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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年春，在漠北草原斡难河源的大帐前，九尾白旄纛（用九条白马尾做成的旌旗）
迎风飘展，草原各部首领正在举行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忽里勒台”，一致同意尊奉铁木
真为蒙古大汗，上尊号“成吉思汗”。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的建立结束了漠
北草原四分五裂混战不休的乱局。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达阴山，北抵“林中百
姓”居住地区（贝加尔湖附近）的广袤土地成为成吉思汗一统的天下。
成吉思汗祖孙三代的征战，实现了后来西方学者所说的“蒙古（统治下的）和平”（Pax
Mongolia），当时的西方人甚至惊呼：“蒙古不是一个国家，蒙古就是整个世界。”
“蒙古和平”下的丝绸之路
阿拉伯帝国与大唐衰败后数百年来时断时续的东西方交通，在“蒙古和平”时期已经畅通
无阻。此时的丝绸之路北穿今天的南俄罗斯，南贯波斯，其中一条从中亚细亚沿天山北麓
直通和林（今蒙古国哈拉和林），再从那里通到大都（今北京）；另一条从西伯利亚南部
沿萨彦岭北麓直通和林与大都，当然还有从中亚经河西走廊直通中原的传统商道。商队在
旅途中所花费的时间由于道路条件良好而大大缩短，在当时以牛车、马车为主要交通工具
的条件下，从克里米亚半岛到大都（今北京），不过五六个月的行程。
顺着丝绸之路，蒙古统治者“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所驿站的费用和供应作好安排，配
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每个驿站间隔的距离，一般情况下是
当时的交通工具一天左右的路程，即30至50公里。驿站所提供的交通工具也因地区有异，
从马、牛车、驴车、骆驼车、船，一直到狗拉爬犁。
当局从当地征收的“全部收入用于支付强征的签军、驿站和使臣的开销。除此以外，不得
干扰百姓，不得非法征索，向他们要东西，更不得接受贿赂”，其中竟有半数是用来维持
驿站运营的，包括经营驿站本身的费用，如粮食、交通工具、牲畜等，以及提供给过往使
臣、官员、宗王、商人等的食宿之费。
得到蒙古帝国精心维护的驿站系统自然是商人的福音。在世纪出版的一本商业手册《通商
指南》中，佛罗伦萨商人佩戈洛蒂（Pegolotti）强调，通往中国的道路“无论是在白天
还是在夜晚，都是非常安全的”，即使稍有危险的路段，“若结队至60人同行，即当最危
之际，亦与居家无异”。蒙古当局还颁发了一种具有护照和信用卡功能的原始证件，所谓
的“牌符”。这是一块比手掌大的金牌、银牌或木牌，它用一根链条穿着，戴在脖子上或
系在衣服上。“牌符”的持有者可以在帝国全境平安旅行，“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
者如出邻家”。
中亚地区的丝路重镇中，虽然大都在蒙古西征时经历了兵燹，但大多数随后就因大规模的
东西方贸易活动而重新恢复，到1259至1260年，即成吉思汗西征40年后，“这些州县在某
些方面已达到原来繁荣昌盛的水平，而在另一些方面很接近原来的水平”。比如13世纪中
亚最著名的商业重镇玉龙杰赤，在佩戈洛蒂的《通商指南》中，这里已经重新成为东西方
贸易的枢纽，“商务繁盛，货到即可销出”。在中世纪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
看来，玉龙杰赤是“最宽阔、最雄伟、最美丽、最庞大的城市。市场建筑雅致，街道宽敞
，房舍鳞次，真是美不胜收。该城人口之多宛如潮涌”。
此外，蒙古帝国时代的丝绸之路还出现了一条新的商路，从黑海沿岸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
亚速起始，向东越过伏尔加河，横穿钦察草原或者转向东南进入中亚。“在钦察汗国整个
存在时期，亚洲是从基辅城的南郊开始的。”
这条连接欧亚的商路在钦察汗国境内，黑海的港口与蒙古统治下的东亚市场相连，草原地
区或北部森林地区出产的粮食、牛马、皮毛、木材和鱼虾，以及中国或中亚生产的奢侈品
——譬如丝绸（包括生丝）和瓷器——都是由船只或商队运送到拜占庭、埃及、敍利亚和
意大利等地的。作为交换，珍宝、贵金属、香水、水果以及非洲牲畜也源源不断地运往中
亚和中国。
伊本・白图泰曾记述：“萨莱城是最美的城市之一，它建在平原上，规模特别大，人口众
多，市场壮观，街道宽阔……到处都有漂亮的市场，宽阔的街道，大量的清真寺。这里的
丝织品大部分是从中国运来的，从匈牙利、俄罗斯，甚至意大利来的商人用不着到中国去
买中国丝织品。他们可以在这里买到它。”
波斯的“中国风”
实际上，“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带来了伟大的突破，它使人们的视野从地中海转向亚欧大陆
”。元世祖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在西亚建立了自己的汗国，即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利汗
国（旧译伊儿汗国），“伊利汗”（Il-khan）意为“总督”，这本身就说明旭烈兀承认
忽必烈（以及元朝皇帝）是帝国大汗，而自己的汗国则是元朝的藩属。
