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Ｏ一九年夏天，赖清德在初选落败后、私菸案爆发前，那是他政治最低谷的时候。他非常落寞，一个人躲回台南。那时候我对他还有期待，甚至因为他在初选受到的委屈，想给他一点温暖。”
“那天晚上就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他大姐的公司见面。那天晚上的气氛很平静，没有镁光灯，没有政治算计。”
“当我要走的时候，他看着我的眼睛，很诚恳地问：‘国昌，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我说：‘没有，真的没有。我单纯就是来鼓励你，觉得你被自己人打成这样很委屈，帮你打打气。’”
“他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可能他不相信在政治圈里，还有这种单纯的善意。但在走到电梯口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我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给了他最后一个警告。这是我作为朋友，能给他的最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