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连结：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7058
笔者着手书写这篇序言时，正值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刚过不久，按照惯例，每年这个时候总会引起或大或小的风波，尤其是这几年，这起发生于1947年的历史事件更是紧紧攫住人们的目光，中国国民党半世纪前的罪行，在激进的知识份子和年轻人之间引起愤慨，逝去的光景仿佛历历在目。为什么这个现象会发生？在漫长的台湾政治史中，为什么二二八事件会获得这么高度的关注和道德意义？转型正义的未臻完备并非充分的解释，这是一个当代的文化和政治现象，谜底要从当下的时代精神去找寻。
哥白尼式的革命
这不只是个关注转型正义的年代，同时也是个以“台湾人”为中心的民族主义高高抬起了头的时代，对过去本地人与外来政权冲突的历史记忆之追寻，无非是一场在政治上寻根和重新建构出受难的台湾民族之努力。换句话说，要解读我们的时代精神，从已经被当代论者反复拣选和诠释的历史事实出发并不足够，也许我们需要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1，从横向的连结而非纵向的传承剖析台湾重燃民族主义热情的原因。
近二十年来人们对台湾经济发展的担忧，和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崛起环环相扣，举凡资本外移到本土产业面对跨国资本的不对等竞争，当这些典型的“全球化”问题放在台海历史脉络下，就好似经过了层层折射，表现为一种极度简化、与大众长期被塑造的认知情感具有亲和力的意识形态。似乎和中国在经贸往来上越密切，台湾的经济就越雪上加霜，为资本大开方便之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象若是中国，即为“亲共卖台”，为了抵抗“中国”强大的力量，社会各阶层遂陷入对“台湾”国族的迷恋。为什么用迷恋形容最贴切不过？因为哪怕台湾民族独立的提倡者明知，
台湾独立建国并不会改变国际强权的力量对比、更不会解决台湾经济发展所面对的困境，他们依然义务反顾地拥抱国族符码。真爱是盲目的，越不在生活此岸的东西越须要用全副热情去追求，也越成为一种感情和表达上的需要。
以压迫者面貌出现的中国官僚资本和以卖台者面貌出现的台籍私人资本，共同继承了台湾先人意识结构中的外来政权地位，然而，外来刺激并非塑造当代台湾人民族意识的唯一根源，源自内在的因素和更广大的历史脉络亦扮演了部份角色。
“资本主义”在台湾知识界里仍是个多少有些刺耳的名词，“左”和“右”始终不是台湾人习惯的政治语言，这种政治文化的原因异常单纯，源自过去长达三十八年戒严时期的思想箝制，让台湾人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不能说、不敢说演变成不会说，就像被剥夺了母语的民族。1990年代苏联的垮台和中共的资本主义改革，也让人们对这些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丧尽一切希望，在那之后，激进知识份子与劳动者的士气和对左翼思想的兴趣几乎来到历史的最低点。这不是台湾社会独有的现象，而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因此，“死人抓住了活人”2，对经济体制的不满ꤊ和对社会改革的期待，以古老的反抗外来政权的语言表达了出来，然而民族主义的扁舟不堪乘载如此庞大的热情，这绝不是说民族自决的目标和为此祭上鲜血的烈士们不具有道德正当性，正好相反，就是因为具有高度的道德正当性，才能如此轻易抓住人们的心智、填补思想空隙，问题在于：如果时代的核心矛盾是一颗跳动的心脏，民族主义就像皮肤上的微血管，如此真实可触，却又如此流于表面。
解开谜底须要的两片拼图都凑齐了，在台湾，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的联系被斩断，民族主义虽高举人们的想像力，却难以处理实际。“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成为物质力量”3，马克思这句话没有错，问题是“理论”至今依然缺席，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能与有血有肉的被剥削阶级相互共鸣，进而言之，与台湾的历史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尚未出现。“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面貌，无非是一些外在于现实的原理原则，而非深入内部剖析现实后发现的运动规律，问题不在于原理原则与现实是否相符，而在于这些规律是不是现实本身的属性。
当上述两支趋势汇流，就形成了普遍困扰激进知识份子的“二律背反”（Antinomies）4，就像哲学上的二律背反，看似有两条解决问题的取径，但不论选择哪一条，走到底都会遇到另一条路径设下的限制而进入死胡同。从民族的角度出发，触不到矛盾的深层核心，从左翼的角度出发，又无法回应现实最直接的诘问。
批判的方法
