，觉得事情永远做不完。一开始对
于工作的热情，早已荡然无存。
曾在网络媒体NOWnews任职的阿凯（化名）说，自己当时的工作量，一天最少发8则新闻，
“每天早上6点起床，先看一下早报，整理别家媒体内容就先发1则新闻。加上你同时得顾
好几场活动，所以我以练就一身‘在A现场处理B现场新闻’的能力。这边台上的人在讲话
，我电脑在整理另一个记者会的新闻，耳朵还能自动抓出有梗的对话。”
当记者的日常工作逐渐以“数量”和“时效”取代了“品质”时，报社经营层要求记者以
有限人力作无限的事，前线记者的劳动条件快速恶化。
“我曾经在同一天，因为1则即时新闻接到4个单位主管的来电。”阿翔苦笑着说，由于《
苹果日报》底下有“网络即时”和“动新闻”，加上那天经手的新闻确定会登上隔天的纸
本，还有自己单位负责的“动即时”，因此4个单位的主管分别打给他询问内容细节；“
因为每个单位需求不同，像动新闻那边就要跟他们讲解图要怎么做。同一件新闻情节解释
4遍，解释完我都累了。”
阿文也说，自己每天处理纸本的内容，还要不停发即时，每周还得报专题，每天平均工时
超过10小时，“但我从来没领过加班费。”
“选举期间更夸张，我们还得轮班盯着政论节目，以防政治人物在上面突然宣布重要讯息
。睡前再检查一下政治人物的Facebook，看看他/她有没有讲什么重要的东西。”《自由
时报》记者王禹（化名）垂着头说，一天几乎工作12小时，工时过长，却又只是瞎忙的日
子，让他快要喘不过气。
争权益！劳资关系紧张
工作繁重与工时长，让线上记者叫苦连天，不少年轻一代记者共组“媒体劳动权益小组”
开始关注记者作为劳工身份，应该享有的劳动权益与保障。2014年小组以问卷方式邀请记
者自我填写，了解记者这行究竟会衍生出哪些疾病。回收后的155份问卷中，小组发现“
脊椎侧弯”、“肠胃毛病”名列记者常见疾病，而在通讯软件越来越便捷的年代，记者更
经常出现幻听、焦虑等精神疾病症状。
“每次Line一响，你都会以为是不是有即时新闻自己没跟到，主管传讯息来骂人了，身体
马上进入备战状态。”《自由时报》工会理事郑鸿达说，更惨的是，打开手机一看，如果
只是家人朋友传的讯息，他还会忍不住生气，心里想说：“没事不要传讯息来好不好！”
不少记者则是手机放在口袋里，老是幻听以为它在响，时不时的拿起来检查一番。媒体过
度血汗已是同业间心照不宣的秘密。
2014年底地方县市首长改选，新上任的台北市政府团队点名媒体业作为第一波劳检对象。
一检查才发现，第一波受检的34家媒体全数违规，最常见的违规项目包括：未依法给予加
班费、工时超过12小时、缺乏劳工出缺勤记录等。最后，罚金总计竟高达1600万元。
为了明确记录工时，随后劳动部也推出“劳工在事业场所外工作时间指导原则”，明订像
记者这类不在办公室工作的劳动者，若遇上超过法定工时的加班，“应记载交付工作之起
始时间。劳工可自行记录工作起讫时间，辅以通讯纪录等送交雇主补登”，以便记录实际
工时长短。
但面对工时争议，不少媒体也纷纷推出因应之道，“像《苹果》一开始是要我们自己填上
下班时间，但内部要求你工时只能填10小时，就是造假啦。现在则是有个‘壹卡钟App’
让记者打卡，同时打开卫星定位，让公司知道你人在哪边。”阿翔说道。
能否真实的记录工时，维持记者的劳动权益，1997年成立的独立媒体“苦劳网”创办人之
一的孙穷理强调，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风气中，若要能逼迫资方确切认定记者工
时，或许得依靠工会和广大的“内部吹哨者”，一次又一次的检举个案，逼迫媒体高层妥
协。而劳检结束后，东森电视台与《自由时报》也陆续组成工会，开始从内部监督资方。
