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发生多起由精神疾病患者犯下的重大刑案，其中，今年4月30日一审宣判的“嘉义杀
警案”，因法官认定郑姓男子患有思觉失调症，行为当下无法辨识其行为违法，因此依刑
法第19条第1项规定，判决无罪不罚。然而此判决显然不符合社会期待，舆论譁然，除了加
深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也加重了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甚至对立。对此，台湾基进立
委陈柏惟认为，要解决精神疾病的问题，是一整个社会的改变，它的终点可能是，“不只
是精神疾病患者，甚至是罪犯，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陈柏惟表示，像北欧国家，他们的认知是，一个人会有病，是因为他这辈子经历过的教育
，包括学校、社会、家庭，所以一个人有病，是这个社会有病，是教育出了问题，是家庭
的责任，所以他们不处罚精神疾病患者，因为我们没有照顾好他，或是说某种程度我们没
有做好。
陈柏惟认为，当然政府体制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从整个文化的角度来看，它是一整个
社会的改变，他常讲这种东西走到终点就是，你会觉得不只是精神疾病患者，甚至是罪犯
，文明的国家都会认为那是我们的问题。
他举例，像在日本，小孩子犯错都是家长的责任，而且是一辈子的；还有芬兰，他们认为
如果国家的政府体制应该要照顾每一个人，而我却照顾出了这样的怪物，那这是我们政府
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陈柏惟说，这件事情的终点可能就是会到这种程度，但目前台湾还没有那样的共识，就像
传统常讲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们现在的社会氛围，只会把罪犯丢
给政府，但事实上，政府除了学校教育之外，也没负担到什么权利跟责任，比如说叫你去
杀人，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教过你杀人，只有之前国民党政府杀过人。
他认为，在我们想像的那个比较好的未来里，我们都要认知到，如果要政府去管这件事情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是我们的责任，当人民觉得“这是政府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的
时候，本身就已经跟民主制度脱节了，“是政府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
唉
如果有那样的未来
我一定要
反正是社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