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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tic (无明)
2020-09-25 22:16:16台湾最曲折冤案死囚!他历经21年“生不如死”终洗冤、献身公益16年 却又遭一纸新判
决重击
https://www.storm.mg/article/3060419
谢孟颖 2020-09-25 09:10
“有个朋友在当法官,我就告诫他,一定要很细心──对法官来讲,这就是个‘工作’,
但对被告来说,却可能是一生纠结……”
“冤案”一语看似离人遥远,对于如今年近50的苏建和来说,却几乎是他的一辈子──19
岁那年,他无端卷入杀人案件、遭警察电击刑求后被判死刑、挤1坪牢房随时活在被枪决
的恐惧下;历经21年才得到真正“无罪”后,他放弃大企业邀约、投身薪水不高的人权团
体、16年来坚持至今,却又因最新判决面临可能产生的民事赔偿。明明没杀人却可能要赔
偿死者家属,30年了,他还在跟这案件搏斗。
2003年苏建和初获判无罪获释、案发21年后的2012年刑事全案定谳至今,或许人们对苏建
和的认识就是“冤狱平反”、能无罪是可喜可贺,但无罪判决并不是一切的终点,与社会
脱节近12年的未知新生活、母亲与弟弟背负的“杀人犯家属”之名、死者家属无法被平复
的伤痕,都让他到了2020年仍无法真正“平反”──尽管重生之路如此艰辛,苏建和愿以
余生致力公益,那铁窗下的4170天,已深刻得让他能够理解各种弱势者的无助、无望、无
奈,如今他最大的盼望,就是一切官司能在有生之年终结。
“我叫越大声他们就越高兴,玩累了就换人来整我”19岁遭警察灌水电击刑求到下体溃烂
他想撞墙自杀却被戴上安全帽
2020年9月份采访这天,面对相机镜头,苏建和起先是抗拒的:“别拍到我脸,我不喜欢
拍照。”没等记者问折衷方案,苏建和就接着说,他不是真的拒绝给拍,只是看到相机仍
会怕怕:“以前一天到晚被记者拍拍拍,每天第四台都在报报报,现在30岁以上很多都还
叫得出我的名字啊!”他原先只是个在平溪长大的孩子、高职工科毕业后做车床的年轻劳
工,19岁那年卷入的冤案,却让他莫名成为媒体焦点、成为台湾“名人”之一。
1991年3月24日,汐止夫妇吴铭汉、叶盈兰身中79刀惨死家中,警方虽依现场血指纹逮捕
主嫌王文孝、王文孝也供称是因为欠债才犯案,但因警方不相信被害人身中79刀是一人所
为,王文孝便在压力下供出弟弟王文忠与弟弟友人苏建和、刘秉郎、庄林勋等,说杀人前
还有轮奸,苏建和的人生就掉入地狱。
先是友人王文忠遭警察灌水、怒骂“你哥怎么可能诬陷你”、只能发誓说苏建和也有作案
,接着就是苏建和被毛巾覆面灌水到无法呼吸、晕厥后又被电击棒电醒、生殖器被电到溃
烂,“我叫越大声他们就越高兴,玩累了就换人来整我”,那时他痛苦到想直接撞墙自杀
,警察却硬是套上安全帽,求死也不能。
“再审法官听了我在警局的录音带,我讲了59次:我没有杀人、没有强奸、没有犯罪。”
尽管苏建和被打得全身是伤、同案刘秉郎与庄林勋也有遭到刑求,检察官却问:“你被刑
求跟我有什么关系?”尽管现场鞋印就只有王文孝的、所谓“凶刀”也验不出苏建和等人
指纹,苏建和依然在1995年遭判死刑定谳。
那时死刑定谳几乎是3天就会被枪决,苏建和在仅有1坪大的牢房与2–3名狱友挤成一团、