在这场追逐即时新闻、新闻品质恶化和劳动条件低落的恶性循环中，早已有不少人选
择离去，但却也有人继续驻守原地。“因为记者工作是我的兴趣，就好像打棒球一样，你
想当投手、却只能当外野手，但至少你还是在打棒球啊。留在这里，至少我还是在做我有
兴趣的工作吧。”
一名《苹果日报》记者
不过这波媒体产业间的劳资争议，却也让不少年长的记者感到困惑，一位资深媒体人就曾
私下抱怨，当年他们还得晚上回报社把稿子写在稿纸上；有时与机关首长应酬到三更半夜
，回到报社趴在马桶前一边吐一边写稿，也没见过要争取工时与劳动权益，如今的年轻记
者是否忘了这个行业的热情与灵魂？
媒体世代间的差异，凸显在新闻产制的转变上。一位记者就曾反驳，“过去的记者可能一
天12小时都在做有意义的事，但现在的记者却是一天12小时中，11个小时都在做一堆烂事
。”加上过度的劳动状况影响了记者的劳动品质与价值，许多年轻记者期待的是透过约束
劳动条件，回头逼资方重新思考有限资源下的人力分配。
不过这样的期待，政治大学新闻学系教授刘昌德悲观的认为，媒体高层依旧会想到其他方
式来生产大量的即时新闻，顶多只是减少剥削记者；但高层若是以大量聘雇工读生来制造
即时新闻，新闻品质也不一定会提升。如何守住劳动条件与新闻品质，将会是工会未来的
考验。
在这场追逐即时新闻、新闻品质恶化和劳动条件低落的恶性循环中，早已有不少人选择离
去，但却也有人继续驻守原地。“因为记者工作是我的兴趣，就好像打棒球一样，你想当
投手、却只能当外野手，但至少你还是在打棒球啊。留在这里，至少我还是在做我有兴趣
的工作吧。”《苹果日报》记者阿中（化名）接受端传媒访问时，悠悠望向远方，缓缓地
说出这段话。
她宽大的墨镜下缘几乎和口罩上缘接在一起，这意味着她大半张脸都已经被遮住，即使直
视镜头，也不可能被认出来。纵使如此，照片上她依然垂着头，视线看向右下方，和照片
另一边的《苹果日报》社长陈裕鑫、总编辑马维敏轻松自然的笑容大相径庭，她和两位《
苹果日报》高管握手的姿势，也显得勉强而不自然。
这是一场“颁奖典礼”的报导，颁发的是“爆料拿奖新台币200万”的揭晓典礼。这名Y小
姐因为向苹果提供了一段清晰、完整的“八仙尘爆”现场影音，事发一瞬间的伤者四散奔
逃的影像，以及惊吓尖叫的声音清晰可闻。这支“旁观他人之痛苦”的影音，一天之内超
过269万次点阅，获得了“单月最高”及“单周最高”两项奖励，共得到新台币220万元奖
金。
为了想在24小时发生的即时新闻大海中捞针，《苹果日报》推出“爆料拿奖金”政策，鼓
励一般民众提供爆料讯息，一般提供影像有新台币2000元奖金，照片新台币1000元。但爆
料内容如果能大量吸引点阅，《苹果日报》还有丰厚的奖金，Y小姐获得的就是这份大奖
。
爆料拿奖金 新闻伦理堪忧
“我自己觉得这样的作法有点争议，有点像是花钱买新闻，但高层解释，这是为了让民众
累积对我们的信任，以后发生大事，他们也会第一个想到我们。”但对于高层的说法，《
苹果日报》记者阿中（化名）对端传媒说，他心里仍抱有疑问。
早在苹果推出“爆料赚奖金”活动时，《苹果日报》工会就曾经因为这项活动涉及严重的
新闻伦理问题，公开声明反对。声明中说，让爆料成为赚取金钱的手段，造假、滥爆等问
题势必浮现且恐难控制。
工会在声明中强调，依新闻产制流程，所有爆料均仍须靠第一线记者进一步查证后才能刊
登，以暴利吸引民众大量爆料，不仅扭曲新闻本质，更打击辛苦采访、查证的记者士气，
更将让已处于过劳环境的记者工作负担更重。
工会呼吁《苹果日报》管理层三思，停止这项活动。但高层并没有采纳。
随着这项政策的推出，线上记者更陷入愁云惨雾之中，因为高层要求，只要有人爆料，线
上记者就得处理。阿中说：“曾经有同事同一天接到好几则爆料，只好打去问官员回应。
