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妈妈告诉我,她决定要为一对无法生育的夫妻怀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不是我们家
的,也不是她的基因延续,而是完全属于另一个家庭的生命。她说这叫“代理孕母”,是一
种帮助别人的方式。当时我还小,只觉得这件事很奇特,甚至有些骄傲,觉得妈妈做了一件
“伟大的事”。但随着年岁渐长,我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一切,尤其当我接触到马克思
与恩格斯的思想后,我才真正理解,妈妈的选择并不只是出于善意,而是整个社会结构与生
产关系的反映。
马克思说,人的意识不是决定社会存在的力量,反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妈妈之所以
选择成为代理孕母,并不是因为她天生愿意将身体交给他人使用,而是因为她所处的社会环
境逼迫她做出这样的选择。她需要收入,需要维持家庭的开销,而她所能出售的,除了时间
与劳力,还有她的子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连女性的生育能力也被纳入市场逻辑,成为可
以被定价、被租用的“生产工具”。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家庭的形式并非自然不变,而是随着生产
方式的演化而改变。在现代社会中,家庭不再只是情感的结合,而是与财产、契约、甚至生
育技术紧密结合的制度。代理孕母制度正是这种制度的延伸,它将原本属于家庭内部的生育
行为转化为一种外部的、可交易的服务。妈妈的怀孕,不再是为了家庭的延续,而是为了另
一个家庭的需求;她的身体,不再只是她自己的,而是被纳入一套法律、医疗与市场的机制
中,成为一种“合法的剥削”。
我亲眼看着妈妈经历怀孕的辛苦,忍受身体的变化与心理的压力,却无法对那个即将出生的
孩子产生任何母亲的身份感。因为她知道,那不是她的孩子。这种情感与身体的分离,让我
深刻体会到资本如何渗透进最私密的人际关系中。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转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妈妈与那个孩子的关系,正是这种转化的极端例证:一段本应
自然生成的亲子连结,被契约切断,被市场定义。
但我从不责怪妈妈。她是劳动者,是在社会压力下做出选择的人。她的选择,是在资本主义
制度下,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出售自身的一部分。她的故事,不只是我们家庭的故事,而是整
个社会的缩影。这不是个别命运的悲剧,而是整个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与恩格斯一再强调,资本主义的矛盾终将导致其自身的瓦解。代理孕母制度的存在,
正是这些矛盾的集中体现:女性的身体被商品化,家庭的情感被契约化,生命的诞生被市场
化。这些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逻辑在最深层的人类关系中扩张的结果。
但历史不是静止的。正如马克思所言,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我们不能仅仅揭露这些矛盾
,更要在揭露中孕育新的可能。未来的社会,必须打破资本对身体与情感的宰制,重建以人
为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关系。
那将是一个女性——乃至所有人——不再被迫出卖身体、不再以生理机能换取生存的时代;
一个家庭不再被契约撕裂、情感不再被市场定价的时代;一个生命的诞生不再是交易的结果
,而是人类共同体自由意志的延续。
那将是一个真正自由、真正平等、真正人道的社会——不只是理念上的理想,而是历史辩证
运动的必然方向。
而我们,正是这场运动的承接者、推动者与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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