天天活在可能被枪决的恐惧里。他曾替46个死刑犯狱友送行、其中至少3件他确定是冤案
,也看着许多冤案受刑人发疯、幻听、尝试自杀又被救回,生不如死。
甚至,有媒体在完全没采访的情况下刊出所谓“独家专访”,那些报导写得绘声绘影,家
人背负“杀人犯家属”阴影、弟弟遭同学嘲笑,苏建和则在叠满水泥、铁柱而无法伸手出
铁窗的牢房里怨天怨地怨警察,不敢想像什么“未来”。一片绝望之中唯一的希望,是四
处奔走要替儿子平反、甚至声援江国庆与卢正冤案的父亲:“我爸为了救我积劳成疾,他
本来不会那么短命的,他做自助餐凌晨两点备菜、收店下午去陈情,有时候半夜才回去,
接着又要备菜……”
苏建和说,父亲不只每周都会去看他、听他抱怨警察抱怨司法不公,父亲也印文宣纸本跑
遍各校法律系、一切人权团体陈情,奔波数年才终于找到1984年成立的台湾人权促进会(
台权会)──那时办公室只有3个工作人员,父亲虽然困惑“怎么这么小”还是陈情,没
想到对方一看就直说苏建和的案件疑点太多、就受理了。“原来重点不是人多或人少,是
他们有没有心去做一件事。”苏建和记得父亲当时这么说。
遵从先父遗愿投身公益与司法改革:如果踢到一颗大石头跌倒,我愿意把石头搬到旁边去
、避免下一个人再受伤
2003年1月13日,苏建和首度等到迟来的“无罪”、暂时恢复自由之身,然而他早已脱离
社会12年,要“回去”并不容易。苏建和说,19岁那时家里还是大同黑白款、出来以后却
变成108个频道、他连遥控器都不会用,热水器也多了安全开关、他一开始连洗澡怎么开
热水都不会,这些都还算小事──更困扰的是因为牢狱生活暴瘦如骷髅、走在路上都会被
警察怀疑吸毒,也因为自己实在太“有名”,连在社区生活都有困难。
“人家看你好像不同世界的人,我们那社区的人都知道我,我好像有刺一样、人看到会尽
量弹开,坐火车的时候报纸还是很常报我的案子,有遇到两三次乘客的异样眼光,那时候
有车掌很好心,他会说,不然你去车掌室、坐到台北车站……”承受异样眼光的当然不只
苏建和,他后来才知道自己被抓去关时,就读国中的弟弟因为名字也叫“苏建X”,常被
看到命案报导的同学问“是不是你哥”、被嘲笑、弄到一度患上忧郁症。
虽然“有名”也给了苏建和一些重生的机会,本案超过400名的救援团体志工里有成员是
大企业老板、至少两家大公司要给苏建和工作机会,苏建和婉拒了。在连电脑都不会用的
情况下,苏建和挑选一条最艰辛的道路、选择到人权团体当志工又转正职,为的是父亲的
遗愿。
“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没有,我现在只有怨恨。”这是苏建和父子在看守所曾经
的对话,那时苏建和怨天怨地、怨警察怨司法、根本没办法静下心,但在父亲反复“要看
书”、“要替未来打算”叮咛下,苏建和在23岁的某天突然看起书来了,即便那时被判死
刑。而后的一段话,更是改变苏建和的一生。
“如果有天你在路上踢到一颗大石头,心里会怎样想?”苏建和记得那时父亲这样问,他
秒回:“谯他啊!谁这么缺德,在路边放石头?”那时父亲说,他以前也会这么想,但在
救援自己儿子,甚至跟人权团体声援卢正、江国庆等冤案以后,他想法变了:“如果在路
上踢到一颗大石头、被绊倒,有余裕,我愿意把石头搬到旁边去、避免下一个人再受伤。”
“我当时听到才20几岁,我满无感,但我爸爸希望我记得,后来他把这变成遗愿了……”
后来父亲没等到儿子平反就抱憾离世,苏建和说,那也是他唯一一次非常想死的时刻,但