如果我们今天拥有的只是“贫血”的马克思主义，那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又该是如何？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于1867年，许多学者试着回到文本爬梳马克思的思想背景，借由厘清马克思所继承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以“回到”马克思。然而笔者认为，这条道路不论走得多么远，始终不会是有效的策略，因为我们不应把《资本论》当作一个“对象”，《资本论》只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那个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试着发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一个“工具”。而作为此工具之对象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却是一个我们今日直接生活在其中的现实，这个现实本身、及其
各种经济范畴最直接表现在我们眼前的形式才是最适当的出发点，我们不须要“回到”任何地方去。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另一套策略，这套策略或可称为“批判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无法以一个完整封闭、自在自为的形式被认识，因为它不是外在于我们想要分析的对象——“资本主义经济”，而是深埋于各种经济现象的内部，要认识这些规律，首先就要从这些现象出发，并且在向内探究的同时，剥去附着在上面的“意识形态”硬壳。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5，这句话虽不是放诸四海皆准，却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洞见，尤其社会学说的领域，总是强烈受到优势阶级对社会的看法影响。在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之中，有一门学科在当代的性格和面貌极为特殊，它不遗余力地自我宣称为超历史的真理，自认在诸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也因此最为优越。从这门学科的教科书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它的发展史，它的论述方法建立在抹杀自己的历史上。更特别的是，这门学科的方法取径有“正统”和“异端”之分，不采纳一定的前提假设、不选择一定的表达方式，就算研究的뤊对象和该学科如出一彻仍属不入流。且这是一门最崇尚少数菁英、又最喜欢教化“能力不足”大众的学科，以上所描述的，绝对不是封建时代的教会，而是现代的“主流经济学”，虽然两者的社会性质十分相似。
现代人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认识，就像戴上了一副经济学的眼镜，这副有色眼镜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以及如何看待它们。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经济学又是一门“意识形态”成分最高的学科，它将为现状和既得利益者辩护的性格写在基因里，再用数学化的外表和排斥多元研究取向的姿态来巩固自己，然而这个意识形态的倾向和真正的科学态度是冲突的。这就是为什么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越来越多人对主流经济学改采质疑的态度，因为从经济学理论推导出的结果和现实经常发生冲突。就在这种冲突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时，主流经济学家却紧抓既有理论的核心
不放，这种现状之所以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不只是因为主流理论的保守性格，更是因为它连最基本尊重事实的科学精神也弃而不顾。
这就是经济理论的时代境况，我们生活在一个旧的理论已经千疮百孔，新的理论却尚未成熟的时代，而主流经济学在和现实的碰撞中显示了自己的片面性，因此产生的空缺召唤著真正的科学。换句话说，凡是不甘于做学究而宁愿脚踏实地研究经济学的人，都不得不试着寻找一些新的东西，主流经济学已经公开征求“自身的掘墓人”6了，且这个现况并非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推波助澜下才所造成的，不应忘记，此刻马克思主义尚未自上个世纪末的沈寂中完全苏醒。
主流经济学和现实产生裂痕之处，就是我们可以重新发现《资本论》经济理论的地方，这也正是前述所谓“批判的方法”，这条取径的特别之处在于：首先，它从公众视界中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出发，而非要求人们将目光从现实中移开，转而专心致志研究抽象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这是让被压迫阶级的意识和理论相结合的起点；其次，从主流经济学的盲点出发，是我们挑战其理论架构的有力出发点，理论的对抗虽然不是阶级冲突最关键的部分，但仍是其一环，批驳对方的论述至少和建立自己的理论同样重要，尤其在当今的力量对比下，前者甚至更为优先，且这种批驳绝对不能