但很多爆料内容都是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问久了官员也会动气。像有次他晚上10点多又
是为了这种鸡毛蒜皮爆料，打给官员问回应，结果对方不耐烦地说：‘这种事你也要问？
现在都几点了？你没家庭我有家庭好吗？’记者只能摸摸鼻子道歉。”
记者人力固定，但媒体却没有因应阅听者对资讯即时的需求，设计出一套合理的工作
流程。固定的人力处理无限的事，让媒体工作者的劳动条件每况愈下。
壹电视工会理事长郑一平
曾因休假问题，差点发动罢工杠上资方的壹电视工会理事长郑一平也难掩气愤地说，主管
常常滑着手机看到一条消息，就想也不想的要前线记者去确认，“但每个时段的记者人力
是固定的，他要插一条进来，但原订安排要做的还是得做，记者工作量就会增加。更让人
生气的是，常常两组SNG（卫星新闻转播）派过去，消息却根本是错的！没那件事！你说
会不会气死人？”
郑一平的批评指出一个重点：记者人力固定，但媒体却没有因应阅听者对资讯即时的需求
，设计出一套合理的工作流程。固定的人力处理无限的事，让媒体工作者的劳动条件每况
愈下。
是什么样的策略思维让《苹果日报》决策高层如此铁了心，无限期支持“爆料换流量”？
台湾公共电视台资深研究员何国华在2014年7月发表了一篇报告《联合报和苹果日报的转
型驱力》，文中访问了台湾《苹果日报》社长陈裕鑫，这位即时新闻的操盘手直截了当地
说：网络阅读行为和报纸不同，网友有兴趣的内容，网络即时新闻就要报导。
废文＝生存之道？
报告引述陈裕鑫认为《苹果》的策略是“要，就全部都要，不要把‘废文’市场让给别人
。”
所谓“废文”，一般指的是没有公益性、缺少新闻价值，琐碎而没有意义的报导。近年来
《苹果》即时最著名的废文，可能要算是一则艺人欧阳妮妮早上穿外套发现口袋里有新台
币200元的“即时新闻”。
但陈裕鑫认为，“虽然有人认为废文不符合主流想法，但不做就是死路一条。”“废文不
是《苹果》的攻击策略，而是防守策略，少了这道防线就是死路一条。”
陈裕鑫说，藉着这样的策略，“其他网站连抄都来不及抄，流量成长也就不如《苹果》，
因为我们提供多元原创内容。”所谓“多元”，就是“专业的要更专业，快要更快，废文
要更废。”
“靠网络讯息或民众爆料刺激流量，短期来看好像有效，但就商业逻辑来看，一个媒体没
有特色，大家做的新闻都越来越像，甚至和内容农场没有两样，广告主为什么要下广告在
你这里？”政治大学新闻学系教授刘昌德接受端传媒访问时强调，读者或许一次两次会被
骗进来看，但久了之后，就不会再信任这家媒体。媒体不思考如何做出差异化的内容，让
自身有区别性，最后只会走到死胡同。但台湾媒体在面对网络时代的浪潮，以及伴随而来
的广告营收下滑时，却已乱了方寸。
读者爆料，难道只能生吞活剥地拿来赚点阅率吗？显然不是如此。
过去媒体制造单一产品的生产流程必须改变。……只靠持续追求即时新闻来满足阅听
人，只是一种没有目标的盲目狩猎。累死记者，也让新闻品质下降。
网络、社群与媒体产业间关系在近十年内产生重大变革，过去作为主要资讯提供者的媒体
，逐渐转变角色，与公民建立起平起平坐的合作关系。而透过公民提供讯息，让媒体有能
力掌握24小时、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新闻事件。
2005年英国伦敦地铁爆炸，彼时英国广播公司（BBC）收到两万多封电子邮件，三百多张
照片，以及爆炸时的影像档案。BBC认可这些民众讯息有报导价值，将之用在报导内容中
。地铁爆炸案开启媒体与民众的频繁合作序幕，此后BBC每天都会收到上百封民众提供的
讯息。
