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边区禁烟颇严﹐这一点可以从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中看出。亦可
从后文的《南泥湾调查》中 |“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
看出。红军早期人数有限﹐负担不重。37年抗战后至皖南事变前边区主要依靠
外援维持﹐外援包括国民政府拨发的军费及“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
合计占边区财政收入约 50%到 85 %
| 1937年 至 1940外援金额及占当年财政收入比率为﹕
|
| 1937年 ﹐45.6万元 ﹐占年 财政 收入86.71%
|
| 1938年 ﹐46.8万余元 ﹐占年财政收入 51.69%
|
| 1939年 ﹐566.4万余元 ﹐占年财 政收入 85.55%
|
| 1940年 ﹐755万 余元 ﹐占年财政 收入 77.43％
|
| 西北财经办事 处《抗 战以来陕 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 2月18日
|
|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六篇 财政》P427
|
| 其中国民政府拨发的经费（法币） 国内外进步人士捐款（法币）
|
| 1937年7-12月为192.8万 1937年7-12月为3.6万
|
| 1938年 448万 1938年 197.4万
|
| 1939年 500万 1940年550.6万
|
| 1940年499.7万 1941年77.9万
（注﹕原文如此﹐前面的收入和后面的捐赠总额对不上。我认为是因为“国
民政府拨款”及“捐款”并非全部拨给边区财政﹐部分收入还要拿出来分配
给其他部队。如1939年吕梁山脉及晋西北所控制部队每月获边区拨款15万）
总的来说在国民政府提供拨款的背景下﹐虽然边区财政谈不上富裕﹐但也能
略有结余。如 1938年余 10.3万元﹐1939年余 8.4万元。在此背景下边区执
行了休养生息﹐减轻民众负担的仁政方针﹕
|一九三七年征收公粮一万四千石(一石为三百斤)﹐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百
|分之一点二八﹐ |每人平均负担仅一升﹐是很轻的。以后逐年增加﹐一九三
|八年一万五千石﹐一九三九年六
|万石﹐一九四O年十万石。《李维汉回忆与研究》P500-501
但在1941年 ﹐边区财政突然出现 了严峻的形势﹐这一年边区财政亏空 567.2
万余元。起因是“皖南事变”爆发了。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
江北﹐为敦促延安方面尽早执行撤离计划﹐国民政府于11月暂停发放对延安的
拨款。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极具恶化。国民政府也就再也不
给延安拨款了。这样一来延安每年收入骤减500万元﹐经济一下捉襟见肘﹐陷
入困境。
于是公粮的征收在 一九四一年激增至二十万石。《李维汉回忆与研究》P501
这才有了“打雷咋不劈死毛泽东”的段子
同时随着抗战的发展以及出于增加边区兵力防止国民政府进攻的考虑﹐边区的
党政军、学校、机关人口不断膨胀﹕
|一九三七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仅一万四千人﹐一九三八年亦仅一万六千
|人。一九三九年后﹐主要是一九四O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发动两次反共磨擦﹐用重兵包
|围边区﹐并伺机大举进攻。我们被迫从前线陆续调回军队﹐保卫边区。边区脱产人员(主要
|是军队)即从一九三九年起直线上升﹐计:一九三九年四万九千人﹐一九四O年六万一千人﹐
|一九四一年七万三千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P500-501
由于国民政府停发军费转而封锁﹐兼之边区吃财政饭的人口激增 ﹐从1941年起边
区财政陷入巨大困境﹐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2月短短三个月内﹐延安物价指数
从716.7飞涨至1373。最高领导干脆提出了饿死、解散与生产自给三条道路。边
区开始考虑要采用何种方法来解决金融危机。
一开始边区考虑的还是“开源节流”这类正常的解决方案﹕
1）机关部队自主经营解决经费困难（这是“部队经商“的鼻祖﹐后期引发了一
系列问题）
2）大量出口边盐﹐计划41年出口60万驮以解决财政问题（一开始甚至计划每年
出口200万驮边盐﹐但直到抗战结束﹐边区外销边盐最多的一年也才出口33万驮）
3）加强税收
4）发行公债680万
5）征收公粮20万石
6）停止法币流通﹐发行边币（这是为了启动印钞机做准备）
即便如此﹐想尽一切办法到年底财政还差568万元的亏空（占岁入22%）填补不
上﹐边区只好印钞﹐这就导致了进一步的通胀……
以上内容参看《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篇 财政》P16
边区金融体系摇摇欲坠﹐一切正常手段都难以填补亏空﹐边区开始把目光投向
了禁忌之物──特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