建立在自身具有较高的“阶级”正当性上，将对方贬为“阶级立场不同”就了事，这种迂腐的做法，当力量对比站在马克思主义这一边时还无伤大雅，反之则是致命的错误7；最后，不管就任何理论而言，过程本身对于结果是至关重要的，按照这种方法建构起来的“资本论”和照本宣科逐句注解的《资本论》截然不同，在实际的社会主体和思想交锋上建立起来的“运动的理论”，和“工人阶级的圣经”差别甚钜。
主体和客体的统一
《资本论》和主流经济学、甚至其他多数经济理论有个极大的不同，主流经济学出于自身的社会本性，还有在方法上刻意模仿自然科学的影响，将所分析的经济范畴当作纯粹的“客体”，哪怕是作为决策主体的理性个人，也被刻意设定为机械化的、行为可预测的单调对象，真正的认识“主体”研究者和所研究的对象硬生生割裂。然而《资本论》正好相反，按照马克思主义惯常的说法即“主体和客体的统一”8，“劳动”作为一个和“资本”对立的经济范畴是贯串《资本论》的核心环节，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真实雇佣劳动者，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学到的不是象牙塔里的뀊高深学说，而是雇佣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下的集体命运。如此认知如果能深入意识，不可能对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毫无影响，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是相同的，结果就是主体的转化，成为具有“阶级意识”的行动者。
上述影响不论在个人还是集体层次上都是明显的，在台湾当前缺乏左翼政治力量的现实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力量仅能以个人为渠道发挥零星影响，但纵使就个人层面而言这种影响仍然巨大。这也是为什么笔者选择《资本论》作论文主题的原因，阅读《资本论》是少数真正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事件之一，如果这不是我的亲身经验，我很难相信阅读一本著作会对人的思想和信念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对我而言，它不仅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方式，更是当时迷惘的我在这个狂乱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看到的坚定力量，让我的知识生命自此开始慢慢沈淀，结晶成我今日的精神样貌
。在这样一个人类社会能够持续进步的信念风雨飘摇的时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洗礼不是在慷慨激昂的街头，而是在昏暗的斗室，伴随着陈旧书籍独有的气味，在三三两两的同伴之间暗自经受着内心的悸动，这就是读《资本论》这件事对我个人的意义，既轻如鸿毛又重如泰山。当我的人生进入一个又一个新阶段，距离那段泛黄的岁月越遥远，反而让我越常在精神上回顾这段历程，每次回顾，总有个想法益发强烈，认为《资本论》应该以一种比我当时所接受的更强而有力的方式被理解，否则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无疑比“沈闷的科学”9更加沈闷。
撇开上述多少有点侷限的个人经历，雇佣劳动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这种意识上的转化，是尚为一盘散沙的大众通往“阶级意识”的关键环节之一。阶级意识最直接的具体化，只有在代表受雇者的政党和政治主张成形时才能见到，这也是好几代台湾左翼人士曾为之努力，却还未实现的目标。
光凭思想不能取代整个转化过程，但它却是重要的酵素，同时也是防腐剂，有纵览全局的阶级视野，才能不为短暂的蝇头小利偏离目标，才能在一时激昂或胆寒的社会氛围下保持清醒。理论是重要的，然而经典并不是现成的理论，仅仅是前人留下的遗产，每个时代的人都要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付出智识上的努力重新理解过去的思想，并将它们转化为今天的“理论”，思想唯有透过这种劳作才能维持生命力、才能被保存下来。这是为什么笔者不干脆大肆赞扬《资本论》的美妙、劝大家尽管埋头读《资本论》，而是写下一本有关《资本论》的论文。
克服二律背反
循上述途径进行的研究，笔者希望它同时也成为一种《资本论》的导读，在凸显主流经济学理论缺陷之际，利用马克思在这本经典著作中阐述的经济思想，建立另一套理解现实问题的理论框架。借此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真正的价值所在，是它能回答主流经济学理论受限于自身盲点而无法回答的难题，而非因为它是左派人士眼中最政治正确的圣书。一旦对现实问题有兴趣的人看见了《资本论》的优点，发现它对于目前被主流理论蒙蔽的劳动经济学领域，例如劳动需求、劳动供给、工资决定、失业水平等问题，竟然可以提供如此截然不同而且贴近现实的解释，想必才会产生
对《资本论》进一步探究的欲望。然而这正是全部的关键所在，否则为了读《资本论》而读《资本论》，只怕没有几个人会在短暂的邂逅后，愿意留下来和其长相厮守。