2012年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所属的“陶氏数位新闻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出版了一份重要报告《后工业新闻》（Post-industrial
Journalism），3位作者分别是陶氏中心主任Emily Bell，纽约市立大学媒体文化系的
C.W. Anderson，以及新媒体倡议者Clay Shirky。
报告指出一个重点：过去媒体制造单一产品的生产流程必须改变，他们称之为“可介入的
工作流程”（hackable workflow），“内容不再是只使用一次就丢掉，而是不同层次的
再运用”。在这个流程中没有一个最终产品，而是这些素材可以不断地被加工、加入新元
素，成为不同形式与内容的产品。这样才可能满足行动数位时代阅听人随时需要资讯的需
求。
否则，只靠持续追求即时新闻来满足阅听人，只是一种没有目标的盲目狩猎。累死记者，
也让新闻品质下降。
与民合作 新闻制产新模式
在国外，不少老牌媒体都早已积极投入与民众合作的新闻制作模式，例如有线美国电视新
闻网（CNN）设置专属的公民新闻平台──CNN iReport，鼓励民众提供新闻素材，之后更
设立了公民新闻奖“iReport Award”。英国《卫报》则是在经历几次重大事件后，发觉
民众提供的资讯能促成新闻报导的突破，因此成立了“GuardianWitness”，不但鼓励民
众提供讯息，也会主动设定议题，再邀请民众提供资讯，并从中制作新闻。
之后更与电信业者合作，推出“EE Guardian Witness”，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公民记者行
动软件。不只是邀请民众提供素材，“EE Guardian Witness”背后有一组专业编辑领军
，设定互动主题、邀请各地民众采写即时新闻。
“不过国外大型媒体并不会去竞争‘即时新闻’，对他们来说，那是小报在做的，他们的
品牌区隔在于深度报导。面对网络崛起和科技进步，他们思考的是如何运用技术改变报导
形式，而非内容。”刘昌德说道。
不幸的是，台湾科技与经济并没有同步发展，加上过去文人办报的风气已衰弱，现在的媒
体经营者往往只是生意人，少了将新闻产业视为文化一环，只把媒体当成商业。优质新闻
发展协会理事长、中正大学社科院副院长胡元辉说，在经济疲软的前提下，台湾媒体高层
又没有理念支撑，在投资上只会越趋保守，最后以缩减人力和便宜行事的手段，应对外在
环境的改变。因此在台湾，公民与媒体的合作模式，只建立在“爆料”层次，而没有更加
良性的成长。
新闻环境就像台湾的电视产业，十年间老板不愿投资，节目品质低落、人才外流，恶
性循环加剧，但观众对于优质节目的需求并未消失，只能向外寻求。
政治大学新闻学系教授刘昌德
如何遏止媒体环境持续恶化？胡元辉认为，媒体的工会应成为第一道防线，“媒体从业人
员的劳动价值和劳动状况在现况下越来越糟，除非透过工会要求资方重新分配资源，将人
力投资在好的报导上，否则只会烂下去罢了。”
1997年成立的老牌独立媒体──苦劳网，当年创办人之一的孙穷理也直言，工会必须考虑
媒体环境恶劣下的外部问题，“现在媒体会用大量的工读生来抄网络、改新闻，扩充即时
新闻的量。久了以后，老板难道不会觉得：‘我养工读生就可以做的事，养记者干嘛？’
”不阻止环境继续恶劣，让新闻产制重回生产有品质的内容上，或许有一天，记者的工作
都将被全面取代。
另一方面，胡元辉认为，一个相对优质的“对照组”，或许可成为刺激主流媒体改善的契
机，“像是透过政府以基金会方式提供补助，让优质新闻能取得资金。另外政府投资公共