事实也是如此，旭烈兀以后的历代伊利汗即位，都以得到元朝皇帝的册封为合法程序，当
然元朝皇帝也从未刁难伊利汗的册封。伊利汗国是以波斯（今伊朗）领土为中心建立起来
的，而波斯在古代就以其发达的文明著称于世。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与伊利汗国
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极具吸引力。一些著名的大商人不断往返于两国之间，如“波斯
人马思忽惕之父牙豁卜（Yacob）为大商，于1276年自忽必烈驻所还”。既然牙豁卜为大
商人，他返回伊利汗国，当然少不了贸易经商活动。
随着1258年巴格达为旭烈兀所攻陷，并降为伊利汗国的一个边疆省区，这座“天赐花园”
失去昔日的显赫地位。取代巴格达商业地位的则是阿塞拜疆地区的大不里士（今属伊朗）
。这个伊利汗国的首都位于西至小亚细亚，北达南俄罗斯的交通要道上，因而作为一个国
际大都会异常繁荣起来。马可．波罗声称：这里“位置适中，是商业枢纽，所以印度、巴
格达、摩苏尔、克雷默索和欧洲等地的商人，云集在这里进行贸易，吞吐量很大，城中珠
宝的货源十分充足，可供各地商人前来采购”。
意大利商人在这里可以轻松地获得伊朗和中国的织物、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大不里士夺走
了波斯湾所有的香料贸易，这些香料被直接运到大不里士，而不是巴格达、巴士拉及其他
古代贸易中心。
旭烈兀早年西征时就带去了许多中国医生，他生病时，由随侍的中国医生治疗。伊利汗国
的合赞汗（1295—1304 年在位）患眼疾，由中国的热炙疗法治愈。唐代孙思邈的《千金
要方》在元代被译成波斯文。与此同时，阿拉伯的医学知识也传入中国，明代医学家李时
珍的《本草纲目》中已记有许多阿拉伯传统药物和医法。可以说，经由丝绸之路传入的东
方影响在伊利汗国随处可见。波斯和阿拉伯世界酷爱中国的艺术，那里的人们仿造中国的
瓷器，学习中国的水墨画，戴中国式的帽子，穿中国式的服装。中国风尚在蒙古人统治时
期的伊朗社会中已成为最流行、最有感染力的新事物。
世界上最早的币制条例
在洋溢着“中国风”的伊利汗国，甚至出现了纸币这一当时堪称新奇的物品。
毋庸置疑，纸币源自中国。中国最早的纸币是“交子”，出自10世纪北宋时期的四川民间
，当时四川铁钱繁重，商人为方便交易与携带，出具了一种两面印花纹的纸券，金额由商
人临时填写。“交子”的叫法与四川方言习俗有关，是对照票据取钱的意思。“交子”起
初由商人自由发行，信用度低，后十六户富商主持印制与发行，再后来，私“交子”被取
缔而由政府发行官“交子”。宋朝纸币主流为“交子”“钱引”“会子”“关子”，纸币
实行“届”制，一般三年为一届，期满发行新纸币兑换旧纸币。
到了元代，纸币（钞）更成为全国通行的唯一法定货币。元廷禁止金银、铜钱在市面流通
，“只准官收作价”，将收集的金银集中于国库作为纸币发行的“本”（准备金），用严
厉的国家法令强迫百姓只能使用元朝纸币。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政府颁布了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整治钞法条划》，对元朝纸币的发行流通等做了基本规定。5年后，元廷
根据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并针对前一个“条划”在执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又颁行了《
至元宝钞通行条划》十四款，这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完备的币制条例。
正是依靠这个条例，元朝纸币流通得以成为“纯纸币”流通。新条划十四款详尽地规定了
元朝基本的币制规范，如宝钞种类和票面单位、宝钞发行和易换方法、发行准备金办法、
宝钞行用范围和新旧钞比价、买卖金银办法与私自买卖金银的惩处、伪造宝钞的惩处等。
元廷设立独立的诸路宝钞提举司，全国各地设平准行用库，以具体贯彻执行这些制度。宝
钞提举司专司宝钞的印制、发行和日常管理，平准行用库则是由政府拨给一定钞本，通过
其分布广的优势吞吐金银、纸币，用以平抑物价，藉以推行钞法。通过这些措施，元朝的
纸币“东进渤海、西贯中亚、南达夷越、北穷朔漠，莫不通行”。
近代以来，从吐鲁番等地出土相当数量的元代“中统钞”及“至元钞”，也可看作是上述
说法的佐证。当时，元廷官员的俸禄、军兵的饷银都用宝钞发放，政府税收、市场买卖、
借贷等均必须使用宝钞。马可．波罗亲眼所见，大元帝国的所有臣民都毫不犹豫地接受这
种纸币，使用起来“竟与纯金无别”。
毫无疑问，元朝纸币是我国3000余年货币文明史上灿烂的一页。它开世界纯纸币流通之先
河，借元朝辽阔版图，流通范围空前广大。其影响所及，竟远至西亚的伊利汗国。13世纪
末期，伊利汗国正处在财政危机之中，“国帑……罄尽，且不能举债。由是不能以一羊供
汗食”。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想到了元朝畅通无阻、万般灵验的纸币，并希望通过它来摆脱财政困
境。当时服务于伊利汗廷的元朝丞相孛罗告诉伊利汗乞合都：“纸币是盖有大汗印的纸，
纸币代替金属铸币可在元朝四处流通，元帝国所有的硬币巴里失（银锭）便被送入国库存
储。”乞合都汗意识到纸币的生产成本低，却可累积金银，世上的金银对其而言永远不够
，于是赞成在伊利汗国印刷、发行纸币，遂于1294年5月初召开了有关纸钞的会议。经过
几个月的准备，伊利汗国于 1294年9月12日正式发行纸币。