后来想想自己碰到很好的义务律师,那些律师21年都不愿意放弃他、“我难过的时候他们
哭得比我这当事人还大声”,后来声援苏案的志工还高达400多位、有学生有护理师甚至
有大企业老板,他意识到社会仍有良善,他想法也慢慢变了。
“虽然我们没有做坏事、我们是被冤枉的,但我们受人恩情要回报,我要往那个NGO、公
益团体工作。”就这样,苏建和来到当年声援他的人权团体从志工开始做起,周一台权会
、周四民间司改会、二三五在人本教育基金会、之后又成为专职人员,他想实现父亲遗言
,把一切伤人的大石头都搬开。
“就像当年从来没人问我在想什么,大家就觉得我是坏人”亲身体会刑求与歧视之苦 他
获判无罪16年来致力零体罚、为弱势发声
人权团体也是一份工作,与社会脱节12年的人要去工作并非易事,苏建和记得一开始在人
本当志工就因为搭电梯面无表情吓哭楼上的年轻OL,执行长带他去道歉、教他怎么跟人应
对打招呼,他也记得曾有同事问他“为什么不吃午餐”,他竟冷淡回答:“吃那么饱要干
嘛?可以活着就好了。”命都差点没了、12年的青春被司法葬送了、父亲也不在了,他还
能在乎什么?唯一能在乎的,就是人权法治最重要、要当志工、要履行父亲的遗愿。
那时人本教育基金会正在推行零体罚,苏建和到刚盖好的101底下发传单、一天发5000份
,12年来都在牢笼里看不到阳光的他根本不怕晒太阳、晒到满脸都黑斑也不在乎,他也跑
遍深山发问卷、参与100多场的摆摊宣讲,做着做着苏建和也慢慢意识到,原来自己过去
受过的苦,都跟人权议题有关。
2000年5月2日民间司改会展开救援徐自强、2003年获判无罪的苏建和加入整理连署书的工
作,后来又投入郑性泽平反声援──同是冤案被害人,苏建和当然对徐自强与郑性泽案很
有感、也以过来人身份鼓励他们,但他关心的不只是冤案,例如人本教育基金会推的“零
体罚”,苏建和就相当支持。
“你打小孩是为什么?因为小孩不按照你说的,你就打他、让他害怕恐惧、他就配合你说
的──之前那些警察不就这样对我的吗?他就刑求你、逼你说是你做的,这样的教育导致
我们整个社会歪楼……这种体罚教育下长大的小孩,如果他今天当老师,就继续去体罚学
生,去当警察如果觉得‘反正你看起来就是坏人’,就会用刑求的手段逼人家认罪……”
苏建和叹。
碰上乐生疗养院汉生病患者(昔称麻疯病)遭迫迁、三莺部落原住民家园要被拆掉时,苏
建和也是相当投入:“在我看,因为他们是弱势所以‘没有声音’,无法为自己发声、都
是人家来决定你的──这就像当年从来没人问过我在想什么,反正大家就觉得我是坏人啊
!即便说我还在审理中、没定罪,我被媒体报那刻开始,人家就认定我是坏人……”2006
年间于台权会任职组织发展部主任时,苏建和也从医学防治角度写过爱滋病专文,为当时
盛行的“讲话被喷到口水就会传染”谣言大力澄清:“爱滋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认识
爱滋。”
2008年某次中央研究院的研讨会里,苏建和身边坐的是执业15年资深律师、从业16年元老
法官,当他被问“你是谁”的时候,他神秘一笑:“我个人在‘实务工作’17年了。”扛
著冤狱的日子意外成为一种“实务工作”经验,苏建和亲身感受司法失灵带来的沉重伤害
,即便学历只读到高职,他很明白什么叫“歧视”、什么是加诸于街友与槟榔西施身上的
“标签”,他到学校演讲谈冤案也可以谈得顺畅。