媒体也是一条路径。”
而台湾这几年蓬勃发展的非主流媒体，也的确是对主流媒体弱化的反思和回应，许多重大
事件中，非主流媒体的议题设定能力与深度报导内容，都让它们扩大自身的触击率。例如
近年因为食品安全议题，让深入报导农业、食安的非主流媒体“上下游”受到许多重视。
非主流媒体选择以相对有限的人力资源，深掘议题各种面向的报导方式，逐步建立起品牌
的独特性和支持度，走出不与主流媒体抢攻流量的路。
孙穷理分析，“近几年台湾几个非主流媒体的募款能量，加上近期出现以群众募资方式成
立的新兴媒体，加起来几乎能得到新台币1千万上下的资金。而要能对主流媒体产生压力
，就要看非主流媒体有没有能耐撑起这片市场，并且扩大募款能量。”
不过孙穷理也提醒，近年的重大社会争议，虽然让非主流媒体的能见度提升，但也标示出
非主流媒体与政治版图变动间的因果关系──对于执政团队的不满，反应在支持深入报导
政府缺失的非主流媒体上。但是，若当2016年政党再次轮替后，非主流媒体是否还能获得
支持，抑或在议题上是否还能维持一贯的批判立场，都还有待观察。
当然，不论是强化工会谈判能力，或者提升非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仍需要时间经营；只是
，现时媒体高层不愿投入资源，媒体环境持续恶化，却已刻不容缓。刘昌德感慨，新闻环
境就像台湾的电视产业，十年间老板不愿投资，节目品质低落、人才外流，恶性循环加剧
，但观众对于优质节目的需求并未消失，只能向外寻求。如今新闻产业也已走上影视产业
这条血淋淋的路。能否挨过寒冬，多数记者心中早已不敢抱着期待。
端百科 :
内容农场
内容农场（Content Farm）是指图谋网络广告等商业利益的专业公司，以取得网络流量为
主要目标。内容农场用各种合法、非法的手段，大量、快速的生产品质不稳定的网络文章
，并会针对热门搜索关键字，以人工或机器制造大量网站内容的手法欺骗搜寻引擎，使他
们制造的网页能够优先出现在搜索结果的前段，进而提高点阅率及满足客户搜寻引擎优化
需求，或是藉大量的点阅流量图谋网络广告收益。内容农场制造的文章，多半低素质、不
具参考价值，而且掺杂着许多广告式的连结，数量多时，每日可生产数千篇。内容农场虽
有争议，但支持者认为，从商业角度来看，内容农场通常根据搜寻引擎关键字分析来指派
作家的写作内容，这些关键字代表了“真正的市场需求”，这是传统新闻业所缺乏的。
（资料来自维基百科）
陶氏数位新闻中心
陶氏数位新闻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于2010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新闻学研究所成立，透过研究与课程、教材的研发，帮助新闻从业人员、新闻组织及新
闻学领域的教师、相关媒体领域的政策制订者，理解与适应数位化潮流与新的数位科技如
何影响与改变新闻产制与新闻阅读的方式。2015年初，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所宣布，
接受长期合作的奈氏基金会（John S. and James L. Knight Foundation）高达300万美
元的赞助，扩大创新新闻室的研究计画，以发掘新闻学与变动科技间的关系，让新闻从业
人员与教育者能够符合未来的资讯需求，最终能在快速演变的资讯生态系统中强化新闻工
作力。有了奈氏基金会的支持，陶氏中心被视为数位新闻实务与研究领域的先驱。
（资料来自财团法人卓越新闻奖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