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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电影中的革命：观念的水位与制度的变迁
刘瑜 （清华大学）
在近现代社会，常常是观念的变迁引发制度的变迁——事实上，观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
甚至可能突破经济利益的考虑、暴力机器的压制、国际格局的约束，撬动制度的变化。可
以说，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
；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
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
，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
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
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韩国转型：观念驱动的变革
为什么观念变迁对于制度变迁很重要？观念变迁如何推动制度变迁？观念的变迁又是如何
发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从一个国家讲起——韩国。确切地说，我想从几部韩国电
影说起。
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可能知道过去十几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本国民主转型的电影
。我看过的就有四部：《华丽的假期》《辩护人》《出租车司机》以及《1987》。其中，
《华丽的假期》和《出租车司机》是讲1980年的光州事件；《辩护人》讲一个本来及时行
乐的律师，如何转变为民权辩护人的故事；《1987》则是讲一个大学生朴钟哲的死，如何
点燃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决心。
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哪个新兴民主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自己的转型故事。而且，虽然是
沈重的政治片，并非什么娱乐片，但是据说，这些片子在韩国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
，每出一部，就往往是万人空巷。可见，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
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纪念碑，需要不断重返、朝拜，以此来理解自身并寻找未来的方向。
为什么说这几部电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制度转型的观念根源？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几
部电影中的“革命者”是谁。尽管这四部电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师，有的是
司机，有的是公诉人，但是，他们保护的对象，其实都是同一群人——学生。在这几部电
影里，学生运动都是电影的背景，但却是汪洋大海一样的背景，他们时刻在窗外、在街头
、在电视报纸上涌动，让所有的人无法扭过头去。
事实上，大学生是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其他人，包括电影里的这些主角，都是被
动卷入革命的旋涡的。不过，大家想想，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韩国，还是比较贫穷的
，而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能上大学的都是什么人？一般来说，或者来自精英家庭，
或者很快本人将成为社会精英。所以，如果这些人纯粹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必要
去闹革命吗？没必要。他们已经是天之骄子了，像《1987》里面被打死的朴钟哲、《华丽
的假期》里的那个学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锦的青年精英。
不但他们个人前程似锦，当时韩国的经济也是蒸蒸日上。我们往往认为，民众为什么会革
命？因为民不聊生，对不对？的确，这是很多国家的转型导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
机推动了印尼的民主转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现。但是，韩国
并非如此，很多转型国家都并非如此。韩国在转型前，经济发展态势应该说很好。朴正熙
当政时，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是10%。所谓的“汉江奇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
朴正熙时代完成的。
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观念这个东
西看不见、摸不著，但它是我们诠释世界的“翻译软件”系统。要理解这个“翻译软件”
的重要性，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叫“市场交换
”，但是在极左观念下叫什么？“投机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两个观念体系里，听
上去会成为道义上截然相反的事情。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
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作“剥削剩余价值”。仍然是同
一件事，被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诠释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它是我
们吸收信息的“意义加工软件”。
具体到韩国当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去与威权政府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根据这种价值体系，“生命诚
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你观察电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
号，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至少主要不是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工资、养老金、物价
、就业、住房，等等，而是什么？民主权利本身。
如果去观察韩国转型史，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爆发，都是与民主选举有关。1960年的
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选举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为全斗焕政变夺权，使得朴
正熙之死创造的转型机会被浪费；1987年最终推翻威权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
斗焕6月10日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再次幻灭。
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变革。在有些历史情势下，革命是阶级斗争，
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
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
事实上，这不是简单的韩国现象，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史上很多转型都是如此。当初的美国
革命，真的是因为英国王室对北美民众压迫有多深重吗？其实未必。独立战争前，北美殖
民地交的税比英国本土还要低。那为什么北美要闹革命？“无代表，不纳税”，关键是“