例如,苏建和去演讲时常跟学生举例,有个孩子到校常迟到,被老师认定爱玩、打电动打
到爬不起来才迟到,后来老师才知道那孩子靠奶奶扶养、每天清晨都要跟奶奶做资源回收
,才会累得迟到──如果不知道这一面,大家都会以为那孩子本性就是坏、就是懒惰爱睡
觉,一如那些上了社会新闻的所谓“坏人”,但事实真的只有这样吗?是不是需要调查证
据?如果只看到极表面的状况,就永远有人会被误解、被冤屈。
遗憾是“被害者家属”之痛:如果不是当年法院误判、让他们误认,我们彼此之间根本不
会有交集……
虽然做人权团体几乎不可能发大财、工时不定难找对象、苏建和常被妈妈唸怎么还不结婚
,甚至他也明白:“如果16年前就去大公司工作,我可能有家庭、有小孩、有规律的生活
。”但当苏建和去企业募款,被老板问“我十几年都在赚钱,你做什么”时,这工作可以
让他骄傲回答:“虽然我这十几年来都在亏钱,但我在消除偏见、让司法公平公正、法治
人权,我觉得我是‘富有’的──虽然社会进步不完全是我促成的,但我有关心,我有为
这些努力过。”
只是苏建和心中仍有遗憾,是被害者家属永远难解的疼痛。“误判我的是法院,他们也造
成被害人的误解。”1991年吴铭汉夫妇遭杀害后,年幼的孩子肌肉萎缩症发病、家族辛苦
扶养至今,却因当时《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未上路而没得到任何补偿,当法院判决告诉死
者家属说苏建和等人就是凶手、直到2012年才无罪定谳,家属怎可能接受?
于是,死者家属依然持续提民事赔偿上诉、已遭枪决主嫌王文孝的母亲需赔偿831万元,
2020年8月27日,一路被判“免赔”的苏建和等人也碰上最高法院废弃原判决、发回更审
,苏建和早在8年前就无罪,今日却还是有可能要赔偿死者家属。面对这判决,苏建和当
然难受,沮丧时会拚命跟同事讨拍、问说能不能请长假。
被害人家属与冤案受害者在司法上不得不对立,苏建和无奈,但并不怨死者家属,他心里
知道,一切还是在1991那年就出了错:“发生不幸的事情,都是很突然的。”那一年,被
害人一夜间失去家人、苏建和也被抓去汐止分局刑求、一夜间变成“杀人犯”,错误的刑
事判决又让死者家属深信苏建和涉案至今:“如果不是当年法院误判、让他们误认,我们
彼此之间根本不会有交集跟误会……如果证据有调查,1991年我当庭就释放了……”
“对每个法官而言,一个冤案或一件刑案可能只是他的‘工作’,对每个诉讼的人却是一
辈子的大事──我完全没有任何刑事记录、就这件而已,却从我19岁打官司打30年,到现
在还没落幕。”2012年的刑事无罪定谳并非苏建和案终点,就连今日部份舆论都还是会质
疑苏建和:不是你,为什么要承认?要承认就要负责啊?
如今苏建和已不怨法官了,他只希望能继续促进司法改革,他甚至非常关心法官的工时问
题:“怎么去改变司法,要去倡导、要协助他们,让现在的审判环境变更好──司法官你
看他薪水很高没错,但就爆肝、还会肠胃不好,你过劳就容易出事,回头要收拾,可能30
年都无法解决……”
如何落实犯罪被害人保护、让家属得到保障,如何检讨冤案、如何确保诉讼品质、如何让
冤狱平反者顺利回归社会,这些都是苏建和极关心的问题。苏建和盼望有生之年可以不必
再面对诉讼,而在真正能“下课”的那天前,他仍会遵从父亲遗愿,在人权路上搬走一颗
颗伤人的、也曾经绊倒他的,各种“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