除此之外，本文并不打算简单陈列两套不同的理论框架了事，在面对这些直截了当的问题之前，方法论层次的探讨也很重要，主流经济学和《资本论》看见的经济现象之所以层次有别，是因为两者采取的视角有关键性的差异，这个差异会是本文优先探讨的重点，简而言之，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受主流经济学对“个体”和“均衡”的顽固信仰所限。
笔者也尝试在理论上做一点创新，相较于主流经济学家凡事必用需求和供给曲线这种过度简化的工具进行分析，我认为在劳动经济学领域，应该舍弃之并另采“资本循环”和“劳动力循环”两大分析工具。原因无他，这个分析架构充分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以生产剩余价值为导向和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的复杂性。有了这些基础，我们对于诸多劳动经济议题便可以有较眼中只有“政府管制”和“加税”的社会民主派更深入的理解。在阐述了分析问题的基本框架后，笔者也将以“基本工资”这个实际议题为例，展现这个理论观点在分析具体的劳动问题时能提出怎样的洞见。为什
么选择以劳动经济学为主要探讨对象，主要有两大因素：首先，笔者认为以劳动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分析，是《资本论》真正的精华所在；其次，当代欧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似乎陷入了计算“利润率”的狂热，这种对解释和预测“危机”的偏爱，看似渊博却在实际的政治策略上无所用途，甚至走上了讨论如何“拯救”资本主义的偏锋，十分可惜。笔者认为真正的危机理论不应该只是“资本的危机”理论，而应该着眼于“劳动力的危机”，以“劳动力”而非“资本”为中心，方能开启超越资本主义的思路。
任何理论性的研究，一般来说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和民族国家为对象，一本以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为对象的论文，似乎更应该如此，但其实笔者的问题意识和论述方法，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这个岛屿密不可分。唯有从根部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才能自信地回应这一代人的焦虑，在新兴资本强权中国的周边地带宛如热病般蔓延的本土和独立意识，只是这种焦虑最直接的反射，并非对问题的清楚认识更非解方。将马克思理论对资本主义最核心的批判和现实中焦虑的主体进行连结，是克服至今仍阴魂不散的历史性“二律背反”之起点。理论不该是马克思主义者用来对具体难
题避而不答的托辞，它应该是掌握现实的杠杆，“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10
【作者按】本文为笔者硕士论文第一章，该篇论文电子全文开放下载。
https://goo.gl/Mtrmgj
1. 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提倡日心说以反对当时流行的地心说，主张是地球绕着太阳旋转而非相反。后在哲学上被引申为将关注焦点从认知客体转向主体认知能力的方法取向。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页9。
3.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4. 康德（Immanuel Kant）在处理例如时间空间有无限制、上帝是否存在等传统形而上学问题时所提出的哲学概念，指两个各别依照普遍原则建立起来之命题间的冲突。
5.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6.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7. “这些体系的社会学特征也绝不能使我们放弃在纯逻辑批判方面进行斗争的责任......意识形态斗争力求使方法上的错误反映在体系的部分结论的错误中，也就是说，或是反映在该体系内部互相矛盾中，或是反映在该体系的缺陷和‘本质上’不能包罗该学科许多重要现象的情况中。”（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经济学》，页2）
8. “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即思考的对象，必须保持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而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如果理论的这一中心作用被忽视，那末构造‘流动的’概念的优点就会全成问题，成为纯‘科学的’事情。”（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页50。）
9.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称经济学是“沈闷的科学”，后被人引申为指主流经济学太过艰涩、无趣，以致乏人问津。
10.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