代表”二字。当代世界里，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中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
不是一个经济阶级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而是民众要推翻官僚统治。为什么？正如东德电
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为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
从学生到全民：观念的扩散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
不可能再继续运转。关于这一点，这几部电影都有清晰的呈现。我们看到，在电影里，运
动有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最开始只是学生，但是慢慢地，随着政府暴力的变本加厉，普
通的中产阶级、白领、劳工阶层乃至街头的大妈大婶都开始加入。
《辩护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本来唯利是图的税务律师，因为一个朋友的儿子
被刑讯逼供，最终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车司机》里的那个司机，《1987》里
那个清纯的女学生，《华丽的假期》里面的女护士……也都是本来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是
，因为不堪忍受国家暴力而加入抗争。
所以到运动的最后阶段，无论是1980年的光州，还是1987年的首尔，都是倾城出动了。大
妈大婶给陌生人做饭送饭，司机们免费给伤员当志愿者，加油站让所有出租车免费加油，
护士们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救死扶伤……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非常令人动容。但
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司机们、厨师们、清洁工们、教师们、白领们……都成为“异
议分子”，这个国家还怎么运转？所以，全民抗争会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转的成本。
但是，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在《1987》里，公诉人拒
绝给火化尸体签字，因为这个学生的死因过于可疑；在《辩护人》里，一个士兵成为扭转
案情的最关键证人；在《华丽的假期》里，退伍前军官成为反抗武装的领袖。旧制度的螺
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很多体制内人物艰难的挣扎和变化过程，所以
，鸡蛋怎么可能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中学的子女，
在当律师或者记者的同学，在工厂参与劳工运动的亲友……当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迁，
这个观念会发生一个“上渗”的效应，软化坚硬的高墙。
这种软化之所以会发生，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韩国人的执著。要知道，韩国的民主运动不
是1987年才开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后才开始的。可以说，它断断续续进行了30
年。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
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无数大学
生被开除、被殴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仅1980—1987年，就有12万多名大学生被开除
学籍，到1986年还在押的3000多个政治犯中，85%是学生。
为了进行劳工维权，数千名大学生假扮工人进入工厂，组织工会，一旦被发现被抓，新一
波的大学生又跟上，这叫“排队入狱”。在电影中我们看到，有大量民众被殴打、被射杀
的镜头，学生被刑讯逼供的情节。所以，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
来的。
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
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
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
。我记得1997年，我当时还在国内读研究生，给一个韩国留学生当家教，教他中文，不过
，这个留学生年龄比较大了，大概有40岁左右。有一天我给他上课，那天正好是韩国大选
的日子，课上到一半，消息传来，金大中获胜，我那个学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动得把我
给抱了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三圈。我当时非常尴尬，觉得学生对老师这样不大合适吧。但
是今天回想起这个细节，我才意识到，根据他的年龄，他应该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韩国
大学生，当年就是在街头被殴打、被喷催泪弹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当时是韩国最著名的
反对派，几代韩国人的精神教父。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韩国会有那么多反映转型故事的电影出来，而这些电影在韩国会
如此受欢迎，因为这个抗争过程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韩国精神”的一部分
。这种几代人添砖加瓦构建出来的民主，和那种短平快的转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
，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
门、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没有观念
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韩国不同，共同浇灌出来的民主大树，每个人都很珍惜。说实话，在看这几部电影的过
程中，我意识到，电影对历史过于简化了，黑白过于分明了。比如，其实韩国学生运动后
期有不少暴力行为，但是电影对此几乎完全没有反映，而电影里的坏人也非常脸谱化，似
乎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不过，这些电影可能本来就不仅仅是要讲历史，而是要塑造一
个民族的图腾。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话，韩国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们的民族神话。
观念从何而来？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说观念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观念又是从何而来？“若为自由
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观念状态，更自然的观念状态可能是“过好小日子
就行了，谈什么政治”，或者“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
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
念？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观念成了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对此，当然存在很多的解释。比如，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韦尔策尔（
Christian Welzel）就论证说，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用一句朴素的
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
