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拿创作补助，是2010年，那年我22岁。
我向国艺会提交了一个短篇小说集计画，获得了24万元的补助。那时的最低时薪是九十多元
，我还记得当时跑去清大的收发室打工，练到可以闭着眼睛把特定系所的信件，准确地丢进
数十个格子里。这24万补助，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价——我可以一年多都不必打任何工，安心
窝在宿舍里面，把我想写的书写完。
24万耶。那时的最低薪资，一个月也不到1.8万。
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一名即将上研究所的学生，还没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当然也不是什么
名作家。
这笔24万元的补助费，不只是给我生活费，更带给我一重保障：只要我努力写，哪怕我写的
东西不受市场青睐，至少这里还有一条路。
那本国艺会补助的小说集，叫做《垩观》，是一本困难到我现在都会觉得“干嘛这样为难读
者”的后设小说。从商业角度来说，那本书卖得并不好；从业界角度而言，也没得什么大奖
。
如果让陈玉珍来说，他一定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来要饭的穷文人吧。
可是，他不会懂的事情是，一笔补助不只是换到一本书，还可能会换到一个“继续创作的人
”。如果没有这一笔补助的鼓励，我想我不会有勇气，在毕业之后立刻投入专职写作。如果
没有投入专职写作，这十五年来，我也没办法累积十几本书、一个yt频道和其他一堆杂七杂
八的东西。
我最后一次拿补助，是十年前的2016年。在那之后，我感觉我有了一定的信心跟资源，可以
放掉补助这台“学步车”了。从那之后，我便不投补助，开始努力“跟市场拿钱”。我当然
不是什么销量巨人，但只要能够自给自足，我就觉得不该占据补助资源，要把机会让给更多
，像当年的我一样的新人。
所以，这几年，所有上过我小说创作课的人，一定都知道，我会花整整两堂课的时间，教大
家怎么写补助企划、帮学生审阅补助资料。小说的世界何其浩瀚，我完全可以用各种文本、
理论和解析塞满数十堂的课程，但我知道，只要学生继续创作下去，他们迟早会学会该学的
东西。最难的不是知识，而是“继续创作下去”。
我能尽的微薄之力，就是让他们知道，台湾的政府体制里，至少有一个能够帮助文学新人闯
过第一关的补助机制。
陈玉珍说对了一半，也说错了一半。
对的那一半是，没错，补助确实是赏创作者一口饭吃。
错的那一半是，补助不是他鸣鼓攻之的杨力州导演那种等级的创作者在吃的，甚至也不是我
这个不如杨力州导演的写作人在吃的。
我们出来为预算请命抗争，不只是饮水思源，更是生怕水流断在我们这一代手上。
你删掉2025年的预算，影响的不是2025年，而可能是2035年、2040年的一整个创作者世代。
正如同，你如果删掉的是杨双子当年拿到的文化部补助，你删掉的就会是2024年，华文世界
第一个拿到美国国家书卷奖的创作者。
我早就不需要这一口饭了，但是台湾下个世代、下下世代的年轻创作者，也许就差那一笔生
活费、那一笔制作费。你得先把他们养壮养大了，他们才有气力去面对残酷的商业竞争。
就像你不会跟一个婴儿说：喂，你给我自己去赚生活费，凭什么要大人喂奶？任何人都知道
，每一个婴儿要是能够好好长大，都有机会带给你无限的惊喜与回报。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正取决于它有多少余裕，去投资“暂时看起来没用，但以后会有大效
应的东西”。台湾并不穷，立委们大手一挥，砍掉的都是亿来亿去的经费。文化相关经费，
根本只是九牛一毛。但正因如此，我更难理解，为什么连这一毛都讲得好像我们贪得无厌一
样。
这套道理，本不需要我写这么长的文章来说明的。早有一个很简单的词来描述，叫做“远见
”。只可惜，对很多文盲级立委来说，这个词的笔画似乎还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