价值了。英格尔哈特也的确用大量的数据展示，大体而言，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民主观念的
深入程度呈正比。韦尔策尔甚至写过一篇论文，驳斥所谓的“亚洲例外论”，因为根据他
的发现，在经济发展带来观念变化这一点上，亚洲并不是什么例外。
但是，就韩国这个个案而言，经济发展的解释说服力有限。的确，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
经济已经实现了相当的发展，这可能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到80年代，民主观念逐渐从学生向
全民扩散。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远不是一个发达
国家，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经常会有一些角色表示：韩国经济不够发达，现在还不能民
主化。像《辩护人》中的一个海归商人，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诫男主角宋律师：韩国的国民
收入至少还要翻三倍，才能启动民主化。宋律师的回答则是：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
现在不这么认为。
相比“经济发展”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是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政治机会理
论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
，“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
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有缝隙的地
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
放在韩国的背景下，尽管自李承晚时代开始，韩国就是威权制度，但这是一个充满缝隙的
威权制度。朴正熙的前两次当选，都是通过具有相当竞争性的选举上台的——他在这两次
选举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这
说明其竞争者有相当的政治空间。1971年议会大选，反对党赢得了44%的选票，同年的总
统大选，反对派金大中赢得了45%的选票，这些都显示，韩国当时的政体其实更像是一种
混合政体，而不完全是威权政体。
韩国实施完全意义上的威权统治，其实只有几年，就是1972年朴正熙实施“维新宪法”之
后。那之后，总统选举从直选改成间接选举，朴正熙的得票率就几乎是百分之百了。也是
在这个阶段，政府开始了对公民社会残酷的镇压，包括绑架金大中、给他判死刑，都是这
个阶段的事。但是，这样的铁腕统治也就维持了7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后，就大致
结束了。1980年光州事件后，政府又做了很多让步，释放一批政治犯，让大批被开除的大
学生重返校园，1985年还放开了国会选举。
所以，韩国的民主运动就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在校园里，除了维新宪法那几
年，学生会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选出来的学生会成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各种以“学习小
组”“兴趣小组”面目出现的学生组织也很多。此外，当时的韩国有宗教自由，教会的成
长很快，教会后来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都能看到牧师的身影
。工会、农民协会，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是一点点挤
出来的，一厘米的缝隙被挤成十厘米，一米变十米……直到新制度从旧制度中破茧而出。
当然，韩国民主运动也有低潮期，什么时候？恰恰是政治压制最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
为没有政治机会，就没有政治运动。
可能有人会问，就算是制度缝隙为民权观念的扩散提供了杠杆，那韩国人的民权观念，最
初源头又是哪里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韩国、中国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欧美
国家本身，答案都是类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开始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大家都知道，
它所缔造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主权在民”。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上
帝、是天命，所以统治者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后，人们认为公共权力
的来源是民众，所以被统治者驾驭统治者，才是自然秩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
，世界政治史上只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这场“主权在民”的观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
是这场革命的支流而已。
可能有人会困惑，几百年前的几个白人男子，什么洛克、卢梭，他们怎么就这么能蛊惑人
心？这些韩国的学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众，就这么容易被几个西方思想家给洗脑
了？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思想者很多，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没有几个。启蒙思想的致
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
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
东西给照亮而已。或许电影里的学生和教授读过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里面的律师、
司机、加油站老板、护士、狱警……哪读过什么卢梭、洛克，他们只是知道，刑讯逼供是
不对的，文字狱是不对的，拿着警棍四处打人是不对的，死人不让报道是不对的……这些
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让他们慢慢意识到，除非权力结构改变，这些不对是不能被系统
纠正的。
《1987》里面有一段对话，一个女孩劝她所暗恋的男大学生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
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白日梦了，醒醒吧。那个大学生说：“我也想啊，但
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可以说，一语道破了启蒙观念的真正起源。那个小
女孩当然说不过他，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会想到1000个理由去反驳他：你
没想到民主运行的经济条件吗？你没想过转型后的裂痕动员吗？你没想过革命的时机和策
略吗？你没想过国家能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吗？……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
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沈淀、所有理论的波
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
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出处：刘瑜，《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页
241－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